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土地的保障功能得不到应有的体现
千百年以来，土地和农民的关系是血浓于水，唇齿相依，须臾不可分割的。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生存依靠的最重要的保障。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通过土地种植可以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二是土地的出租转让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三是农民的后代拥有土地继承权；四是土地有资产的增值的功效等。总而言之，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涵盖了其一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和资本。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从以农业发展为主转向以工业发展为主，土地保障功能不断弱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推动和其他因素影响下，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土地质量不断下降。1996年我国人均耕地0. 106hm2,2000年降为0.101hni2,仅占世界人均耕地的42.9%.第二，农业人口仍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人与地的矛盾凸显。目前全国有7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警戒线。同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收人差别较大，土地的保障功能也不尽相同。土地的保障功能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主要是因为，一是农业的收人在降低，二是养老费用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不仅要面临自然条件的变化带来的风险，还要面临市场供求关系的不断波动带来的风险，农民的收人难以有稳定的预期，这是农业收人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当今社会不仅养老支出的项目在增加，而且标准不断提高。这些都使得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得不到应有的体现。
（3）计划生育使农村青年比例降低，家庭独生子女的经济实力有限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人口、家庭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实行计划生育以前，农村基本上都是2个或2个以上的孩子成年后共同赡养老人。而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农村有近半数的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形成了 “四·二 · 一”的家庭。一个独生子女成年后要赡养4至6位老人，这使得独生子女在经济上、时间上和精力上都是难以承受的。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统计，2000年全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达9000余万，超过了农村总人口的10%,预计到2030年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将达2.3亿，占农村总人口的20. 4%,到2050年，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8%左右。②同时，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了臣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力口，而丰富的物质生活使得我国老年人寿命不断延长，独生子女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2、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精神需求困境
（1）农村空巢现象和留守现象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依靠自家土地种植只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活，而无论是生存成本还是负担孩子上学还是就医等生活费用越来越高，迫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加上我国高校扩招、户籍制度的体制改革，越来越多农村青年到城市上学或就业，随着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农村劳动力日益向城市集中，不能与子女随行的老年人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人群一一 “空巢”和“留守”人群。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不再是以回乡为目的，而是以定居城市为目标，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村“空巢”、“留守”老人进一步增多，“空巢‘’”留守“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方面，他们的经济收入情况极不稳定。这些老人如果身体还康健，还可以自己种田劳作获取一部分收入，同时，如果外出的子女能有结余的收入寄给父母，那么这些”空巢“”留守“老人在物质生活上还能维持一定的水平。然而，如果这些老人失去了劳作能力，完全依靠儿女的贴补，那么物质生活水平就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子女离开家庭，远离了父母，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照料的依靠，更为关键的是精神上失去了寄托，家庭生活冷清，容易产生孤独感。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另，老年人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减少，独居的不安全因素增加。这些都是新时期农村老年人空巢和留守现象的集中表现。
（2）孝道文化的越来越缺失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尊老爱幼“ ”赡养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传统的孝道文化受到了冲击，不可否认儒家的孝道文化中确实存在着诸如”父为子纲“、”抱中论婚“等过于强调顺从、压抑人格的文化糟粕，但在历史的洗涤中，孝道文化传承至今仍是优秀的道德伦理为主。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的传播也多元化，尤其是一些西方思想文化，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负面思想的渗透，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活环境，使得部分年轻人养老意识淡薄。他们中许多人完全忽视了中国优秀传统孝道文化的道德内涵，缺乏对父母的感恩、尊敬和热爱，不仅不能自觉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甚至还有部分人虐待、打骂、遗弃老人。同时，由于”特宝儿“的出现，重幼轻老现象日渐突出。现在很多农村家庭出现了父母向子女或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倒挂“现象，而且子女对自己孩子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忽视了对父母的关注。中国农村的很多家庭已由往昔的以”孝“为本转为以子女为本，出现了 ”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
（3）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老年人幸福感的降低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首位的，而生理需求的满足直接表现在物质生活的满足程度，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只有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心理需求才能有可能得到满足，那么收入就是关键因素。我国因其地域差异、国家政策的倾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贫富差距较大。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在地区、省份之间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差异悬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呈扩大趋势，80年代，中部和西部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近，中部与东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为22%.到了 90年代，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西部农村生活水平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区而言，生活更为艰苦。不仅如此，同一省市县区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生活水平差异悬殊。虽然幸福感是一种个人感受，它可能与很多因素有关联，但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物质生活的确是其中一项最为世俗的衡量标准，这主要是一种攀比心理在作怪。尤其是在农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很容易进行比较和攀比。当在同一地区，看到别人比自己生活条件好，难免会有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情绪，当自己无法进行排解和疏通的情况下，自然幸福感会降低。
（三）现有农村养老体制遇到困境的根本原因
1、经济原因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且城乡差距较大。原则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金应由财政划拨，通过各级政府筹措。开展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基本立意。但这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划拨的方法，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保证资金完全到位存在很大的困难，这直接影响了农村养老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目前，全国各级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少，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口巨大。同时，当前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一部分的资金来源于集体经济，而要求集体负担的部分很难落实。再者，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很多地方反映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低，不足以支付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还比较低，且与城乡差距比较大。
2、文化原因
支撑并影响着农村养老的主要是家庭养老，而家庭养老所依靠的是传统的孝文化的约束力、土地继承的吸引力以及多子的供养力。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时代改变产生的元多文化的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的伦理观念被现代价值观所逐渐取代。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思想的影响使得人们的家庭责任感和伦理观念等都在不断更新、鋭变。孝文化对人们的约束力己大大削弱，亲情关系的感性行为己逐渐被理性的利益选择所取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些诸如重视权利而轻义务、重视利益而轻道义、重视私利而轻群体利益的行为，老人的赡养有时甚至不是靠情感、责任和义务来维持与支撑，取而代之的是以是否能从老人那里获得好处来维系。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封建历史的影响，导致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仍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观念浓厚，社会养老保障的观念淡薄；依赖政府养老的观念浓厚，依靠自己养老的观念淡薄。所以在农村，由于受到”养儿防老“的旧观念的束缚，农民长期缺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观念，长期抱着只要依靠儿女，老年生活就有保障的思想，很难接受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养老的方式。
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导致现有农村养老体制推行困难的原因之一。
3、政策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农村和城市分开进行管理，分开分配资金和资源，这就使得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那时中国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政府釆取了通过强制性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把农业剩余资本转移到城市工业领域，那么这就使得农村资金一直处于外流状态，农村因缺乏建设资金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壮大，进一步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偏低。同时，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出现了二元社会结构。自建国以来，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80%的农民束缚在农村，”文革“期间又鼓励知识青年下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许多利益被剥夺，难以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本应获得的公共福利，进而导致家庭养老仍是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同时，由于当时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偏低，根本没有实力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除此，城乡有别的养老政策也是农村养老体制遇到困境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在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始建于50年代初，所有的城镇企业职工是以正规的社会保障为主，辅之以家庭养老。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建立，且范围较窄，这使得直至目前，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辅之以社会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