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
---大卫·哈维
引言
“城市化和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虽然空间生产理论并非只着重于城市问题，但城市（ 化）问题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 哈维，2006） .正因如此，用空间生产理论来论述分析城市（ 化） 发展成为空间生产理论的重点，研究城市、城市化问题和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文献迅速增长，在国际和国内都形成了一套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式。但是，由于空间生产理论源于哲学层面的思考，内容丰富，体系庞杂，理论著作中也往往包含了大量哲学、社会学等其他问题论述，使得该理论虽然经由众多研究学者的拓展和充实，但在实践的分析运用上仍然较难操作.不同的是，地理学家哈维，已经将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所引起的城市化、全球化等有关空间问题进行了实证，巴黎、巴尔的摩、圣心大教堂等城市和建筑都成为他批判研究的实践对象，与其他理论研究学者不同，哈维和其追随者①更多关注空间中实践问题的理解.其中关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更是作为其经典代表理论用于解释城市的士绅化、更新改造和新自由主义发展倾向等。它不仅是马克思理论中用来解释资本创造利润本质的经典论述，更揭示了当代空间生产的源动力。
在国内学界，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则是空间生产理论中较少涉及的一个视角，虽然在诸多综述中有其简影,但很少详细描述及论证其理论的适用性。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资本作为其中的重要推动力功不可没，因此文章将选取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有产物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的不平衡发展角度分析它是怎样由一个传统的农村住区一步步被资本改造成为城中村和最终成为中产阶层社区，资本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制造出不平衡的空间供其继续生产，以期透视我国城市化发展中资本不平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检验和反馈既有理论，同时也为城中村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1 资本的不平衡发展
1. 1 马克思对资本不平衡发展的阐述
马克思指出不平等交换、不平衡发展以及人口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原始积累确立起来的，这种原始积累同时发生在国内和国际两种不平衡的规模上，在国际上通过商业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交换暴力掠夺等手段攫取了资本的第一桶金；在国内通过动员暴力、国家权力、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手段形成阶级间的不平等； 以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来剥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这些都成为资本主义确立的历史性条件。
其次，从资本生产的角度看来，利润是每个个体资本家生产的基本动机。正是利用资源、劳动力、以及生产技术等在不同的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存在着先进和落后、发达与不发达、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之分，这即是一种资本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都处于同一水平，整个生产方式都处在一种同质性时空中就不存在利润了。换言之，同质性和平均化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马克思由此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再生产是一个不平衡发展的等级结构。
1. 2 从外部的地理扩张到空间的内部分化
哈维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确立了资本积累和社会时空构造过程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创建了“资本积累的三种循环回路”（ 图 1） ,资本投资经历工业-城市建成空间-城市福利（ 教育医疗等） 的过程和历史性发展,三种循环回路成为资本积累和摆脱危机的规律性运动轨迹。他指出，在回路中工业资本的主要空间生产行为是地理空间扩张，如殖民地的开发。此时的城市，是以自然资源条件差异或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差异为区分的地理空间生产，可以说传统的城市空间生产是建立在自然区位不同基础上： 煤炭钢铁城市在煤铁原料地、城镇在港口。但到 19 世纪晚期，特别是资本由工业领域进入城市空间（ 空间生产初始） ,资本已经表现出在地理空间，以及在空间体系内部等各种规模上同时发生。其实现积累首要手段不再是通过地理空间扩张，而是全球空间的内部分化，通过空间生产出来的更大范围的差异化绝对空间来实现的.这种空间的内部分化包括通过市场选择在地理景观中植入形形色色的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划分来创造内部不平衡性。由此，不平衡的空间发展已经包含了横向的地理环境不平衡和纵向的生产关系，即人群的分层，从生产关系内部主动寻求不平衡以实现资本积累的前提要件。【图1】
