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苏轼二人，皆为诗坛巨擘，皆对当世乃至后世影响极大。而苏轼一生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与白居易“庶几相似”.经细心梳理发现，二人在艺术风格上既有着想像大胆奇特，描写细腻生动的共同点，又在用典的多少，语言的浅近与含蓄，平淡与诙谐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点。也正因如此，使得二人的怀古诗作在后世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影响。
一、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相似之处
白居易怀古诗作中以《长恨歌》的艺术风格最为突出，也代表了白居易怀古诗作的最高成就。
《长恨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抒情性的增强。诗中将记叙、描写与抒情有机结合，抓住人物及周围最有特征的景物，展开大胆而合理的想像与夸张，对人物心理与环境氛围尽情渲染，形成一种反复抒情、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如：“回眸一笑百媚生，……芙蓉帐暖度春宵”八句对杨玉环入浴一节的描写，虽被后人屡屡讥为“近亵”,却又感染了无数人，成了《长恨歌》中的名句。所以说仅仅用“近亵”加以贬斥，明显是犯了过于保守、以偏概全的错误，不客观，不公正。又如“春宵苦短日高起，……不重生男重生女”、“悠悠生死别经年，……两处茫茫皆不见”十四句，都起到了恰如其分的衔接、连贯作用，使全诗过渡自然、浑然一体。所以说，在大胆而合理的想象基础上，将细腻生动的描写与扼要、凝练的记叙有机结合，正是白居易此类怀古诗作的最突出的艺术风格。
另如《真娘墓》一诗，其中“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六句；《新妇石》中“蝉鬓一梳千岁髻，蛾眉长扫万年春。雪为轻粉凭风拂，霞作胭脂使日匀”四句；《王昭君二首》中“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两句，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也正如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评价的那样，“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
而苏轼的怀古诗作，同样具有想像大胆奇特，描写细腻生动的特点，如《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着色山二首》其一中“正赖天日光，涧谷纷斓斑。我心空无物，斯文定何间。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六句；再如《和李太白》中“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四句；又如《骊山》一诗中“复道凌云接金阕，楼观隐烟横翠空。林深雾暗迷八骏，朝东暮西劳六龙。六龙西幸峨嵋栈，悲风便入华清院。我上朝元春半老，满地落叶无人扫。羯鼓楼高挂夕阳，长生殿古生青草。”十句；《过莱州雪后望三山 》：
“东海如碧环，西北卷登莱。云光与天色，直到三山回”四句；《神女庙》中“大江从西来，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环拥，恢诡富神奸”四句，同样都运用了大胆的想像与夸张，描写也很细腻生动。不过与白居易比较而言，白诗将笔墨集中在人物身上的更多一些，而苏诗则集中在周围相关景物上面的更多一些。而将笔墨集中在人物身上，尤其是在涉及女性题材时，白居易自然更容易受到“近亵”之类的指责；将笔墨集中在周围相关景物上面，则可以有效避嫌，避俗。苏轼对白诗最熟悉不过，是否有意以此避嫌，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其中应该有一定关联。这从白、苏二人关于女性题材的怀古诗作的比较中，从苏诗尽量不将笔墨放在人物身上这一点，可以看出端倪。
二、 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不同之处
白居易与苏轼二人怀古诗作艺术风格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用典的多少。
众所周知，白居易的诗作由于强调补察时政的作用，所以重写实，尚通俗。用典不多。这在上文白居易关于君王治国题材的怀古诗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明。当然，也正是由于白居易这样的一贯风格，也才使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恨歌》的艺术风格备受关注。其实，作品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白居易作为一位文学大家的特点，他将自己的诗集加以细化分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表现不同的主题。
