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大量农民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在地理位置上，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 在身份上，从农民成为农民工。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并维持在一定数量水平上，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力量之一。如今，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农民工作为一个现实的群体正大量地流入城市，并且成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也是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其城市社会适应面临巨大的挑战。群体成员以“80 后”、“90 后”为主体，大多缺乏务农经历; 相比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高，普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模仿学习能力强，能较容易地掌握工作技能; 喜爱城市并乐于接受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以上群体特征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和更强的城市适应能力，但不能说明他们就能很快地适应城市。他们工作耐受力低，不愿承担重体力低薪资的劳动，但因文化水平和技术的限制，又无法胜任要求更高的工作; 生活工作中也面临着诸如基本生活条件差、就业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解决他们的适应障碍也是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 2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资料和实地观察为基础，从角色理论视角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通过角色扮演实现角色转换并进行角色互动以适应城市，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年龄 16 周岁以上，28 周岁以下外出务工一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
1 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扮演
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差异很大的社会形态。农村中生活的人们有很强的同质性，其背景相同、经历相似，有共同的语言、信念、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表现出一种有机的统一。现代化工业城市则是大量背景、行为迥异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交换，注重以手段达到某种目的，功利性很强，本质是一种理智的算计。新生代农民工之前对城市都有所了解或接触，但真正置身于城市时，大城市人口密集，生活节奏快，图像变化多端、对比鲜明而强烈，对人的感官进而心理造成了大量的“刺激”。他们采取措施应对全新生活环境和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规范要求造成的“不适”感，最终达到角色转换和适应城市的目的。
1. 1 角色转换
1. 1. 1 职业社会化
城市适应分为经济适应、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层次，新生代农民工首先通过工作实现经济适应。他们多是离开学校就直接进入城市，务工经历是其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是另一种形式的“成人礼”。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并掌握生存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获得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及自身发展逐渐有了清晰认识和明确定位。第一，他们不满足于“有钱赚就行”，追求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大多强调他们不愿从事建筑业，原因在于它主要以体力活为主，没前途。第二，重视文凭和技术的重要性。新生代农民工重视积累人力资本，不少人表示他们能熟练地使用电脑，掌握文档处理等基本的电脑知识，有的还通过自考、函授等方式获得了大专文凭。第三，对未来有较清晰的职业规划和明确的职业目标。对新角色的领悟程度反映了对角色实践程度，正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越来越明确工作的责任和规则，他们才能更加适应新角色。
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不仅越来越职业化，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严密的工厂组织管理体系也使其培养起了诸如竞争意识、纪律意识和契约意识等现代观念，并内化于自己的价值观中。这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城市规则和现代性的获得，对其城市适应有着重要意义。
1. 1. 2 前台表现
角色表演最重要的是“前台”表演，前台包括舞台设置、多种表达工具( 情感、能量和其他表达能力) 、表现( 告诉他人个体的社会位置和地位以及个体在社会、工作或娱乐活动中的“礼仪情态”的符号) 以及风格( 告知他人个体所愿扮演角色的符号)等原则。角色直接的表现是其仪表和风度，它是角色内在品质的体现，在角色表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服饰打扮则是个人仪表风度的重要体现，就如同演员利用戏服来表现角色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将穿着打扮看作个人外在的身份标签，凭借外在穿着就能容易地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生活在城市就必须打扮得像“城里人”，这被学者称为“身体城市化”。他们以城市人为参照群体，揣摩城里人的审美标准并模仿其穿着打扮。他们讨厌缺乏个性的工作服，女生偏爱高跟鞋和裙子，有的甚至学会了化妆，男生则更加注重发型和鞋子。并且，他们在意体型变化，认为敦实的身形是农村人或者体力劳动者的标志，城里人喜欢苗条纤瘦的身材。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是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他们注重外在形象的装饰，通过外表塑造城市人的姿态。一方面，这有助于他们增加外貌资本，符合表演要求，提升表演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借此掩盖身份，获得城里人的认同，更好地适应城市。
1. 1. 3 表演语言