1. 3 城乡的不平衡发展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考察了城乡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塑了现代城市的空间样态，摧毁了农村的传统生产关系，改变了农村的地理面貌，形成农村对城市的依附，最终导致包括资本、人口、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城乡对立和分离。列斐伏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强调资本主义城市的内部殖民也是指类似的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农村日益城市化使得城乡分离的社会基础逐步瓦解，造成农业的生产方式及其性质日趋具有工业生产特征,工业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地理面貌和使农业在地理上被消灭，然而城市依然维持一种不平衡结构（ 我国的城中村是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传统社会的城乡分离已经转变为具有新的不平衡发展特征的城乡分离和城市内部不平衡的制造，即城乡地理和物质空间的不平衡转向为以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制造.资本生产在地理上和人口上同时必须生产出异质性和不平衡以维持资本的幸存。
就中国而言，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世界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1. 5 倍，我国为 3. 3 倍，位列世界第一②.因此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积累是建立在城乡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上。在高度压缩的城市化③背景下，我国城市化是以严重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对农村的资源掠夺而实现的。从原有的掠夺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转化为以社会劳动结构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剥夺。这也是城中村中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即使从农业农村解脱出来，但依然无法成为“城市人”的原因。在城中村，资本生产似乎在地理环境的异质性和内部不平衡层面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 城中村的发展既包含了与外围城市空间的横向地理差异，又包含以劳动分工不平衡为划分的内部人群分层（ 市民和村民，村民和外来人口等） ,同时又交织了土地资源、制度差异等异质于城市空间的准则。其复杂和多元共存的空间状态是资本不平衡发展的最好诠释。下文将以南京市江东村为例，从资本的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说明城中村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城市化发展产物，其本质是为了制造发展的不平衡来维系资本生产的空间。
2 南京市江东村的空间生产过程
2. 1 传统村落到工业村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江东村本是属于南京市郊区雨花区的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村，1992 年改为江东镇，全镇被分成了 13 个生产队，后又改为 13个村民小组，村民以农业为生。根据访谈，江东村开始出现了外来人口是在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多数是南京市域范围江北地区以及溧水、高淳县的打工人员，以做小生意和小买卖为主，也是在这一时期，多数的当地村民住宅进行了修整或翻盖。
自1995 年起，江东村部分村民的土地开始被大量征用，用来开办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区属企业，主要是涂料厂、制铝厂、毛纺厂等。政府对失去农地的农民实行了“征地带资进厂”、“征地带人进城就业”④的就业安置方式，按照土地征用数量不同，每户江东村农民家庭有 1 -2 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其中，少数就业于南京市属国有企业，大多数就业于区属企业。因“征地进厂”的政策，就业于工厂的农民户口进入工厂，转变为城市户口，但是依旧拥有集体土地制上的农村住房。这一时期江东村的村落物质空间由农业空间转变为工业生产空间； 从以劳动分工来衡量，村民在“征地进厂”后，农民身份转变为工人身份，传统村落走向了工业村落（ 表1） .【表1】
2. 2 工业村落到城中村
在 2000 年前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使得大批“征地进厂”的江东村村民成为了首批离岗待业或下岗人员。但是城市发展似乎无意抛弃这个小村落。南京市于 2001 年提出“一城三区”的空间发展布局⑤,将当时秦淮河以西的大面积农村地区纳入主城的发展范围，包括江东村。对于河西新城区，南京市的定位为“古都金陵看老城，现代化新城看河西”.显然从一开始，河西新城就被定位为现代化新南京的标志区，试图将一片农村的河西地区通过“跨越式”发展成为现代新城。
在 2002 年南京市被确立为第十届城市运动会（ 下称“十运会”） 的主办城市，河西新城远离城市建成区并且地块完整，因此成为首选。市政府有意借“十运会”集中资金，短时间内完成河西新城的建设，将河西新城建设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增长点。伴随着道路、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五洲装饰城、金盛家居、沃尔玛以及万达广场等商业设施的引入，周围环境的“跨越”发展使江东村成为典型的城中村。这一时期的外来人口成倍数增长，与本地村民比约为 5∶ 1,并且苏北、安徽、湖南、四川的外来人口超过南京市域范围内的其他外来人口。无论是村中待业的下岗工人还是村民成为以住房出租为生的房东，村民成为受益者。
