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檀香刑》对重刑制度的重构与批判
《檀香刑》用残酷的刑罚、猫腔的野性、慷慨悲壮的英雄、技艺精湛的刽子手、愚昧叫好的看客等，把历史中的戊戌六君子之死和孙文抗德事件进行重构。但正是这些民间文化恰恰能够帮助读者重新思考历史，从热衷于研究正史的宏伟叙事转变为重视对野史、稗史、民间史的研究。
第一节、历史裁决中的刑罚与执行
一、戊戌六君子行刑
1、“未讯即刑”——严重违反《大清律例》的案例
戊戌六君子服刑，从研究史料的结果来看应该属于“未讯即刑”。也就是说没有经过系列的审讯过程直接赴刑。依据如下：民国人黄濬的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了戊戌六君子在狱中的举动，虽然六人表现不一，但都没有赴死的思想准备。“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哭更甚，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①可见，刘光第认为按照《大清律例》的流程，“此乃提审”，“非就刑”。然而，清廷取消了原计划于八月十三日由刑部会同军机处进行的审判程序，在“未讯而刑”的情况下直接下令处斩，这让长期任职于刑部且熟悉大清律令的刘光第又愤怒又无奈。因此刘光第在临行前做出两个举动，一是对“未讯而诛”表示反对，二是要求行使复审的权利，即临刑喊冤。因此他说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②此事影响极大。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强烈谴责了清廷未经审讯即对六君子杀戮一事。“今六烈士之就义也，于八月十二日有伪诏命刑部于十三日讯鞫，及十三日刑部诸官方到堂，坐待提讯而已，又有伪诏命毋庸讯鞫，即缚赴市曹处斩矣。夫不讯鞫而杀人，虽最野蛮之国，亦无此政体也。虽众人所唾骂之秦桧、严嵩、魏忠贤，犹不至如是之无忌惮也。盖彼恐一讯鞫，则虚构之狱，无由成谳，而改革之根株不能绝也。观其诬康有为之罪名也，初则曰酖弑皇上，继则曰结党营私，终则曰谋围颐和园。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更无论也。……度新闻报馆，当必有真凭的据，可以证成其词者，不然则与八月十三日上谕谋围颐和园五字，前不见来踪，后不见去影，冥冥九阍，茫茫中古，长留此不明不白一种疑案而已。”①即便是清廷重臣、军机大臣廖寿恒，对”未讯即刑“的做法也颇有微词：
“刑之滥，罚之不公，至此极矣。”②本文作者认为，戊戌六君子的“未讯即刑”显示了清末时期的政治现状，即皇权大于法。这种行为的出现，是对所谓“法制”的极度蔑视。如此肆意妄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导致对朝廷的信任度降到冰点，对于那些“知书达理”、受过外国“法制社会”影响、或者至少了解外国法律体制的大臣来说，则受到的挫折感应更甚于平民百姓。因为他们从此明白，所谓“大清法制改革”，终抵不过皇权的一纸诰令。且戊戌六君子“未讯即刑”并非清末政治中的个案，此后还发生了庚子年间同样对五位反对盲目排外大臣的“不讯而诛”。这种对法制的无视和妄为，使人心背离，清廷覆灭也就只剩下了时间问题。
2、行刑细节
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四点，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君子依次被行刑。步军统领将六君子从狱中提出，装入六量囚车中，押解到宣武门外菜市口准备处斩。杨锐劝刘光第跪下听旨，而当刘光第听到斩首的旨意后，十分愤怒，当场要求表白心迹。当遭到监斩大臣果断拒绝后仍认为是被人陷害。最终刘光第“被杀时，血喉丈余。”③谭嗣同与林旭二人见状感慨道：“皆谓我等为挽救中国而死，毫无恐怖，且今日杀一人，后起必有千人，与我辈同心保国”④云云。谭嗣同被从狱中提出后高呼：“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也。”⑤行刑前，监斩官令谭嗣同磕头谢恩，谭怒目责问为何被处斩，监斩官却不予以回应。行刑时，虽有众多围观群众，但谭嗣同仍面不改色，神态自若。据说其头颅连砍数刀才断，且死不瞑目，直到“被劝慰说‘头上有天耳’，始瞑目”⑥。林旭临刑前仍穿着官服，“第三车即墩谷也，衣冠反接，目犹左右视，其仆奔随且哭。”①但林仍气定神闲，只是仰天冷笑不说其他。
可见，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情况不一，表现也不一，有人一刀即毙命，有人则是数刀才死，有人血肉狼藉，有人则见血很少。《国闻报》对此事作了详细描述：②“嗣有个中人戟指而告曰〔六〕卿中有二人以四百金赂刀斧手求速死，故一刀即毙。有出金更多者，临刑前一刻，卒予以药，比刑已死，故不见血。其出钱少者即受刀多，其分文不给者，则死最难最苦，而死后亦无人收管。中国待犯官向来如此。”这一说法，加上坊间传闻，无疑为莫言创造《檀香刑》提供了绝好的历史素材。
二、孙文领导的高密人民抗德斗争
