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汉《齐诗》与翼氏学
西汉《齐诗》学由辕固发端，传夏侯始昌再到后苍，至《齐诗》第四代传诗者有翼奉、萧望之、匡衡等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翼奉一段提及三人：“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翼奉为谏大夫，萧望之位及辅相，匡衡任丞相，三人是西汉宣元时期颇为天子器重的《齐诗》一派的儒臣。
翼奉以阴阳灾异说诗，风格更为精纯，得到董仲舒、夏侯始昌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的影响，迎合了西汉自武帝始君王的阴阳之好，提出了“四始”“五际”“六情”之说，专成一门“翼氏学”。“翼氏学”自成风格是由于翼奉以阴阳言《诗》，上疏表明帝王治世之道，将水灾、饥馑、地震与外戚专权、迁都等政事纳入阴阳灾异的言诗体系中，其突破是以性情论诗，凭借天人感应之说和人君治世之道的配合也使翼奉得到元帝的赏识。翼奉诗学较董仲舒、大小夏侯更为推进，《齐诗》超越了阴阳占卜，而是以五行释诗，与现实灾异和朝廷政治相关系，诗作为言说的载体上奏神秘的帝王之术。其突破是以性情论诗，是对“诗言志”的继承和发展。天人感应之说和人君治世之道的配合也使翼奉得到元帝的赏识。翼奉以突出的风格解《齐诗》，以阴阳灾异附会朝政，得以封官立博士，得以寿终。
《齐诗》一派解说阴阳的诗学者在宣元之际还有重臣萧望之、匡衡，三人同出一门却不同命运，最终萧、匡二人以自杀或贬为庶人结局，因此将萧望之、匡衡二者说《诗》与时代政治有机联系，能够更好地探究西汉宣元时期《齐诗》一派的发展命运。
二、宣帝时期太傅萧望之的《诗》学
（一）萧望之其人
萧望之，从师后苍治《齐诗》，又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少时就名动京师诸儒。宣帝时，抓住时机上疏，利用灾异和人祸之间的联系，解读大臣专政是导致阴阳不和的原因，而得宣帝赏识，一年之内平步青云。宣帝病重时任左迁太子太傅的萧望之为前将军，受遗诏辅政。元帝即位后广泛任用儒士，萧望之以儒家礼制稳定国本，元帝一度属意萧望之作丞相，位极人臣。
（二）萧望之疏奏引《诗》
萧望之的奏议散见于《汉书》中，就《全汉文》所录奏议共 12 例，引《春秋》2 例、《书》1 例、《诗》2 例。
地节三年，京城遭遇雨雹灾害，萧望之上疏：“《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霍光死后霍氏仍握有重权，萧望之引天灾而为人祸所致的史实，借灾异之说而言权臣专权引起天变，迎合了宣帝之意，萧望之上疏的时机使其幸运地得到宣帝的赏识和重用。
西羌反叛，张敞献策以入粟赎罪应对，遭到萧望之的反对，以“民函阴阳之气”应以教化谏言，引《诗》两处出自《小雅·鸿雁》和《小雅·大田》：民函阴阳之气，有好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失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
《小雅·鸿雁》所述是周宣王安抚流民，《小雅·大田》劝民安居乐业，先公而后私。萧望之以教化晓之以理，劝谏宣帝布德施教、教化万民。两处引《诗》均是引用《诗》本意，以儒家教化之义表达为君之道：君主要调和阴阳之气以教化百姓，恩泽惠及下层人民，从而形成上下一体的治世。
萧望之在引《诗》议政上，与《毛诗》的解释方式相同，即采用诗句本义。风格上具有《齐诗》夹杂阴阳之说的特点，这是对时政的一种依附，而文本与时政两者并不是解释的关系。以阴阳说灾异、以《诗》论教化是并列、相互补充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引经据典实现儒生“礼乐教化”的社会理想。
（三）元帝诏书引《诗》
萧望之奏议引经不拘泥于《诗》一家，与其博学通经的学识背景有关，引《诗》仅 2 例，不易对其诗学建立完整的认识。萧望之任太子太傅时教授太子即元帝《论语》《礼服》等儒家经典，元帝温雅好文，一方面是性情使然，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儒师萧望之的影响，论阴阳的方式沉淀于元帝的思想。结合元帝诏书以阴阳论民生、以《诗》论政事也是研究萧望之诗学的一个关键。