2. 3 即将终结的城中村
“十运会”之后，南京提出了对绕城公路内 71个城中村进行更新改造的行动计划（ 表 2） .2007年，江东村周边陆续兴起的中产阶层社区和商务CBD 的建成，河西新城已经成为南京现代化城区的标志，江东村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市政府有意出让这一地区的城中村土地进行商业及住宅开发。【表2】
于是市政府将原属于建邺区兴隆街道办事处江东村整体划归鼓楼区江东街道办事处管理，并于 2008年底，将划并的 40hm2江东村合并原鼓楼区的清江村土地出让给了苏宁集团建设国际型社区和商业服务业配套。此时，江东村的绝大多数村民早已迁出，仅偶尔回村收房租，城中村已经完全演变为外来人口的居住地。
3 资本对空间不平衡的塑造
3. 1 资本对空间的选择： 最易流入的地区
南京市借“十运会”的城市建设作为刺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举措与 1998 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低迷关系密切。哈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指出资本生产与空间和城市发展相互依赖，城市房地产等空间危机和金融危机互为条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空间修补，即资本积累中遭遇的金融危机或过度积累等问题通过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全球范围的资本转移，使得资本积累不致中断。但是为了维持和保证基本运行，最容易和最廉价的空间必然成为资本流动和投资的首要选择。从“十运会”选址开始，相对于内城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去摧毁来讲，资本的易流入性决定了还是一片农地的江东村附近的河西新城成为最佳投资地。
然而，资本的不断流入，让流入地与周边形成此起彼伏的环境差距。先是由于农地相较于住宅用地更易入，于是江东村的农地被征用于工业生产； 而后周边农业地区成为“十运会”建设首选； 后是由于周边环境的“跨越发展”导致江东村村民住宅和工业时代建造的厂房转而成为资本改造的对象，江东村与周边地区之间不断被资本塑造的不平衡空间关系反映出的是资本不断寻找最易流入地区的本性。由此造成了地区内此起彼伏的地理景观，其 本 质 是 资 本 呈 现 的 创 造 性 破 坏 过 程（ Harvey,1978） ,即在某一特定时刻建设适宜于生产的空间，在城市发展出现转向之时，又值得破坏。
在人造环境中，资本不断制造时间上和地理上不平衡的潮起潮落。
3. 2 资本的界限： 调整的行政区划与资本的自我划界
江东村不断被调整的行政区划是资本打破边界限制又重新进行自我划界的过程。原属于雨花区的江东村，先是在工业生产时代分别划为鼓楼区江东街道和建邺区江东村。2003 年在建邺区江东村土地上割出“万达广场”,2007 年后为了更好地迎合资本对空间的需要，又将建邺区剩余的江东村土地连同鼓楼区江东街道的清江村并入鼓楼区，并将其出让给苏宁集团建设苏宁睿城 .【图2.图3】
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资本首先打破因为行政区划而造成的界限障碍（ 江东村由两区分别管辖到划归鼓楼区管辖） ,然后又给自己设立了以不同资本属性为标准的空间界限（ 苏宁、万达各自的用地边界） ,以此昭示与外界的隔离，使得城市的空间破碎化、私有化并产生排斥性。但是，这种空间的断裂性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空间不断被“创造性破坏”而可能发生转变。在规划中，苏宁将在“万达广场”旁边继续建立为中产阶层服务的国际社区和商业空间“苏宁广场”,从而将分属鼓楼区和建邺区的苏宁、万达两个原本被不同行政边界和不同资本划分的界限，因为服务对象和商业空间的一致性而变得模糊，空间的固有界限随时都有可能在资本的空间生产和流动中而崩溃.
3. 3 资本对社会关系不平衡的制造【图4】
3. 3. 1 村民社会关系： 被制造出的核心-边缘结构
江东村由传统村落向工业村落转变时，当地村民的土地资源作为工业的生产资料被征用，就将村民与原本属于其的农业土地资料相分离，同时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将村民的农民身份转变成为产业工人以适应新的工业生产方式的需要。然而他们在国有企业中同样因为“知识”和“身份”的差异而被分层，被称为“农民工劳动合同”或是“国有企业的非正式员工（ 集体工） ”,往往劳动相同工资待遇却不同。这正是根据资本积累的需要，在劳动力分工中制造出的核心-边缘的不平衡结构，他们成为劳动力结构中的边缘。于是在新一轮资本积累危机来临之际，即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潮中首当其冲，成为了第一批被削减的劳动力。劳动力的被削减却不是按照劳动力质量来的，而是依据资本生产利润的需要创造的社会不平衡.但这一时期由于城市空间并没有成为生产的资料，使得住房即空间的生产资料性并不明显，村民并没有以对住房空间的占有而获得多少利润 .当空间生产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住房商品化使住房空间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村民们重新获得生产资料住房，并将其投入到空间创造价值的生产当中，租住给在劳动力结构中更为边缘的外来人口直至再次拆迁安置，不平衡的社会关系不断因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被改造。
3. 3. 2 外来农村剩余劳动力： 新的边缘人群