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并于第二年 3 月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赁条约》，取得铺设铁路和开采沿线矿山的权利。1899 年 6 月，山东铁路公司随即成立。
为方便修建胶济铁路施工顺利进行，德方与清政府签订正式协议，规定由清廷需履行代山东铁路公司征购土地工作，购地费用由清廷出资，按时价收购，德方“修建铁路过程中不得侵坟压庄，由清政府负责保障铁路及其员工的安全”。③然而，德国人并未按照条约规定，擅自于胶州、高密等处勘查丈量，并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迁坟移舍的迁移费也一减再减，并时有德国铁路员工调戏当地妇女情况发生。
高密人民阻碍与抵制铁路修建，其原因有三。第一，修建铁路影响农民生计。自 1900 年 6 月以来，山东潍县坊间议论铁路所经之处，庄稼皆死。一言以蔽之，（火车）烟熏四十里不长庄稼。第二，修建铁路影响风水。铁路修建沿线，中国人的祖坟被掘或移动，在崇尚祖先崇拜和注重风水观念的中国人看来意味着家族的运势遭到破坏甚至厄运来临。第三，华北农村流传说，德国人将中国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下面，而被剪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废人。以上各种流传说明：在当时闭塞保守的中国农村，人们面对铁路、火车这样的外来陌生事物，产生了极度的不安，通过传说、流言等方式来解释和自卫。再加上德国士兵的种种劣行，激起了民众的恐慌和反抗。这些愤怒的情绪经过积累，最终把高密人民推向了抗德斗争的前台。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历时较久，波澜起伏。有据可查的说法是，自 1899 年6 月 24 日始，堤东庄的农民郝宝山面对装备着钢枪和速射炮的巡逻德军，打响了第一枪。但农民们的土枪土炮根本压不住装备精良的德军的火力，村民纷纷中弹、被迫撤退。然而，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并未结束，反而在李金榜、孙文等人的领导下达到了高潮。
四天后，在高密绳家庄召开了群众大会，团结一致反抗德寇修建铁路。以李金榜、孙文为首的农民宣誓“喝齐心酒，磕齐心头”、“有孙文就没有铁路，有铁路就没有孙文！”①的口号。大家在各村首领的带领下，收集了土炮长枪等武器，以四处张贴红纸的方式号召各地人民齐心起义。李金榜等人的抗德斗争于 1900 年1 月 1 日正式开始，李金榜带领大约二三百人，以撞钟为号，前往铁路施工工地，“烧毁窝铺五座，抢去粮物若干，并放言要烧毁城外铁路公司总局”②。这一行动加剧了紧张的形势，德方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解决，否则将自行派兵。
袁世凯在几次释放善意仍遭到拒绝后勃然大怒，他发电令声称：“李金榜、孙成书、孙文等……是该民等并非为身家起见，专意抗官构乱，殊堪痛恨。”③指示束手无策的手下对为首的李金榜等人要“严拿重办，决不宽贷”④。李金榜、孙文在“惩治首要”的指示下被抓获，李金榜被革除功名，孙文则被判斩首。其实最初袁世凯并没有想杀孙文，仅仅是“令其作函劝谕其党具结息事，业经一律具结，乃从宽免究。”⑤但 6、7 月间义和团运动高涨，以 “劫夺孙文”为旗号声势浩大地公开与官府对抗，这就将孙文推向了死亡。
综上所述，矛盾的两个方面达到了水火不容的斗争状况，其结果以德国人胁迫晚清政府镇压起义人民而告终。虽然孙文被杀害，但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高密抗德阻路斗争更加激烈。孙文是阻路运动的首领中最有名的一位，也是《檀香刑》中孙丙这一人物的原型。自李金榜被捕后，孙文就成了农民队伍的核心领袖。而与李金榜不同，孙文没有功名在身，仅仅是官亭村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急公好义”的名望完全凭借他慷慨下一的性格而来。而且孙文在阻路运动之前已经有相当的名望了，他的事迹在民间口口相传，这亦给予莫言创作孙丙这一人物时可以参照的丰富素材。
第二节、《檀香刑》对历史的重构与批判
一、也说戊戌六君子之死
《檀香刑》中第十章“践约”，详细描述了戊戌六君子行刑的场面。与史实略有不同的是，小说中刘光第似乎对自己的下场早有预料。小说中写道：①“刘光第在众刽子手的陪同下摇摇晃晃地参观了刑具陈列室，当他看到那柄把子上拴着红绸的‘大将军’时，……刘光第笑着说：‘赵姥姥，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有朝一日，我落在了你们手里，你可要把这把大刀磨得快一些。’‘大人……’
