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江苏省作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是农民工流入的首选地之一，其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文章以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了江苏省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指数，结果显示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呈现以下特征：(1)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一致，呈现南好北差的格局；(2)经济融合面临从数量指标向质量指标的升级，具体原因表现为农民工在就业、收入支出指标上得分较高，但是长期劳动合同签订率以及购房能力指标上得分较低；(3)基本公共服务融合推进任务重，苏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率较低，而苏中、苏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高；(4)政治融合提升空间大；(5)心理融合指数得分较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强，融入城市的态度积极。在社会融合指数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等促进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 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融合;新型城镇化;
一、导言
截至201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9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7425万人，本地就地就近转移农民工11652万人（国家统计局，2020）。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单人流动到举家迁移，农民工在城市的权益诉求也发生着从最初单一的收入平等权利、就业平等权利到当前包括教育、住房在内的全面市民待遇平等权利的转变，而城市对农民工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排斥、歧视逐渐向接纳、认同转变。目前看来，农民工的各项劳动就业权利不平等的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逐渐实现了同工同酬的权利[1]。这一方面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供不应求这个有利于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客观经济因素；另一方面得益于政府从放松户籍管制到完善就业制度，再到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不断推进制度改革确认了农民工迁移、就业、社保等各项权利。尽管如此，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远未完成。城市对于进入的农民工依然遗留“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态度，而农民工对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则处于“进得去，留不下”的半城镇化状态[2]。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和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冲突。因此，实现农民工在城市全面融合不仅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
2003年欧盟《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将社会融合定义为：确保具有风险和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使其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减少不同群体间的隔阂，不同身份背景能享受到平等、正常的权利和福利[3]。可见，社会融合的对立面是机会和资源的社会排斥，目标是权利平等，研究对象是被排斥的群体。由于社会机会、资源以及权利的内涵丰富，学者们将社会融合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身份等数个维度[4]，其中经济融合被学者们最为看重[5]。对社会融合的考察和评估既可以从单一维度进行，也可以从多个维度综合研究。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单一维度、全国性数据、流动人口的研究较多；综合维度、地区性数据和聚焦于农民工融入的研究较少。江苏省作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是农民工首选的流入地之一，对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的综合性研究对于加快推进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也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认识。文章以2019年江苏省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报告课题组调查获得的数据为基础，将社会融合分为经济、公共服务、政治和心理文化四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测算各个维度和综合的社会融合指数，揭示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说明
江苏省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报告课题组于2019年7-8月，在江苏省13个地市开展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调查，共获得3783个有效样本，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文章测算融合指数时使用的农民工样本总计2076个，其中苏南1228个，苏中440个，苏北408个；市内流动的农民工679个，跨市流动的农民工1397个。
（二）融合指数计算方法
文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融合指数。文章农民工社会融合测算基于23个二级指标、12个一级指标和四个维度（表1）。指数的形成过程为：(1)去量纲，将不可比的二级指标的值转化成可比的0～1之间的得分；(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下一级指标的权重；(3)根据权重将下一级指标合成为上一级指标，即将二级指标合成为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合成为维度指标、维度指标合成为整体社会融合指数。
三、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指数的维度、指标和权重
文章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形成如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合评估体系，各指标后括号里数值即为计算出的权重，详见表1。
表1 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评估指标体系
四、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状况分析
（一）江苏省农民工经济融合状况
经济融合过程反映了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与流入地居民趋同的过程，经济融合是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物质基础。
表2 农民工不同群体经济融合得分情况
首先，农民工的经济融合水平和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具体表现在，苏南地区农民工的经济融合程度最好，为58分，苏中次之，苏北最差。其次，从一级指标看，江苏省农民工的收入支出融合状况较好；住房融合状况较差。
（二）江苏省农民工公共服务融合状况
公共服务融合是农民工在流入地平等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以及机会的过程。
表3 农民工不同群体公共服务融合得分情况
首先，江苏省农民工公共服务融合水平较高，得分达到64.5分，但是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第二，各地财政实力和外来农民工的数量对比共同决定了农民工在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融合程度。例如，得益于当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苏南各市政府财政实力雄厚，在为农民工提供医疗资源上胜苏北和苏中地区一筹。具体表现为苏南地区公共医疗得分比苏中和苏北地区分别高14.8分、6.7分。和苏南地区不同，苏北地区尽管财政实力最弱，但是由于外来人口少，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得分还高于苏中地区。由于外来人口多于苏北地区，财政实力又远不及苏南各市，苏中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上似乎陷入了困境。第三，经济发达地区用工更加规范，不仅较好地保护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提高了当地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融合程度。具体表现为苏南地区社会保险指标得分高于苏中、苏北。
（三）江苏省农民工政治融合状况
政治融合是农民工获得与流入地居民同等政治权利的过程，是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制度保障。
表4 农民工不同群体政治融合得分情况
首先，受制于户籍制度和人力资本水平，江苏省农民工政治融合水平不高。第二，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水平构成农民工政治融合的物质基础。根据表4，农民工的政治融合得分地区排名和就业地经济发展程度一致。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劳动力市场相对规范成熟，因此其工会参与和工资决定两个指标得分都领先于苏中和苏北地区。
（四）江苏省农民工心理文化融合状况
心理文化融合是农民工在心理和情感上逐渐认同当地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归属的过程，是社会融合最终完成的标志。
表5 农民工不同群体心理文化融合得分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心理文化融合本地人优势显着。外来农民工占比较大的苏南地区农民工的心理文化融合程度最差，而苏北融合程度最高。主要原因是本市农民工和本地城镇居民拥有相近的生活习惯，从而在身份认同上障碍较小；而苏南地区外来农民工占比大，且当地特有的传统文化习俗等进一步加大了外来农民工融合的难度。
五、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文章提出如下进一步促进江苏省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政策建议：第一，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增强农民工自身融入城市的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农民工获得稳定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为此，要根据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对农民工进行终身职业培训，增强其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保证农民工通过自身能力长期获得支持城市生活的收入。
第二，加大各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力度，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社会保障。在财政收入约束下，优先加大基础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经费投入，破解外来农民工留守儿童比例高、住房稳定性差等难题，解决农民工家庭迁移和定居的后顾之忧，让农民工在大城市不仅能进得来，而且能留得下。
第三，采取各项措施推动经济发展，为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完善的劳动权益保护；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带来的更多的财政收入也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因地制宜，探索推动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多样化路径。在经济发达、外来农民工集中的苏南地区，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建设等国家战略，侧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率，将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关注农民工的心理诉求，提升外来农民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实现外来农民工的高质量融入；在经济实力较弱的苏北地区，省级政府要加大对苏北地区市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支持当地积极落实国家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通过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提高本地农民工就地就近市民化的质量。
参考文献
[1]章莉,吴彬彬.就业户籍歧视的变化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2002-2013年[J] .劳动经济研究, 2019(3).
[2]杨菊华.流动人口(再)市民化:理论、现实与反思[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2 ) .
[3]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port on Social Inclusion[R] .Brussels:European Commission,2004。
[4]杨菊华.论社会融合[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6) .
[5] Heckman J J.Detecting Discrimination[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