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房产税征收体制极不健全，缺乏征收房产税、空置税以及各种“惩罚性税收”的征收机制。中国目前房产税的品种仅有契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物业服务和维修基金等小品种，这些税收品种和数额相对偏低，较低的交易成本使得买卖房地产的利润越来越高，又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的投机活动。一些具有垄断能力的利益团体，会积极参与到房地产投机活动中去，进一步刺激房地产泡沫的扩张，为原本运行缓慢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推波助澜，加速房地产价格的飞涨。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抑制过度泡沫化的策略选择
自 2005 年开始，稳定房价成为中国房地产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抵制房价过度上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包括： 2005 年 3月为稳定房价出台的“国八条”; 2009 年 12 月颁布的抑制投资投机性住房的“国四条”; 2010 年 1 月严格二套房贷管理的“国十一条”; 2010 年 3 月对土地进行调控新政的“国十九条”; 2010 年出台的“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国十条”;2011 年 1 月出台的“新国八条”,以及 2013 年 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稳定房价的“国五条”等等。
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掀起了四波宏观调控的高潮。这些调控政策对防止中国房价过度上涨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还应借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经验教训。
（ 一） 建立“房价收入预警机制”,健全住宅分类供应体系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应建立“房价收入比”预警机制，使房地产调控更具针对性。“房价收入比”的预警机制，应使房价上涨速度不得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国“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应参照国际惯例，定在 6-7 之间。以此为参照，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可适当调整“房价收入比”,对于不同收入层次的群体，也相应调整“房价收入比”,国家要在房屋供给上，充分考虑消费区域和消费层次的差异，加大商品性住宅和保障房的供给，缓解供需矛盾，以满足不同“房价收入比”层次的需求。
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时期，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房地产泡沫的化解，需要建立在统筹推进收入分配公平、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供给角度，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住宅分类供应体系，扩大针对普通民众实际需求的房屋供给量。在房地产泡沫程度较高的非常时期，日本政府为解决穷人住房问题，建立住宅分类供应机制，建造低价公房，以调节住房市场价格。其中包括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政府公营住宅，针对中高收入阶层的由私营发展商经营的商品住房。此外，在购房资金筹措上，日本成立了由财政拨款和邮政储蓄贷款组成的住宅金融公库，可为居民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并为政府及住宅公团提供房屋建设资金。这些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具体做法是强化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责任。在多元化的住房分级制基础上，通过构建完善的、明确分级的新建住宅供应体系，切实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安置问题，减缓居民住房压力。从需求角度，则应从根本上促进分配公平，规范私营经济发展，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集体协商和议价能力，遏制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滑的趋势，从而为劳动者解决和改善住房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样，才能逐步化解房地产泡沫过度带来的矛盾，使房地产回归合理的发展轨道。
（ 二） 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加快房地产业去杠杆化进程
从各国的经验看，房地产业的杠杆率过高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产物，也是导致房地产泡沫过大的诱因之一。由于中国现行房地产开发制度与销售，中国房地产业杠杆率主要表现在土地储备贷款、土地出让环节首次缴款比例、土地增值税清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等环节。以土地储备为例，土地储备贷款条件比照项目融资，自有资金比例低限仅为30% ,助长了囤地行为。再如，土地增值税清缴环节，房地产开发企业往往较长时间保留尾盘，拖延项目竣工清算进程，而将预提的土地增值税转用于新项目建设。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也是加大杠杆率的一个因素。房地产业总体杠杆率过快上升，会增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风险。为了去泡沫化的需要，有必要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贷准入门槛，并严格审查和控制个人房贷。
加快房地产去泡沫化，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积极推动信贷结构调整，使银行体系新增信贷向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倾斜，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对商品房、商业地产、基建投资等产能过剩领域则要严格控制。
完善信贷政策，控制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贷款等高风险行业贷款，有效应对房地产泡沫领域的潜在违约风险。
（ 三） 防范高增长转为稳增长背景下汇率变动的影响
综观各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历史可以发现，房地产泡沫程度较高一般形成于经济起飞后，而破灭往往紧随高速增长期，处于经济转型的关口，且一般均受国际游资冲击而爆发（ 拥有国际货币霸权的美国例外） .以日本为例，上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加剧了其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自第一次石油危机始，日本的实质 GDP 增长率由 10%下降到 4% 左右。随着日本经济发展中的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结束，以产能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广场协议”的签订及自由金融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日元大幅升值，缩小了外需规模，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被迫由“投资导向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以日元升值为标志的汇率放开政策，引入了大量国际资本，国际热钱随之涌入日本房地产业，推高了日本房价的快速增长，房地产泡沫程度加剧。而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据瑞穗证券的数据统计，1992-2004年，日本企业和银行处理泡沫经济的成本高达 208万亿日元，年均处理泡沫成本占 GDP 的比重高达3. 5% ; 失业率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其实质 GDP增长率由 1990 年的 4% 左右，下降到不足 1%,房价和股市量价齐跌至历史新低，银行净损失达十万亿日元。
目前，中国进入了由高增长向稳增长的转型阶段，应吸取日本当年为了刺激内需、不顾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单纯固执地实施低利率政策的经验教训。尽管房地产泡沫由内因而起，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往往因外部的冲击而破灭。因此，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所导致的游资泛滥及其对中国房地产过热的助推器作用，要保持清晰的认识。一方面，要运用行政干预手段缓解过剩流动性、抑制经济过热； 另一方面，还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防范国际投机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 四） 提高房屋交易费用，遏制和打击投机
从国外成熟的房屋交易税费征收机制来看，多种税负的征收提高了房屋持有成本，平衡了市场供求。这种税收调控法以市场化手段，迫使囤房者释放出多余房子，增加了市场供给，消减了房价上涨预期，挤出了房地产市场过度出现的泡沫成份。对此，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参照： 例如，德国为了抑制房地产投机，对房屋投机活动设置了“防火墙”,成为欧盟国家中房屋拥有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德国政府规定购房不满十年就卖出者，政府将对收益部分征收 15%的“投机税”,此外，除了交纳给中介的费用之外，还要负担 3. 5% 的交易税和公证费。这些额外的费用占交易额的 10% 左右。较高的交易费用降低了投机者利用短线炒房而获取暴利的机会。相比较于德国，日本的交易费用更高，交易费用品种包括印花税、登记证税、不动产取得税、每年一次的固定资产税。不动产税税率相当于土地和住宅建筑的 3%.在美国，各种房屋税高达 30%,占家庭收入的 21%.如果美国的房价上涨低于 10%-15%,则无法覆盖购房和卖房的交易成本，炒房者就会亏本。
可见，较高的交易费用是确保住房作为消费品的前提，也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房价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需要借鉴这一做法，对超过规定标准面积的房地产拥有者，应通过征收累进税的方式进行调节，打出炒房和囤房囤地行为，遏制房地产投机。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如： 加强住房销售价格管理，加大对闲置土地和违法违规用地的处理力度，打击偷漏税和规避限购等行为，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这样，才能使房地产的发展真正服务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持久的民生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