语言是沟通的重要媒介和符号，也是传达个人形象的重要载体。社会世界和个体被语言实践不断建构，语言是建构的积极媒介，具有行动的力量。语言分为后台语言和表演语言，表演语言是和观众互动的语言。普通话和打工地的当地方言是新生代农民工推崇的表演语言。笔者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一对约莫十八九岁在苏州打工的姐弟，开始都使用普通话聊天，后来发现我们是老乡，于是我改用方言，但他们依然使用普通话，彼此交谈时则是使用方言，甚至也用普通话。像这对姐弟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习惯使用普通话，模仿能力强的甚至学会了当地方言。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工作和交流的方便。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行业居多，工作生活中都要和当地人打交道，使用普通话或者方言便于沟通顺畅; 第二，避免上当受骗。老一代的农民工告诉他们的经验是城里人狡诈，欺负农村人。所以使用普通话或者当地方言可以遮掩身份，防止被人欺负; 第三，他们认为语言是帮助自己融入城市的重要工具。语言和穿着一样具有标识作用，普通话是文化和身份的象征，使用普通话意味着被城里人接纳的可能性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使用表演语言的另一个表现是敬语的使用。城里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眼中是有素质的代表，这种素质表现为注重礼貌，讲究卫生，重视秩序和规则等，有别于农村人的散漫、随便和邋遢，也和他们以往在书本上学到的“素质”的表现契合。通过观察，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共场合使用“谢谢”、“不客气”、“请”“麻烦”等一类敬语的频率很高，同时说话时有意放轻声调和注意语气。当谈到随地吐痰、大吵大嚷等一类不文明行为时，他们表现出轻蔑的态度，认为是很丢脸的表现。普通话是新生代农民工为适应城市而利用的语言工具，敬语的使用则表明他们对城市文化的认可和内化，是他们适应城市的重要一步。
“个体角色执行的适当性极大地影响了角色、相伴随的特权以及互补行为被承认的程度。当个体进行可见的、口头的互动时，他们倾向于利用姿态来表演节目，这种演出的成功有赖于连贯一致的展现前台现象，融汇并展示一般文化价值以及浸透某一情景。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服装和语言策略控制自己的前台表演，展示他们为适应城市所作的努力，并且表明自己对城市规则的习得和内化。
1. 2 城市中的角色互动
人们通过社会互动，能动地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表达了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建造社会世界的理念。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互动是研究其城市适应的重要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型。
1. 2. 1 与内群体的互动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最初建立的是以血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初级交往圈，即“内群体”。内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它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领路人”。一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传递最直观的城市印象，开启了他们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和向往。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投奔在外打工的父母、亲戚或者老乡，并向他们模仿学习城市生活的经验。另一方面，它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初建立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的核心，是他们初到城市时最信任的群体。调查发现，20 位受访者的第一份工作均是打工所在地的熟人介绍。
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遇到棘手问题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时，他们首先是向内群体寻求帮助。“表演要求表演者必须严格保持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分，内群体被看做是他们表演的‘后台’，只有后台与前台表现趋于一致才能成功地扮演角色。一个人的地位金字塔越高，能与之亲密交往的人就越少，在后台待的时间就越少，这就越有可能要求他既得体又礼貌。”表演者要严格控制好前台和后台的表现，使两者保持距离。内群体给初来乍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极大的支持，但在内群体中易于保持原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失去了转变角色的动力，不利于其角色转变。社会关系复杂的城市要求他们必须淡化传统乡村社会伦理导向和差序原则，适应和掌握现代都市社会的契约导向和普遍主义原则。新生代农民工将内群体看作是他们与农村保持联系的纽带，是适应城市的阻碍和束缚。只有割断这种联系，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摆脱农民身份。
1. 2. 2 与同事的互动
同事是建立在业缘基础上的互动关系，业缘关系的建立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圈扩大，适应城市的程度加深。在某一环境中，个体排演节目的同时，也在接受他人的演出，他们会倾向于发展共同的情景定义。当共同的情景定义出现后，互动就会变得更为容易。新生代农民工多是进入工厂工作。调查中，他们表示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原因在于工资稳定、生活规律，最主要的是可以多认识一些朋友。在此，本文将“朋友”定义为与表演者有共同兴趣并对其工作生活有帮助的一群人，是表演者的可利用的人际资源。与一代农民工的短期交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与同事趋于建立长期联系，并将其发展为自身可控制的资源。手头掌握的资源越多，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越趋于主动，这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扎根。
1. 2. 3 与城里人的互动
“城里人”是在城市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表演者，是新生代农民工表演模仿和参考的目标; 同时也是他们的“观众”，其态度对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和城里人的互动是适应城市的重要内容。和第一代农民工的敌视态度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欣赏城里人，将和城里人“交朋友”视为可炫耀的资本。但新生代农民工和城里人的交往仍然是短暂且表面的，建立长期稳定联系的几率很低。一般来说，只有以下三种可能: 一是和当地人联姻; 二是在当地购置房产定居; 三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比如对城里人有所帮助) 。而在社会互动中，人们总是先要了解对方即他人的角色，在互动中识别、理解、揣度他人在角色行为中隐含的意义，想象互动对方是如何理解同自己的交往与互动的，然后才能恰当地扮演好自己所担当的角色。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人的互动时间短，且城市人处于互动的强势地位，这种互动的不对称使双方认知偏差，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
