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焉。”[1]非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地也有一地之文学，很多文学流派就以地域命名，比如江西诗派、桐城派、竟陵派、阳湖派以及现当代的荷花淀派等等。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颇为繁多，但是宋词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一大代表，虽然出现了众多的词派，比如花间派、豪放派、婉约派以及柳永的俚俗派[2],但并没有出现以地域命名的词派，却形成了一个个地域性的词人群体，而福建词人群在南宋词史上显得尤为突出。“而南宋词人也较北方词人为多。两宋词家中，尤以江、浙、闽、赣为特多。属于江苏的八七人，福建的一二三人，江西一六三人，浙江二零九人。”[3]
纵观文学史我们又可以发现，闽地词坛虽然出现了柳永、刘克庄这样的大家，甚至辛弃疾在闽地为官期间也有三十余首作品传世，但是闽地词人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其影响极为有限，结构颇为复杂，创作风格迥异，甚至地域色彩也非常不明显，显得较为松散。文章以下将从词人结构、创作风格和地域色彩方面对两宋闽地词坛的松散性进行论析。
一、词人结构的复杂性
应当看到，福建词人这一群体人数较为庞大，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都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词人结构较为复杂。
首先，从时间上看，很多闽地词人在福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因其各方面成就较大，往往被视为闽地词人的代表。尤其是北宋的一些闽籍词人，其活动范围大多围绕汴京，比如柳永、蔡襄、蔡京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柳永，仅仅少年时在福建崇安苦读，此后一生或流连都市或天涯羁旅，传世词二百余首，与福建相关联的并不多，《巫山一段云》寥寥数首而已。一直到宋室南渡，很多闽籍词人由北向南，返回故乡，福建安抚使程迈约请李纲、张元干等人，编《止戈集》，这些闽籍词人在闽地互相唱和，福建词学开始发展，到了南宋后期，闽籍词人真正形成气候，尤其是以黄昇为代表的一批词人，不仅往来密切，互相唱和，乃至结成社团，真正形成词人群体。[4]
而且，有一批词人虽然并非闽籍，但却曾在闽地为官，同时进行了文学创作，辛弃疾、叶少蕴、蔡行之、魏了翁等人都是如此，辛弃疾宦闽期间，有三十六首词传世[5],虽不多，但在对于闽词的探究过程中，仍应当引起重视。其次，从空间上看，福建词人群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福建古称“闽”,地处东南，东海阻隔，武夷、仙霞岭屏障，使其与外界沟通困难，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近乎孤立的存在，被视为化外蛮夷之地，骆宾王曾有“闽俗本殊华”之语，可见一斑，北宋初年，划福建为“八闽”--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兴化军，宋室南渡，福建离京都较近，且远离战乱，导致大量外来人口迁入福建，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输血，福建遂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6].而这种文化上的骤然发达，直接导致了八闽地区各地宋词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建州词人数量为最，在宋人词选中出现频率也最高，最早的福建词人譬如柳永、杨亿都是建州人，其余的刘次公、真德秀、刘清夫等人都出自建州，约有四十人左右，站了福建词人群的三分之一。福州词人次之，约有三十余人，其代表人物张元干、潘昉、黄孝迈等人。泉州、邵武、兴化三地词人数量大致相等，但以兴化军词人质量为优，刘克庄、黄公度、王迈等词人均出自此地，南剑州词人数量再次之，至于漳州、汀州在南宋时仍然相对落后，二地词人寥寥几人而已。
二、福建词人群词风的极大差异
宋词词风多样化，“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7]
婉约与豪放大致为宋词的两种基本风格，此外还有艳丽、俚俗、清空骚雅等诸多风格，不一而足。
而对于福建词人词风的研究也早就开始，大致结论是“闽地词坛始终回旋着爱国主题、豪壮之风。”[8]并且多将闽地词风与理学兴盛相关联，应当承认，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非但闽地，整个词坛都偏重于豪放、爱国的主旋律，即便婉约大家李清照，也有“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心念故国之语。但这种豪放、爱国主旋律背后，仍然掩盖不住闽地词人词风多样化的特点。
