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密尔对抑制"个性"的分析
（一）社会抑制。
《论自由》开宗明义："这里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很显然，密尔的自由思想从政治性纬度转变为社会性纬度，将个性自由的探讨置于人类幸福和社会进步的课题中。密尔所处的时代，"人民主权"已成为普遍的观念，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取代了一个人的意志或者几个人的统治，多数人本身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密尔担心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因此，代表多数人意见的习俗和舆论成为密尔主要防范的对象。为此，我们应该首先了解阻碍个性自由的因素。
1.习俗规制。当民主成为政治主流意识，民主化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治权力，而是社会权力。自由的最大危险也不再是君主专制和贵族独裁，而是社会中无形的、强大的社会权威。"政治暴虐"时代过去不久，自由又迎来"社会暴虐",这是自由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危险。过去，政府权威和人民权力之间的界限经过漫长斗争才得以明确，被明确的界限也逐渐地获取普遍的认同。现在，我们要在社会权威和人民权力之间划分各自的领地，进而保障个性自由的领域，为此，我们应该首先了解阻碍个性自由的因素。
密尔认为社会习俗对人的个性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他直言不讳批判社会的习俗对人的个性的规制，"习俗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因为它和那种企图达到某种优于习俗的事物的趋向是处于不断冲突之中的。"当然，"习俗"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当然，"习俗"一词在原本意义上是中性词汇，密尔在着作中的使用带有偏见和狭隘的情感，密尔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他对习俗的憎恨，他对习俗专制的厌恶甚于对政治专制的厌恶。政治专制只是以物质为手段，强制的是人民的身体，习俗专制则增加了精神的控制，压制的力量深入人们的灵魂。当社会中的习俗做暴君时，肆虐的方式更多，压制的程度更深，控制思想，禁锢个性是它惯常的伎俩，更可怕的是这些方式总是悄无声息的进行着。历史的经验说明，自由和习俗的保守性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瞩目的部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往往和社会的习俗的变化有关，倘若一个社会的民情风俗变化了，人们不再认同和遵从昔日民俗，这样的变化反映到上层建筑层面来就是政治的革命。
在习俗专制的社会，个人的独立、个人的特质，个人的首创性和个人的多样性都被视为毒害，野蛮和怪僻。一旦个性挣脱枷锁，社会就要严正警告，为个性贴上诸如"野人"、"怪物"的标签，他们甚至会埋怨诗人的性格为何不能像法官那样不苟言笑，就像有人会埋怨尼加拉河为什么不学莱茵河那样平静的流淌。
习俗专制一般以社会集体意志的形式对个性施加影响。作为个体性的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后，却又受到各种团体，组织或者单位之类的集体的控制，这些集体势力曾经和个人同在一个阵营，它们面对共同的敌人，即政府的压制权力。
在民主社会，社会的大多数代替了少数人的位置，"发展到现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和形形色色的非人格企业和各种各样的组织打交道，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流。"迈克。桑德尔说这是人类关系的一个新时代，这种关系的显着特征是个人湮没在集体中，鲜活的个性埋葬在非人格的组织里。更令人忧虑的是，集体意志完全压制个性的发展，个人没有了自己的爱好自由，也没有厌恶的权利。生活上，个人以家庭意志为选择的标准；学习上，教育体制设计好了轨道；工作了，个人只是公司纯粹的工具；谈到爱情，社会的善良民情精心构筑了进入爱情的天梯。语言难以表明社会习俗对个人个性的态度，因为个人内心承受的社会压力是难以明确的遵从习俗意见，喜爱习俗所爱，厌恶习俗所憎，这样的话，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危害的情形了。于是，社会习俗的优势意见成为社会普遍原则，多数人的观念和公众风俗削减了个性，集体主义压倒了个人主义。
个性得不到塑造，已有的个性没有表现的机会，习俗专制之下的结果只有一个，也就是"集体的平庸".
