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健康心态培育的政府职责探究
【引言】新时期农民工良好心态构建政府责任探析引言
【第一章】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不良的主要表现
【第三章】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塑造中的责任缺失
【第四章】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社会心态塑造的政府责任分析
【结语/参考文献】政府塑造农民工正确心态的责任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不良的主要表现
通过对北京和广州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现状调查所获数据的综合分析，笔者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心态总体上不太理想，并呈进一步恶化趋势，群体不良心态较为普遍，主要表现有边缘化心态、被剥夺心态、底层认同心态、迷茫焦虑心态和无能为力心态，具体分析如下。
（一）边缘化心态
边缘化心态主要源自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他们长年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对于城市和农村而言，他们都是过客而非归人。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农村回不去，而城市留不下来，这一庞大群体基本脱离了农村而又未真正融入城市。
1.农村的边缘化群体
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较为年轻，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较低，多数人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前后就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在离开农村前有过务农的经验。本次实地调查也发现，八成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未干过农活。
尽管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您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时”,多数人仍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由于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以及外出务工期间，仅有春节等若干重大传统节日才会返回农村与家人团聚、与村里人互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农村发生了“脱嵌”现象，农村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
2.城市的边缘化群体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平均的进城务工时间是 4.4 年，该群体中的大多数具有较高的融入城市的期望。然而，实际情况则是，由于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保制度的存在，他们生活、工作中的种种遭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他们与城里人是不同的，他们并不是城里人，并且变成城市人所需要支付的高昂成本也是他们所不具备的。
此外，多数的城市人无法客观地评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更多关注的是该群体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占用、城市公共秩序的破坏。尽管农民工群体扰乱城市公共秩序等事件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在城里人的刻板印象里，他们往往会造成城市的脏乱差，而忽视了该群体在服务、餐饮、建筑等与城市人生活密切相关领域当中做出的贡献。因此，即使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众多的二线城市中，大量的城市居民并不能公正地看待和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是在这种自我定位和他人排斥的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于城市也是边缘人，城市是他们留不下来的地方。
对于某一群体来说，所处环境、生活状态发生变化后可能会对其心态产生直接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人的身份，使其游离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之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边缘化身份和边缘化心态的形成。
（二）被剥夺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被剥夺心态，主要是指该群体当中存在着普遍的相对剥夺感。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健全，危及某一社会群体基本生存状况的绝对剥夺现象已基本上不存在了，但由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横向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却日益强烈。对于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则更是如此。
1.相对剥夺理论
“相对剥夺”最早由美国学者斯托夫提出，之后被社会学家默顿应用于美国士兵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所谓相对剥夺，是指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所拥有的资源与某个参照对象相比，发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时所产生的一种被剥夺感。这种感觉会引发愤怒、不满等消极的情绪，甚至引起暴力行动。这种感觉的引发机制在于，人们觉得自己有权享有某些权益，但实际上并不拥有。
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人们较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丧失了过往社会状况下获得的利益；第二，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未能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好处。
2.由不公平对待引发的被剥夺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了更高的维权意识和权利要求。然而在以差别化对待为特征的二元就业市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大背景下，同城市居民或者城市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又往往遭遇更多正当权益受损的情况。本次调研关于该群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受不公平对待情况及主要领域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群体被剥夺心态的普遍存在。
当被问及“外出打工期间，是否受到过不公平对待”问题时，13.1%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非常多”,16.4%的人选择了“比较多”,即接近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受到较多的不公平对待；42.0%的人选择了“一般”;选择“比较少”的有27.2%,仅 1.3%的人表示在外工作期间从未受到不公平对待。从数量上分析，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这与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发现大致吻合，即 53.9%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工作期间遇到过权益受损的情况。①再从不公平对待的主要表现来看，其中，“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占 32.8%,“同工不同酬”占 21.3%,“工作机会不平等”占 18.6%,“拖欠工资”占 13.9%,“工作种类不平等”占 12.6%,“其他类”占 0.8%.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往往无法获得本应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工作机会以及薪资待遇。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获得实际上他们有权享有的资源和福利。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被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将不可避免地在该群体中滋生和蔓延。
（三）迷茫焦虑心态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心态情况及情绪状况进行自我评价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迷茫焦虑心态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较为普遍。当被问及“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心态如何”时，有 7.9%的人认为自己的心态“非常好”,33.8%的人认为“比较好”,47.6%的人认为“一般”,7.0%的人认为“比较不好”,只有 3.7%的人认为自己的心态“非常不好”.将“非常不好”、“比较不好”、“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 1-5 分，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自评得分为 3.35 分。若转换为百分制，则得分为 67 分，刚处于及格线之上。