外来人口进入江东村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他们成为了城市中新的边缘人群。江东村中大量安徽（ 淮安、阜阳为主） 和苏北（ 江阴为主） 的外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服务行业，依靠同乡关系和朋友介绍而居住工作在此。通过社会关系空间获得对城市空间生产的介入。他们的就业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来实现，绝大部分都在城市中从事“非正规”的行业： 保洁、保安、服务员、装修工等，并且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一直以来缺少必要的福利、养老、保险等就业制度。相比较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本地村民作为工业剩余劳动力重新获得生产资料转变为住宅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不愿再从事城市低端劳动力，而城市的空间生产更多是通过外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补给。外来人口成为新的边缘人群，这使得空间生产对社会劳动力的盘剥总是可以得到最大利润。
3. 3. 3 新社会空间的诞生： 重塑的边界
新的空间生产，也就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宽阔大道、购物广场等标志性的建筑，它们一旦被生产出来，就立即重新塑造了新的阶层区分和新的社会关联。江东村最终将由苏宁集团更新成为中产阶层社区和为中产阶层服务的商业综合体，建立在地缘、亲缘关系上的村民和外来人口分化解体，入主的“中产阶层”其实是以其经济价值所命名的空间改造的产物，经济利益共同体取代了地缘、亲缘联系的纽带，也塑造了空间的界限。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被印刻的是投资、阶层和社会关系的差异（ Smith,2008） ,空间的不平衡发展最终呈现出基于社会劳动力结构差异的空间分化。
4 中国城市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特有属性
在中国，城中村发展的复杂性和内部的多样性使其成为独立于传统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之间的，并与之并存的“第三空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城中村社会，在外来人口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发生裂变，成为村民、外来人口和城市居民（ 部分大学生和城市拆迁的租住居民） 的混合住区，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交流、冲突、融合而且伴随着环境巨变带来的社会变化。里面既包含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有城中村居民既想融入城市又想保存现有居住状态的愿望，并存形成各类亚群体的空间。城中村所形成的差异结构，即城中村与外部环境、城中村自身内部的人群分层并非是单纯的城市化自发展，它本身是资本城市空间布展的向外扩散，通过不断制造、生产差异以实现积累的手段。换句话话说，即使是全球都实现城市化，资本也会在城市内部重新制造差异以获得自身发展的条件，这正是依照资本不平衡发展规则的创造。城中村内部无论是外来人口还是本地村民，从劳动的社会分工来讲，他们俨然已是非农业人口。然而，身份的差异、制度的差异、社会生产关系的差异、劳动分工的再组织等社会关系使得他们分异于“城市人”.
而城中村的现实状况与中国两个特色要素密切相关，也构成了中国资本空间生产的特有属性：
一是在城市化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量而充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状况下不断缓解城市结构性失业，外来人口弥补了本地村民的劳动力缺口，增加的就业人口迫使对劳动力价值分配和福利分配等再分配体系趋缓，使得资本总是可以盘剥到最大利润，这也成为中国城市资本生产价值利润创造的优势。
二是全球资本和行政制度的共同推动。城市空间的商品化，促使空间被划分为各个碎块，并且通过预期的房地产市场进行块状卖出造成空间的割裂和碎化.但是，与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土地分块划拨所不同的是，城市空间的生产不再是行政权力驾驭经济权力，而是行政权力合并经济权力，为了迎合资本市场的需要，通过行政权力对空间进行调整，愈发促进了资本利用城市内部经济形式的差异、社会劳动力结构的不平衡进行生产积累，行政制度成为资本生产的助推器。
5 结论与讨论
“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人造建成环境（ builtenvironment） ,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依照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的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后果”.哈维指出，现代资本则把不断突破空间壁垒、征服和占有空间作为实现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和克服内在积累危机的重要途径。资本正是不断通过对空间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才将各种危机摆脱掉。但是资本的空间生产又是具有矛盾性的： 一是利用空间的差异性，二试图通过生产改造让这种差异性变得均质、平滑.表面看来，资本貌似创造了均质、均匀的空间，而其内在是深深的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和不平衡。资本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印刻不仅仅是以 CBD 和商业综合体为标志的均质弥漫、裹胁的创富浪潮，在城中村中居住的低收入边缘劳动力人群，如打字员、清洁工、速递工、高档设施的服务员，他们似乎是被排斥在资本空间生产的价值光芒之外，却恰恰是早已置身其中，这正是资本积累的严酷现实和创造的极端不平衡。为了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功能，资本将继续不断寻求各种内在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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