闽地词人，其中最杰出之辈，莫过于柳永、刘克庄、张元干、黄昇、黄孝迈等人，其中柳永影响最大，被奉为俚俗派创始人，自不必赘述。其次当属刘克庄，“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9]刘克庄的豪放词堪称一绝，辛派词人除稼轩外一大健将，而张元干豪放、婉约兼擅，黄公度与张元干类似，风格并不拘泥于一个流派，赵以夫、黄昇、严仁等人被刘扬忠先生认为颇得姜夔遗风，尹焕、黄孝迈与吴文英一脉相承，余者如真德秀以清丽为上，章楶以描摹景物着称，蔡伸则绝类贺铸。而对于此时闽地词坛出现的爱国豪放之作，我们也应看到，除刘克庄豪放、爱国词成就较高之外，更多的闽地词人所做豪放之词，虽为后代敬仰，更多原因在于其人格、情操、境界，而非其真实文学水平，譬如李纲、陈德武等豪放词人，其词并没有被《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乐府雅词》、《绝妙好词》等重要宋词选本选中，由此可见一斑。
从上述探讨可以看出，闽地词风虽以豪放而着称于后代，实则婉约、豪放并存，甚至豪放派的文学成就较低，婉约派也并非呈现一种风格，雅正、俚俗、清空骚雅等等风格并存，并未体现出一致的继承性，即便是成就最大的柳永与刘克庄，其词风在闽地也同样后继乏人。
三、地域色彩的淡化
“词贵得本地风光”[10],但在闽地词人群体的词作中，我们很难发现福建地域文化的特征，譬如柳永、刘克庄等人，从其成名作探究，甚至很难感觉除其人与闽地的关系。
在今人常见的一些闽地词人中，也有一些反应闽地地域色彩的佳作名句，譬如张元斡《采桑子·奉和秦楚材使君荔枝词》、《风流子。政和间过延平双溪阁落成席上赋》、黄裳写有《桂枝香·延平阁闲望》等等，但大多影响不大，福建本地的无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乃至于民风民俗并没有如同柳永笔下的京都风物、苏轼的赤壁、辛弃疾的北固楼一样在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这一特点出现的原因也是多样的，首先，很多闽地词仁在闽地生活时间并不长，渊源不深，譬如柳永、黄裳、真德秀、刘克庄、张元干等等闽地词坛主将，常年京都生活，此外还有很多词人如黄简、尹焕、黄师参等人，又长期在浙江、江西两省生活，可以说，除以黄昇为代表的寥寥数人，堪称闽地的本地词人之外，大多数优秀词人与闽地瓜葛有限，而且平生到处游学，各地为官，受到诸多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笔下，籍贯福建本地的地域色彩反倒被淡化。其次，福建词坛，直到南宋方才兴盛，而此时国家危如累卵，世事变迁，文人大多将眼光置于国家的高度以及历史的变迁之中，词人创作中的爱国思想空前高涨，他们很难或者不愿被一乡一地所局限，风物、民俗等等地域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限制，他们心系国家，关心时局，因此，这种地域色彩无意识的被淡化。
最后一点原因，则是闽地本身的原因，虽然说“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但地域与文人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譬如赤壁、黄鹤楼、西湖、泰山、长江等等虽然是自然景观，但已经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描绘，形成了一个文化象征，具有广泛影响，乃至成为一个区域的文化符号，一个代表。而福建显然缺乏这种先天的文化的土壤，直到宋初，方才进入世人的文化视野，其积淀相对浅薄，自然难以引起文人的共鸣，在作者和读者的眼光中，似乎除了福建荔枝别无他物能引起人的文化共鸣了。
纵观全文，两宋时期，尤其宋室南渡之后，闽地词坛颇为兴盛，但闽地词人结构的不平衡，很多词人虽为闽籍，不在闽地，而闽地本身，八闽之间差距极大，这种词人本身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了其词作风格的各异，虽然有大量符合时代旋律的爱国词作，但成就有限，婉约词虽多，但依然风格各异，不具备继承性，同时，很难从闽词中看到闽地的地域文化，这一现象，又与词人人生经历、时局变化和闽地本身发展息息相关了。
虽不乏如柳永、刘克庄等两宋词坛之佼佼者，但总体而言，其相对松散、各自为战，就福建词人群体而言，其成就有限。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周笃文。宋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4]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5]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张綖。增正诗余图谱。凡例，明万历刊本。
[8]姚慧兰。宋南渡词人地域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9]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刘熙载。词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