2 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城市的角色困境
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转换和城市适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 1 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冲突
社会角色按获得角色的方式分为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先赋角色是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 自致角色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在农村，孩子们被预先设想为可能的和在有些正常的情况下是肯定的、未来的主人，即设想为“他们自己的继承人”，是滕尼斯所称的“天然的或确立的财产继承人”。他们从出生就被父辈当作土地的继承人来对待，充分享受财产继承的优先权。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也在追求角色的转变，求学、进城务工经商以及与城里人联姻成为农民转换角色的三大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获得新角色不能说明角色转换的彻底完成，角色间的冲突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一方面，角色间的冲突使表演者对现角色的扮演模糊不清。初到城市，他们不断将城市和农村对比，将新角色和旧角色对比，然后将农村的生活经验“筛选”并复制到城市生活中。但农村和城市间的巨大反差使其发现已有的生活经验无法应付现在的角色扮演，便出现了“不适”的反应。另一方面，农民身份很大程度上困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起初将大城市定义为忽略出身背景的“舞台”。他们在城市中可以凭借努力摆脱先赋角色，获得市民身份。事实上，他们在城市中也很难摆脱“农民”的标签，新生代农民工在受访中频繁地使用“如果”的条件或者假设句式，“如果我有钱”、“如果我家不是在农村的话，我会”等一类句子在访谈中频繁出现。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了出身、背景和资源在大城市中的重要性，而“农民”身份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上升的可能，他们必须付出比城里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相同的财富、地位和声望。
“某一特定表演者过去的生活和目前的活动范围，至少典型地包含了一些这样的事实，即: 如果这些事实在表演过程中被暴露出来，就会破坏或者至少是削弱表演者正试图作为其情景定义一部分表现的自我”。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采取“失忆”的态度，借此割断与农民身份的联系。调查中，谈及家乡时，他们不愿过多提及或者用“老家”轻描淡写略过，甚至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老家已经没有印象。
2. 2 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认同包括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以及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统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不对称，这主要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和市民对“农民工”的认知差异上。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工厂中除签订的合同不一样以外，其他方面和正式工人无异。笔者听到最多的是这样的自我描述———“如果我不说，别人都看不出我是农村的”，“经常有人以为我是大学生”。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定义为“有单位的人”或者是“城里人”，自我认同度较高。但笔者在城市街头的随访中发现，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则完全不同，他们使用“邋遢”、“流浪者”、“没素质”、“小混混”等词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将其视为抢夺“饭碗”的竞争者。
第二，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分离。本质上讲，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认同是其所从事的职业和实际身份统一的过程。然而，农民工的职业身份被定义为产业工人，但实际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这种身份的分裂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化主要场所是在城市，农村生活经历是短暂和不深刻的。甚至对于有流动儿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身上完全看不到农民的痕迹;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等意识、权力意识、法律意识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等意识强烈，希望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城市管理。新生代农民工将离开农村视为告别农民身份的仪式，进城工作则意味着市民身份的获得。但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结构因素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适应城市。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轨迹是模仿到内化的过程。在工作中，他们通过模仿和学习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奠定城市适应的经济基础; 在生活中，通过模仿城市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以及和城市中不同的角色互动，奠定角色扮演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城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城市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从而转变角色以适应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从本文的角度并不能全面地概括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角色转换和适应城市所做的努力，也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与乡土性的决裂过程不意味着他们就获得了完全的现代性，获得部分现代性特征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完全适应、融入城市。他们依然面临着角色认同危机、角色转换困境等问题。因此，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转换，解决其在城市适应中面临的各项问题，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