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实的确认涉及法律的定性，此间应当剔除那些无关的内容，在事实的整理、筛选、识别与确认中，使之与法律规范匹配。需要将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进行有效对接，从事实中分离与确认，通过分析个案的具体情形，过滤那些非实质性要素，促使小前提中的法律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法律规范通过中介进行链接，使之成为逻辑意义上具有保真性与一致性的推理。大前提所预设的事实，需要从特定的案情出发来进行对比以确定与之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则。在法律事实的确认中，需要围绕法律规则进行，通过法律拟制、权利推定、因果关系推定等规则来确定小前提。同时，需要将普遍、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个案事实结合起来分析、研判与整理，以实现法律规范对预设事实的调整。法律规范为实现有序架构，通常预设了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事实或者事实类型，使得受到预设该事实的法律规范得以有效调整。把特殊涵摄到普遍之下，这个过程就是康德所说的“规定性的判断力”[6]55.
在个案事实中，如果遇到法律规范有漏洞与缺陷时，可以考虑从法律发展视角对法律原则进行应然性的解释与说服。法律推理活动必须接受现行法律的严格限制，推理结果必须接受现行法律体系检验，涉及法律实施中的实然性，也关联法律的应然性。法律推理中，包括不同层面的事实与结论之间的往返，需要不断地考虑事实和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先是从事实到法律，而后是从法律回到事实。从法律关系角度对事实进行剖析和裁剪，使得法律事实从生活事实中进行有效分离，另外在对法律规范诠释时实现法律事实的确认。只有通过三段论及其涵摄判断，进而有效表达法律事实对规范的识别以及法律规范对法律事实的再认识，才能最终选定大前提并确定小前提。
三、探求个案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勾连的合理路径与方法。
法律推理在事实、规范与价值体系中追求可预期性与一致性，在基础主义、逻辑理性和科学思维的理性世界找到了法理基础。法律推理在规范识别、事实认定、价值重构等过程中，涉及认识论、方法论与本体论，依照系统性、规范化与一致性的原则，使个案审判找到最佳匹配的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在法律推理中，小前提的建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追溯和认定，还需要关注法律规范对法律事实的识别与适用。由此可以看到，链接需要多次磨合与匹配，而且需要证伪与证实的反复使用，个案法律事实的小前提需要甄别与研判，以确认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对接与匹配。
从法律规范层面到司法审判的实践层面转向是现代法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自然涉及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对应与流转，使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涵摄关系得以确立。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事实的整理（ 确定小前提） 、对大前提的确定（ 选择并解释具体的法律规范） 以及大小前提之间的链接过程是动态的整体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正如拉伦茨所指出的，小前提的判断过程，实际上是规范适用的过程，也是规范具体化的过程[7]163.准确认定小前提既是一个事实认定的过程，也是-个找法的过程，小前提的确认必须在事实与规范间互动，最终实现法律事实要件与法律规范要件间的交互流转。法律推理涉及某种原理、原则、规则、概念等一些基本理念，会参考一定的社会价值观与法律信念。法律推理的重点不仅仅满足于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而且引导人们如何围绕法律与事实展开论证。法律规范在多元法律形式中居于中轴位置，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对其他法律关系有着制约与引导作用。因此，需要考量如何在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特质与个案事实的具体性特质之间找到链接点。①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的对接，需要多次重复与研判，在事实与规范间流转，以形成对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完整性考察。法律事实的确认有助于大前提的建构，这一过程昭示着法律事实有效纳入到法律规范中。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大前提、小前提，使得推理的一致性与保真性得以确认。
必须注重个案法律事实层面的研究，注重经验实证，在其基本原则和规则框架下，探求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关系。在适用的时候，如果想要完全否定某个法律规范的适用，必须全面地考察法律事实是否有导致该法律规范适用的构成要件不能够满足的因素。法律规范是一般性的规则，其表达通常都是较为抽象的，其所指代的事实往往也是类型化的事实而非具体的事实。所以，常常需要借助法律解释，将具体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立法目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内容具体化。德国学者 Fikentscher 也指出，对于法律规范，即“大前提”,应为了涵摄的需要，“结合具体事实以特定的方式加以处理”; 规范需要“依据事实因素尽可能予以具体化”; “需要对涵摄的大前提加以具体化……直到涵摄可以进行”[8]143.在找法的过程中，这种具体化程度越高，规范与具体案件的对应性也就越高。
四、本体论与认识论视域下法律推理的合理性转向。
法律推理旨在使独断与非理性的意志干预最小化，司法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推理方法的多样性与对它的不同理解，对于法律推理大前提的建构，涉及法律规则的具体时空，对于法律推理小前提的建构，必须关注法律事实的确认，避免主观的、非理性的活动。法律推理涉及法律事实确认、法律规范寻找、法律规则解释、事实与法律规范链接、裁判结论的确定等内容，无论从形式理性还是从实质理性上，其重心必须放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的关联性上。