而苏轼，大量用典的突出特点，既成就了他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使得他与后继者辛弃疾等宋代文人，饱受后人指责，掉书袋，两脚的书柜等恶评不绝于耳。对于此种情况，应辩证看待。苏轼本身就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的天才般的博闻强识与笔下才力，使得他能够对众多典故信手拈来，随意挥洒，举重若轻，不着痕迹，甚至是一些生僻的典故，也能诗兴所至，任意驱遣，遂令一些读者难望项背，不知所云，留下了很多的阅读障碍，不满之意也油然而生。如《骊山》一诗中“可怜吴楚两醯鸡，筑台未就已堪悲。长杨五柞汉幸免，江都楼成隋自迷。由来留连多丧国，宴安鸩毒因奢惑。三风十愆古所戒，不必骊山可亡国”八句，就是典型代表，中间依次运用吴楚、汉代、隋朝的典故，甚至用了颇为生僻的“三风十愆”的典故；又如《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长老》中“东方先生好自誉，伯夷子路并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与稷。暮年欲学柳下惠 ,嗜好酸咸不相入”六句，顺势举出东方先生、伯夷子路、杜甫、柳下惠等几人的典故。所以，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批评道：“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这一批评明显出语过激，有失公允，苏轼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地位，早有定论，王夫之之言仅作一说。
大量用典，使得苏轼的怀古诗作在表达上更显含蓄蕴藉，更见文学性与艺术性，更见作者胸中底蕴。至于显摆炫耀，逞才使气，晦涩难懂，则是见仁见智。若因自己读书有限，识见不广，一时无法理解其意旨反倒迁怒于作者，自然也有狭隘、不当之处。金无足赤，事无完美，偶有微瑕，瑕不掩瑜，仍当客观评价，理智判断，而不能意气用事，一叶障目，全盘抹杀。
苏轼的大量用典，同时也是宋代文人以学问为诗的典型体现。如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一诗中，一句一典，依次调用维摩诘得疾曰示疾，谢灵运醉心于山水，魏文帝追寻长生不老药，卢仝吃茶七碗而两腋生风四个典故，虽为戏言，亦见其饱读诗书，文思泉涌，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之畅快。
同时，白居易与苏轼二人的怀古诗在诙谐色彩方面也有着明显区别。白居易的怀古诗也带有一定的诙谐色彩，如《〈王昭君二首〉其一》中“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两句，《〈王昭君二首〉其二》中“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两句，皆体现了白居易怀古诗幽默诙谐的色彩。而苏轼的怀古诗，幽默诙谐之处更是比比皆是。如《〈骊山三句局〉其一》中“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两句，《〈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中“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两句，《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其三中“破费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两句，均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诙谐、幽默的特点。
将二人带有幽默诙谐色彩的怀古诗加以梳理比较，不难发现，诙谐的天成与否，诙谐的色彩的浓与淡，成了二人怀古诗的明显区别，即白诗的矫饰感较重，诙谐的色彩较淡；而苏诗则难有矫饰感，诙谐色彩浓重。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个人性情与才情有别应该是其中主要原因。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幽默源自人生智慧，幽默同时还是一种才能。三、二人怀古诗作对后世的影响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中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而白居易却对自己的“千秋万岁名”满怀信心。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世间富贵应无份，身后文章合有名”.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谈从一》中评价道：“唐诗人生素享名之盛，无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载未尽实”,后“信之”,并“因叹此老得名至此，岂不折尽一生福来”.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记载，新罗宰相愿以百金换一篇。应该说，白居易因为拥有了《长恨歌》、《上阳白发人》、《李夫人》这样几首迎合了世人审美需求的怀古诗作，使他的怀古诗在对后世的影响上，要明显超出苏轼。
因为《长恨歌》所产生的影响力，就连白居易自己生前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唐宣宗李忱也在《吊白居易》中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但这不等于说苏轼的怀古诗作对后世影响甚微，只是缺乏如《长恨歌》这样的扛鼎之作，虽令人惋惜，却不能苛求与古人。如苏轼的“和陶诗”就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以其天才般的笔触，达到了如清人叶燮所说的“开辟古今所未有”的境界。
综上所述，白居易与苏轼两位诗坛巨擘，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都早已如皓月当空，辉映万里，令无数后人为之沉醉，为之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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