2.舆论压制。社会权威对个性自由约束的另一种力量的是舆论的压制。密尔所处的时代，人们不仅仅要求政治的自由，更加迫切的是要求是个性的自由。而个性自由被侵犯的现象似乎既有合理性的论证，又有合法性的支持，公众舆论不知羞耻的在道德的名义下公开掠夺个性的自由。
舆论权力的得势，功劳归属于自由的发展，不幸的是，舆论得势之后却阻碍个性自由的进步。目前，为自由而防御的主要目标已经不是官府的暴虐而是得势舆论和得势观念的暴虐。密尔认为，社会舆论势力会借助行政处罚之外的手段来强制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而且这种舆论势力一定要将自己的观念和行事规则当成社会的普遍原则来推行。
密尔所说的行政处罚之外的手段，既包括政府控制的舆论势力，也包括社会本身的舆论力量。这些舆论势力试图阻碍人们性格的培养，强制人们按照社会舆论的观念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密尔指出这种社会的压制手段就是舆论暴虐，这种势力是官府对舆论管制解除之后一种社会权力。民主社会，舆论的自由是人民行使自己主权的一种方式，而多数人的政府难以觉察到舆论泛滥的危害，舆论泛滥的直接危害是舆论的暴虐，从私人生活到公共问题，从个人性格到行为兴趣，甚至权威性的司法活动也成为舆论暴虐的压制对象。
但凡舆论支持下的行为都是大家遵守的榜样，只要有一个舆论领导者对某一充满创造力的个性行为发出质疑，大家群起而攻之就在所难免。而所谓的道德哲学家和意见领袖也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这些人宁愿抛弃自己的道德信仰和学术人格，也不愿与社会公众舆论为敌，甚至"助纣为虐",加入"社会暴虐"的行列，从而压制人的个性自由。
在他们心里都明白个性自由的可贵，却在关键时候见风使舵，趋之若鹜，成为危害个性自由的主要力量，这正是舆论暴虐的突出表现形式。于是，一些在思想和认知等方面都走在社会前头的人们也平庸化了，个性自由在失去群众支持之后又丧失了理论家的帮助。
（二）国家权威。
代议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中枢，普选制是民主的基石，而在选举中，个人的自由表达和选择决定了民主的真实性。现代民主国家，代议制政府是政治哲学家们最热衷于推崇的组织形式，也是密尔所关心的政府形式。在密尔思想中，代议制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却是最理想的治理模式。然而，代议制存在固有的弊端：首先，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或者说智力条件的不够；其次，有受到和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
代议制政府本身的缺陷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集体平庸",这与托克维尔指出的民主的弊端不谋而合，也正如雷蒙。阿隆概括的："民主这个词的意义是社会地位的差异逐渐消失和生活状况的趋向拉平。"不管是托克维尔还是雷蒙。阿隆，民主在他们看来不再意味着绝对的善和崇高的德性，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不是没有压制，民主的实现也不等于自由的实现，他们的'警世真言"提醒我们，原来民主制度的国家也会产生专制的政府，即使是代议制的形式也消除不了这种固有的弊端。受托克维尔的影响，密尔称民主制度下的专制为"多数人的专制".
阿克顿勋爵说过："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的安全程度。""多数人的专制"容易忽视少数人的利益，形成对少数人的压迫，这种压迫很可能在"个人应该服从集体"的原则的隐蔽下变得理所当然。而密尔也坚持这样的观念，"多数人的专制"比"少数人的专制"更恐怖，尤其当这种专制的力量施加于个人的自由以及个性的发展时，多数人统治更加暴露出其无知和不宽容。比较而言，少数人的统治只是从宏观上治理国家秩序和管理国民意识，无论是古代的国王还是贵族，他们在政治统治上力量都是有限的，而且历史上杰出的君主们和贵族政治家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与其实施面面俱到而毫无效果的统治，不如实行开明治理。
然而，在目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财产状况，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等等都处在政府的掌握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威，经常干预着人们的选择和主张。
密尔指出，"代议制政府最具现代文明的自然倾向是趋于集体平庸；而选举权的种种变化和延伸更是加剧了这种倾向。其结果是主要权力全都落到了社区中那些越来越低于最佳教育水平的阶级成员手中。"密尔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多数人的政府之所以会趋向平庸，是因为大多数人一般目光短浅，而普遍无知的一群人是意识不到杰出和智慧的好处的，当平庸之辈遇上才华横溢也会嗤之以鼻，他们对于出类拔萃或许难以理解，或许因嫉妒生恨，进而采取禁止，强制，扼杀甚至逮捕等专制制度特有的手段，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整个国家被权威的、社会主流道德所控制，缺乏宽容精神，个性被忽略。最恐怖的事情是，任何违背多数人意志的行为将受到敌人般无情的对待。密尔的担心正是代替英国人民总结法国革命的深刻又痛苦的教训。总之，个性要自由的发展，防范平庸之辈的政府专制是个永久的课题。集体的平庸将扼杀少数人的天才与个性，少数人被社会的"一致性"所同化，最后，个性难逃专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