初元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引《诗·邶风·谷风》：诏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乃者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夭不终命。《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永光四年，乃六月晦，日有蚀之。引《诗·小雅·十月之交》：《诗》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彗星和日食的异常的天象引发人君对民生政事的关注，将天道和人道纳入天人感应的系统之中，以灾异、五行、阴阳推算国运。元帝诏书不同于宣帝之处就是更多以阴阳之变联系人世灾乱，皇帝深表其咎，痛定思痛欲行教化之道体恤万民。援《诗》入文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元帝时《诗》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萧望之所授杂之以阴阳的《齐诗》潜移默化地构建了元帝的儒学理念，余绪也体现在诏书频繁以阴阳论事、引《诗》入文。
三、元帝时期儒相匡衡的《诗》学
（一）匡衡其人
匡衡，东海承人，依靠解说《诗经》等经典通晓明理而闻名，学者推荐其以文学才能任职。因匡衡通晓《诗》义，释义深美，得到了萧望之的青睐，向宣帝推荐，却因为宣帝颇好霸王之术，将匡衡升迁搁置。萧望之的政敌乐陵侯史高接受长安令杨兴的建议拉拢匡衡入其幕府，元帝还为太子时已经留意到匡衡的才学，经推荐任命为郎中，后迁博士官。随着新君主位政局扭转，成帝建始三年以“专地盗土”之罪将其贬为庶人，终老于家。
（二）匡衡疏奏引《诗》
《全汉文》录奏议共 15 例，引《诗》、说《诗》14 处。
《诗经》在后世的实用价值是利用经典配合礼乐文化的重新制定，为儒生提供政治载体实现君臣治世目的，继承了先秦孔子“诗教”和孟子“诗载王道”的诗学观。
1) 以地理、民风说诗：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圣贤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
以《诗》考察地理、说明统治者所好对民风形成的作用：郑好勇、秦贵信、陈好巫、晋好俭，进而谏言天子应崇礼敬让。匡衡将诗学和地理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深厚的学养和知识分子的机警，用帝王关心的内容承载教化理想，不动声色地渗透礼制对民风的作用，对统治者是一种平和式的进谏。言语的深层意义是希望其效仿圣主贤君修身治国。
2) 继儒家以《诗》建立礼制考制度，修外内，近中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大化可成，礼乐可兴也。
继承了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构想，继而提出了以《诗》治国、以《雅》《颂》礼乐为正的诗学观。诗学作为单纯文本在春秋时期是政治话语，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包蕴着君臣之礼和治民之术，典雅的文辞和深远的教化是礼乐制度的代表，以法家和霸王之术为内核的治国方针需要“温柔敦厚”的礼制作外部形象，《齐诗》能够在宣元时期更具活力，一方面是其独特的解诗方式，另一方面还是受益于诗学传统对政治的辅助和润色，呈现一种工具性质，学术被利用的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3) 以四始说《诗》：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匡衡引《诗》采自《雅》《颂》，文辞典正又多颂文武之功、成王之德，用于劝谏帝王以教化礼制为政的疏奏文体贴合恰当，劝谏帝王行大化之教同时也能彰显文学之才。匡衡引《诗》的风格平实雅正，引《诗》后附有诗意解说，贴合《诗》本意，又与时政相符，意在以《诗》劝谏，匡扶国政。
匡衡的说《诗》特点是：以人伦礼制说《诗》强调《诗》的政治教化功用，这是与其儒相的身份有必然联系的。“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是对匡衡说《诗》过人之处的概括，以《诗》言教化，典雅而不失诗趣，以儒生特有的“润物细无声”的含蓄方式表达政见，正是这种引诗、解诗、用诗的方式使得匡衡在政坛顺风顺水。
四、宣元时期文化与政治
（一）宣元时期的《诗》学
宣帝继承武帝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在政策上开始重视儒生的文化影响，但政治上仍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强硬的吏治有利于巩固边防，实现中兴。皮锡瑞将汉元成时期定位为经学极盛的时代，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大幅度增加儒生任用的数量，打破了汉家用人的基本结构，承接武帝的政治文化政策，观念上较宣帝更为倾向儒学治国。宣元时期《齐诗》依附于政治而获得尊崇的地位，不仅是以阴阳、灾异、祥瑞与王权对应，《齐诗》能够在至宣元时期后起是又有了新的用《诗》政治方向。