社会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的情绪性。情绪对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影响极其深远，不同的情绪类别将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倾向。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绪调查主要是通过被调查者在给定的若干能反映情绪的词语中进行选择，以描述其自身情绪。所给的情绪词包含了两个正向情绪词（满意和怀有希望）、一个中性情绪词（平和）、三个负向情绪词（不愉快、迷茫与怨恨）以及一个“其他”选项。
调查发现，持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的新生代农民工大体相当，分别占总数的35.0%和 35.9%,其余 28.3%的人持中性的平和心态（见表 7）。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为正向的情绪状态，多数人心态平和且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中性情绪及以上者占总体的 63.3%.值得注意的是，负向情绪中选择“迷茫”的人超过总体的四分之一，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具有矛盾的一面，即虽然对未来怀有希望，但对于如何实现自己的期望又十分茫然。
（四）底层认同心态
社会分层是一个社会中的正常情况，每个社会都会基于资源分布的不均，自然的发生人群身份和地位的分化。社会学研究中，对于社会分层的测量有客观法和主观法两种方法。客观法主要是以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法和马克思的单一经济标准法，主观法则是通过个体自己或周边他人对于其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归类。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采取了客观法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分层当中的位置。具体地说，是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来探知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状况的定位，主要涉及其对自身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评价。
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底层认同现象十分明显。调查显示，在收入水平的自我评价中，没有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上层”,认为处于“中等偏上”的占 2.2%,“中等”的占 23.3%,“中等偏下”的占 40.7%,“下层”的占 33.7%,共计 74.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收入水平处于社会中等层次以下。
在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中，同样没有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在社会中处于“上层”,4.2%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中等偏上”,34.5%的被试选择了“中等”,36.3%的被试选择了“中等偏下”,24.9%的被试选择了“下层”,共计 61.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身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中等层次以下。
通过对二者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评价存在高度的一致性，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640（见表 8）。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自我评价中底层认同现象明显。这一方面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艰辛的写照，另一方面可能是该群体弱势心态盛行的反映。
（五）无能为力心态
在长久面对诸多不利地位和境况之下，核心问题是“改变”或者“改善”,而实际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促使他们期望的改变发生。加上现实的制度环境也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能为力的心态逐渐在该群体中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自尊情况不乐观，自我效能感低；遭遇不公平对待时，归因的外部化倾向。
1.自我效能感低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就达成某一设定目标，并且随着目标的达成，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进一步增强。自我效能感的强弱一般同个体的自尊情况成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个体或群体处于不利位置或遭遇不利境况时，通常会有两种应对方式可供选择：第一，相信自己，并且调动一切可利用资源，试图去扭转或者一定程度上改善现状；第二，消极逃避，认为不利的外部因素不是自身努力可以应付和解决的。选择前一种方式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选择后一种方式的人，或者在遭遇前一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自我效能感或自我效能感逐步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由少年到青年、由学校到社会的人生阶段，经历着由农村到城市的环境变化；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较多地遭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其中多数情况是通过自身努力无法解决或者改善的，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则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该群体自我效能感较低的情况。这一情况可以从实地调查过程中该群体自尊情况中得到反映。
此次调查采用了罗森伯格自尊量表（SES ,self-esteem scale），用以评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量表将自尊划分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两个维度，各有 5 个条目，分 4 级评定，1 表示“很不符合”,2 表示“不符合”,3 表示“符合”,4 表示“非常符合”.其中，“自我肯定”条目中“很不符合”记 1 分、“不符合”记 2 分、“符合”记 3 分、“非常符合”记 4 分，“自我否定”条目中“很不符合”记 4 分、“不符合”记 3 分、“符合”记 2 分、“非常符合”记 1 分，量表满分为 40 分。运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多重响应处理功能，对被调查者响应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下（见表 9）。
通过计算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自尊情况的总体平均分为 29.13 分。有研究者用相同量表对同年龄段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自尊得分为 37.09 分。①与同龄的大学生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自尊情况的总体评价过低。本次调查情况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评价中，“自我肯定”程度一般、“自我否定”程度偏高，自尊情况中等。
2.外部化的归因倾向
归因，即归结行为的原因，指个体根据有关信息、线索对社会现象与个体行为的原因做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维纳对归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区分了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其中，内部归因是指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当前的处境是由人格、品质、动机、态度以及努力程度等内部因素决定的；外部归因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当前的处境是由机遇、他人影响、社会现实以及国家政策等外部因素决定的。
不同的归因倾向会对个体的心态和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公平遭遇的归因倾向调查中，我们发现，仅有 10.8%的人认为遭受不公平对待“主要是自身方面的原因”;31.8%的人认为“主要是社会方面的原因”;认为“二者各占一半”的人占 57.4%.总体上说，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做外部归因，认为主要是社会现实以及国家政策等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导致当前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较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有类似的情绪倾向，且群体情绪可以预测群体态度与行为倾向。如想要攻击对抗的其他群体，这种倾向会超越个人情绪的力量。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外部归因倾向导致了该群体形成“被剥夺、受摆布”的无能无力心态。当此种心态强化到一定程度，极有可能导致其报复社会、采用越轨方式维权的行为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