形式逻辑关于三段论的大前提、小前提、链接的划分，在结构理路上清晰明确，但在具有实践理性的法律推理中，从寻找事实与法律的联系性而言需要不断地运用法律对有关事实加以评价，因此这种划分有时会趋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法律事实到审判结论，如果缺乏逻辑推理，那么就必须建立起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将特定的事实和特定的法律规范相联系。
法律推理需要遵循逻辑推理的基本范式、规则与程序。逻辑推理具有完整的体系，有自己的语用形式、符号体系、赋值方法和计算公式，其推理具有系统内部的循环性和封闭性。法律推理注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周延，但法律推理不同于逻辑推理，逻辑推理遮蔽了个案事实的特质。科因（ Coing） 认为，人类所有精神活动的成果，都必须透过语言而产生、存续，透过语言的媒介，思维与理解，方有其存在的基础，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9]72.语言的局限性决定了文义解释的结论可能并不确定和唯-,尽管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有一定的顺序，但是这种顺序并非固定的、强制性的，解释者仍然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多元的现象直接导致多元化的规则选择，最终产生复数解释。
法律需要在开放的体系中证实与证伪，许多法律问题在推理与论证中遇到困境，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受制于传统逻辑方法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探讨法律推理的结构与传统推理意义的分化，从而摆脱形式逻辑的纯粹理性转而关注具体个案实践的方法。在司法审判中如果存在过度重视价值判断与自由裁量而轻视三段论运用与制约时，容易导致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脱节，使得三段论基本分析框架走形。
法律推理在面对形式正义、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时，面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困境。在语言歧义性与法律不周延性上，对法律事实的刻画与法律规范的认知上也会遇到困境，作为法律推理前提中的大、小前提就面临不确定性，所以单纯在形式逻辑意义上进行法律推理就明显存在缺陷。法律推理的运作有赖于逻辑运算同时也需要思考实践理性。在价值判断追溯、法律解释、理念平衡、类比方法等司法技术运用中，必须始终围绕法律条文这个中轴，在法律推理中体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平衡。这意味着作为法治三段论大前提的法律具有整合性，是对各种法律方法综合应用的结果。法律推理基于大小前提间的勾连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就推理形式而言，三段论本身是“传递性”基本数学原理（ basic mathemat-ical principle of transitivity） 的直接运用。其可以具体表示为： 如果 A = B,并且 B = C,那么 A = C,即如果两个事物都与第三个事物相等，则它们自己也相等。传递性原理是我们都相信但又无法轻易证明的定理。相应地，三段论也就成为我们论证的最好办法[10]5.
法律推理所涉及的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并非是独立与静态的，而是相互关联与动态的。法律推理关于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这种运作不像单纯形式逻辑层面的保真性运算，而是需要充分考虑关于大前提构成的法律规范与小前提构成的法律事实之间的勾连与对应，这些显然都是逻辑三段论所不具有的。由此可以看到，司法三段论既是一种逻辑运作方式，更是一种法律思维方式。
形式逻辑的保真性在思维意义上具有无可争辩的力量，使异质思维归化并走向合理，但是只有对话逻辑而非形式逻辑才是达致真理的路径。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律必须面对形式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考量。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与小前提由于法律事实的确认存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法律规范也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法律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作为近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其基础思维就是以形式逻辑的运算作为支撑的，这是对司法专制、自由裁量的技术限制。法律推理在实然命题和应然命题之间缺乏一条明确边界。法律推理从应然与实然、语言与现实、规范与事实以及现代逻辑发展和现代法学主张等几方面考察建立在经典三段论基础上的司法三段论的功能限度。
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都是法律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意相互之间的平衡与补充。过多地注重逻辑推理，而不考虑价值判断，就可能导致僵硬执法； 而过多地注重价值考量，而不遵循逻辑推理规则，就会导致恣意裁量。法律推理绝非单纯运用逻辑推理，机械得出结论，需要辅以价值判断、利益衡量等方法。尤其是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为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的寻找及其内容的准确界定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无论是以成文法作为裁判的依据，还是以判例法中的先例作为裁判的依据，都以三段论作为基本的裁判方法[4]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