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城镇化是促进大城市带动农村的战略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被当做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见，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正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国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化质量不高，如 2012 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52 . 57%，这是按照城镇常驻人口计算，但扣除 1. 6 亿尚未融入城镇的农民工，真正实现城镇化的只有 35%，与2011 年世界 52% 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人口城镇化也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2000 年至 2010 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83.41% ，城镇人口仅增长 45.12% ，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达 1. 85，均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阈值 1. 12”。我国亟需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
实际上，城镇化是区域社会经济过程的时空演化，它以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空间扩展为其主要特点，并主要体现在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等方面。经济城镇化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而城市土地是城市活动的载体。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人口变化与空间扩张是表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终结果和目标。而经济、人口、土地协调发展才是真正健康的城镇化发展之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都对城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动力及其发展机制、城镇化与人口的非农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等方面，也有学者对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之间进行了研究。但以上研究都是从单一或两个角度对它们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在方法上比较单一，并且，也没有文献涉及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及时空规律，使得当前在评估城镇化质量方面有所偏颇。本文则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内涵出发，对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耦合与协调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协调主要侧重于系统间的良性关系，而耦合则指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或互相破坏。相互促进是协调发展的表现，相互破坏则是不够协调时产生的诸多问题。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故城镇化步调也不一致，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城镇数量和面积，造成人口城镇化大大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引起失地农民不满和社会不稳，有些地区则是土地城镇化走在了经济城镇化的前面，造成过快的农地非农化和土地低效利用。为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有必要进行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以便为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基于此，本文利用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及三大区域研究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规律及程度，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评价指标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的评价指标［15 －16］，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从数据可获取性和便于量化的角度，重点凸显城镇化的人口、经济、土地三个维度的特征，构建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表 1) 。
1. 2 数据来源、处理与各子系统指数评价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 ～ 2012) 、《中国统计年鉴》(1999 ～2012) 及其他相关文献。采取极差标准化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利用加权平均法［17］计算人口城镇化指数 f(x) 、土地城镇化指数 g(y) 和经济城镇化指数 h(z) ，其公式如下：
式中: f(x) 、g(y) 、h(z) 分别为人口城镇化指数、土地城镇化指数和经济城镇化指数; x，i、y，i、z，i分别为各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值; ai、bi、ci分别为各指标权重，各指标的权重采用均方差的方法［18］确定。i =1，2，…()n为指标个数。
1. 3 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利用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拓展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 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
由于耦合度仅显示各系统之间互相作用的强弱，并不能显示系统间的协调情况。所以，借鉴其他文献，构建适合本文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 C 为耦合度; D 为耦合协调度; T 是人口 － 土地 － 经济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 α、β、γ 为待定系数。由于在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因此待定系数的取值为 α =0. 3，β =0. 3，γ =0. 4。为更好地刻画我国人口、土地与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状况，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并参考相关文献，特制定如下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表 2) 。
2、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实证分析
2. 1 耦合协调度时空分析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位因素、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将我国整体划分为东、中、西部，并衡量各自的耦合协调程度。利用 1999 ～ 2012 年各省统计数据，测算中国东、中、西部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 3。
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都在向积极的方向转化，大都从中度失调状态逐步过渡到勉强协调甚至中等协调的状态，这说明我国经济城镇化早期更多的是以土地城镇化为基础，对人口城镇化考虑较少，暴露了经济发展以大量土地投入为基础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没有注重城镇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对于东部区域而言，1999 ～ 2003 年期间内，耦合协调状况主要为中度或轻度失调，2004 ～2012 年期间内，情况得到了改善，处于中等协调水平，这说明随着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及发展理念的变化，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资源投入型向技术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但其土地、人口与经济城镇化之间的协调程度还没有达到良好的状态，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而在中部区域，1999 ～ 2005 年期间内，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2006 ～2012 年期间，发展状况稍有改进，处于勉强或中度协调阶段。中部地区早期的经济城镇化也依靠土地城镇化的带动，同时，由于中部地区大部分属于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因此，耦合协调程度比东部地区稍差。
对西部区域而言，1999 ～ 2006 年期间，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状况主要表现为中度或轻度失调，2007 至 2012 年则基本为勉强协调状态。这是由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土地、经济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但随着中西部的大开发，其经济和土地城镇化也在加速，但人口城镇化并没有与之相适应。
2. 2 耦合协调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由表 3 可知，中国各区域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耦合协调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为进一步具体分析这些差异的特点，有必要对其进行收敛分析检验。本文采用常用的 σ 收敛。如果 σt +1＜ σt，则说明存在 σ 收敛，表明各区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检验公式如下:
Xm(t) 表示第 m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耦合协调程度;N(N = 31) 则表示省份个数，具体测算结果见图 1。
从测算结果可知，在考察期内，全国层面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 σ 值呈现了一种先下降而后逐步平稳的态势。这其中大致以 2005 年为分界点，2005 年以前基本呈现收敛的态势，而在 2006 年以后则主要呈现了平稳的态势。对于东部区域而言，考察期内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有较大的变化，但在 2005 年以前基本都呈现逐步递减的趋势，而从2006 年以后，该递减趋势发生变化，出现了增减交替情况，但从整体来看，东部区域的 σ 值还是显示出了收敛态势。对于中部区域而言，其 σ 值则呈现U 型变化态势，其底点大致出现在 2004 年。西部区域的 σ 值比全国的要略低，但变化走向与全国整体变化相似。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 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显示了积极改善，但在各区域之间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σ 收敛性检验则表明: 从全国整体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较小，收敛趋势明显; 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各个部分和整体来看，其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也较小，且都有着逐步收敛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还处于不完全的城市化阶段。因为尽管有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并定居，但他们并没有享有与城镇人口平等的待遇，如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住房以及就医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为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健康发展水平和质量，还要继续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首先，要转变当前城市发展模式，从依赖资源投入，特别是依赖土地投入转变为走内涵发展之路，通过结构优化实现理性发展。加快中小城市建设，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提高其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并引导农民就近市民化。
第二，逐步消除人口城乡迁移的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改变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局面。应逐步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剥离附着于户籍的各种福利，可以以教育、医疗等为突破口，逐步对进城定居的农民给予身份认同，实现居民城乡自由迁徙，最终实现完全城镇化。
第三，目前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应尽快改变，着手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构建通畅的城乡要素交换渠道，通过制度政策层面的具体设计，使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具有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推进征地制度的改革，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控制农地过度非农化，促进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和人口城镇化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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