宣帝师从东海澓中翁，其人无从可考，但就地域而言，东海郡辈出《齐诗》传诗者：后仓，东海郯人；翼奉，东海下邳人；萧望之，东海兰陵人；匡衡，东海郡承人。东海郡临海，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神话、志怪的发源。至汉兴以来，东海郡多出卿相，好奇的文化品格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宣元时期的文化偏好，鲜明的阴阳五行神秘风格也更容易被帝王所接受。
据《全汉文》所录宣帝、元帝诏书，作如下简单的统计：宣帝：诏书 73 条，引《尚书》一例；引《诗》2 例；元帝：诏书 49 条，引《尚书》一例；引《诗》5 例，而仅谈及“阴阳”多达 7 处。
元帝诏书数量较宣帝少近 25 条，而引《诗》数量相较而言占 1/5，谈及民生与阴阳灾异之关系的内容更是数量可观。由宣帝至元帝是西汉文化政治的转点，宣帝不专任用儒生、以汉家制度造就了“中兴之世”，元帝重用经师儒相，较宣帝重刑名而改为重教化，将礼制文化作为国之根本。
宣元时期“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文化大环境，四境安详，匈奴不敢犯，大破西羌，实现了盛世之治。元帝转变重法而尊儒也是由于边境民族矛盾暂时缓解，内部面临土地兼并、天灾致百姓流离失所的内部问题。
《齐诗》解诗杂以阴阳，用以勾连天人关系，这也是齐诗学者借以登上政治舞台的载体，温良恭俭的儒学观配以五行灾异的说诗，能够重构礼制以维护统治；从另一方面讲，宣元时期《齐诗》及其传诗者能够发展置顶的原因是统治者利用其理论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灾异迷信之说更能蒙蔽百姓。宣帝诏书中，适逢天灾还将罪责归咎在政治不明之上，以此作为观政根据；而元帝更多以阴阳不和审视人祸，是将民不聊生寻因于天，在蒙昧愚民和治理失职上，《齐诗》为统治者找到了心理慰藉，迎合政权需要也为自己找到了话语权。
（二）宣元时期儒士与政治
经过翼、萧、匡三人，至元、成时期《齐诗》还有师丹、伏理、匡咸、满昌之学，《齐诗》以贴近政治的姿态在宣元时期迅速发展，说诗者得到了高官厚禄，文本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后，则会偏离原意走向风格化，《齐诗》与鲁、韩、毛三家对比下加入神秘的成分使其在文化表现中更为亮眼，在四家诗中独树一帜，与政治密切的关联性也为其命运埋下了伏笔。
《齐诗》在西汉至于鼎盛，而这黄金时期后也似昙花一现。王莽新政，《齐诗》以五行之说为其政权寻找合理存在的授命理由，依附于政权、解经说诗偏离大意，导致了《齐诗》最早衰亡。就萧望之、匡衡与翼奉的结局对比，可谓“成也说诗，败也说诗”，二人的命运起落内在的原因是儒生与王权政治的矛盾。凭借《诗经》解说与政治相连，展示才学的同时表述政见，使萧望之得以重任。元帝即位后，政敌石显诬告，导致萧望之入狱。扣上专权不忠的罪名其实是元帝时期多重政治力量角逐的牺牲品，体现儒士与政权间的抗衡与屈从。
同在宣元时期，《齐诗》一派的萧望之、匡衡、翼奉在史书中 3 人没有结党成派的记述，而是各行其是。
萧望之爱惜匡衡的说《诗》才华，但由于推荐的时机不对而未被重用。匡衡反而被萧望之政敌史高所用，事实上匡衡就被动地站在了萧望之的对立面，对诬陷萧望之的石显，因为畏惧他当权，匡衡也不敢拂逆其意，直至任丞相后才追其旧恶。匡衡更精于在政局中见风使舵，最后因贪污之罪由一人之下的丞相被贬为庶人，以悲剧结束了政治生涯。
学者对萧望之的评价呈现两极：《汉书·萧望之传》对萧望之品行及政绩评价甚高，学识和名节也为后人所赞扬，对其不得善终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同情和惋惜。但也有学者站在萧望之傲慢无礼、迫害贤臣、骄纵自负未尽人臣之责的立场对其政见和人品做了低劣的评价。清人王夫之认为萧望之位高权重却“非人之是”，唐宴评价萧望之：“天性忮刻害人”“傲慢不逊”。两重的评价体现了儒士在政治与人格夹缝中的矛盾和人性多元化，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分析了儒生的矛盾：“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参与政治势必要利用学识作为突破口，儒生治国理想在遭遇政敌或大环境的控制下要通过排除异己以贯彻心中执守，当权力足以驱动整体局面时，人的原始追求也就更世俗化。
中国知识分子徘徊在道统和政统之间，春秋晚期士庶合流，将士人从固定的封建身份束缚中解放士人对学术的追求是通过勾连政治实现礼乐治世的理想，先秦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局面在面对专权的当政者时，谏言者将是如履薄冰。汉家大一统的权势不能屈从于儒生过分自由的言论，儒士企图改造衰世的同时也被动接受大传统的改造，在政治漩涡中犹如一叶扁舟，经历波动就是一场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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