职业女性占社会人力资源总量的一半左右。丹尼尔·莫扎特与玛依玳·阿尔毕丝杜尔在其合着的《中世纪以来法国女权运动史》中曾述： “在大的工业区，越来越多的工作由妇女担任……1790 年在毛纺工业中女工占 45. 6% ……”[1]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构成部分，使得女性地位的提高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妇女要求平等的说服力。女性走向职业世界是妇女解放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职业世界中的女性仍然面对着由性别差异带来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女性劳动者就业难、失业多、两性收入差距大、性别职业隔离、退休年龄性别差别、女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等现象。
一、现实： 女性是人力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法律赋予女性同男子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但如果没有给予女性经济机会去获得财产，那么，占有、使用财产的权利对女性毫无意义。英国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这一女性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中提出，只有改变生产、生育、性关系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个结构的紧密结合，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米切尔认为，除非在社会劳动中产生一场革命，否则妇女劳动就只会被看作是男性劳动的附属品。早在第一波妇女运动中，妇女在就业以及具体的劳动分工、家庭等各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问题就受到广泛关注，“妇女可以同时兼顾家庭与事业”[2]的观点被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为了满足战争需求，大量男性劳动者离开工作岗位奔赴前线，由此带来女性劳动力填补劳动空缺的需要，因战争，女性获得了实现自己工作权利的机会，同时，女性成功地胜任了过去被认为只适合于男性的工作。由此，女性经济地位特别是职业地位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女性政治权利、教育权益和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的发展。
“女性的地位，就像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东西一样，其根源在于经济基础当中。”[3]28就业是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的先决条件。“女性和男性应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在就业中享有同等待遇”,这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原则和标准。在关于妇女保护的公约、宣言、决议中，许多都涉及对于女性就业权益的保护。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推进和各国的男女平等政策的落实，以及由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文件和公约构成的妇女劳动权益保护的国际共识，为女性在职场获得一席之地提供了“通行证”和权益保障。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储存、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知识经济是当今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4].生产方式的转变及发展趋势，为女性融入职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软实力”的竞争取代了体力的比拼，使得对于占人口近一半的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现实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要。
近几十年来，在大多数国家，女性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从事的工作领域也趋于广泛。但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女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就业权益，但实际上基于性别因素对求职者进行挑选的现象仍然很常见。比如，招聘中常见的以工作艰苦、经常出差为由，而把女性排除在外，看似是对女性的保护与关爱，实际上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限制了女性自由择业的权利，减少了女性的就业机会。在同一竞争环境里，实际上女性和男性处在不同的起点，在事实上造成了妇女虽然构成劳动力大军的一半，但却处于经济的边缘而非中心。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高度看，推进人才性别结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从政治角度来说，人才的性别构成情况彰显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 从经济角度来说，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进行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整体人力资源的提升； 从社会角度来说，人才性别构成的均衡有利于男女两性的和谐，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视角： 从“性别”到“社会性别主流化”
马克思指出： “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显示了人类由自然行为转变为人类行为的程度，以及人的自然性转变为人类行为的程度。”[5]在当代，研究性别问题，首先要分清两个基本概念，即性别（ sex） 与社会性别（ gender） 是存在差别的不同概念。“性别（ sex） 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两性差异表现在染色体、性腺、性激素、解剖构造、生理机能、身体形态、运动机能等方面。”[6]3“男”与“女”的差别取决于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的性别。在具有生物属性的同时，人类的性别还具有社会属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女性或男性的界定依靠的是与文化相关的‘社会印象',这套模式深深地刻在人们的头脑中，人们以此来规范自己的性别行为，并进行社会交往。”[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