赵甲尴尬地说，‘您清正廉洁，高风亮节……’‘清正廉洁活该死，高风亮节杀千刀！’刘光第感叹道，‘赵姥姥，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大人……’刘光第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东耳房。刽子手们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的背影。”此外，小说中还描写到：“刘光第猛地圆睁了双眼，逼视着端坐在执刑台下的监刑官刚毅，用沙涩的声音逼问：‘为什么不问便斩？！……国家还有没有法度？’刘光第继续追问。……跪在刘光第身边的杨锐，伸手扯扯他的衣服，说：‘裴村，裴村，事已如此，还有啥子好说嘛！跪下吧，遵旨吧！’……‘大清朝啊！’刘光第长呼一声，理理凌乱的衣衫，屈膝跪在了执刑台上。”②这说明刘光第还是屈服于皇权、屈服于命运。而史实中，如本文已经讨论过的，刘光第并未对赴死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他始终认为按照《大清律例》的流程，要经过审判程序而不是“未讯而刑”，且此“刑”直接赴死，更不用说事发前会有预感自己即将死于刽子手刀下了。正史中刘光第死前喊冤：“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充分体现了他这一心路历程。
二、从刘光第之死看变法之悲剧
小说对这一情节的重构，借刘光第之口道出了变法改革的艰辛。正如小说里刘光第对赵甲说：“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法律，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③如果说史实中的刘光第对法制尚存一丝希望，那么小说里他深刻认识到了皇权统治下所谓变法改革只是统治者愚民的幌子。作为变法重臣，他穷困潦倒，可见在朝廷人微言轻，根本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极权统治分毫。他深知统治者需要的是代其执法、为其杀人的刽子手，而不是削弱其统治权力、撼动其统治地位的改革者。但变法作为刘光第等人的毕生之志，纵使再艰难也不得不为。犹如鲁迅笔下“铁屋子里的人”，因为“希望是不能被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①
三、再述民族英雄：孙文与孙丙
《檀香刑》中莫言通过着力刻画孙丙这一角色，以及相关的系列描写，再现了历史中孙文领导的高密人民抗德运动这一史实。对于正史中带领高密人民抗德的孙文，我们对其性格无法深入探究，其后人评论他的性格时，多突出他的倔强、讲义气、刚毅不屈，这种豪侠特性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好汉的慷慨悲歌形象，孙文以其“急公好义”的个性，自然而然成了高密人民的抗德运动领袖，并且始终有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在他的身边。而对于孙文的个人影响力和号召力，有人曾做过描述：②“光绪二十五年，我十二岁的时候，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忽然听说孙文带着大兵快来到了，家家都自动自愿的烧水做饭，准备欢迎。不一会，队伍来到了……有一个短小精悍五十来岁的老头儿，穿着短枚，没戴帽子，满头冒着热气，不多的苍白的头发被汗湿润了，还有两撇小黄胡。人们都嘁嘁：‘这就是孙文！’当时我内心里对他无限的爱慕。……所有的人都在庄外，不进庄里，有人请孙文到庄里坐坐，他也不去。……路过我村，他们在庄外吃罢了饭，就往东南方向执行任务去了。”
由上面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孙文是一位近于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相比之下，莫言笔下的孙丙，人物形象无疑更丰满、更接近普通人，而且他身上承载了太多作者莫言想表达的内容。一方面，孙丙是猫腔戏的开创者，这肯定是历史中的孙文所不具备的身份。莫言巧妙地把高密人民抗德的领导者，赋予另一个戏班领导者的身份，从而顺其自然地赋予“猫腔”大量的笔墨，贯穿小说始终。另一方面，《檀香刑》中孙丙的抗德初衷与史实中的孙文不同。孙丙在与知府钱丁“斗须”
失败后认为丢了颜面，不愿再唱戏，便远走他乡开茶馆。在发现德国技师调戏自己妻子后错手将其杀害，导致德国人为报复将村民大肆屠杀。孙丙愤怒之下回乡树神坛领村民攻打德人的筑路窝棚。莫言把正史中的农民运动，通过多主体叙事的方式演变成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合，这种处理方式使孙丙更贴近普通人，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尤其是孙丙被描写得喜欢虚荣、好出风头、抗德活动就仿佛是一出迷信的滑稽剧，尽管壮烈，却可悲。但是这样一个貌似普通人、缺点似乎更多的孙丙，却在行刑的这场“戏”中得到了升华。孙丙在囚车里时也边走边唱，他的这种濒死时的达观态度，换来了乞丐与老百姓的跟唱。《檀香刑》中，孙丙拒绝潜逃坚持受刑是因为“盼望着五丈高台上显威风，要让父老乡亲全觉醒，要让洋鬼子胆战心又惊”①。刑罚残酷反而使孙丙的胆魄得以升华。但是，莫言的深刻就在于并没有把孙丙刻画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最大的悲哀即承认被杀甚至接受被杀。当孙丙被打开铁锁链后，他“趴到木板上，把头歪过来，谦虚地问俺爹：是不是这样，亲家？”②当他被绳索捆绑在木板上后却说：“贤婿，你把咱家小瞧了！”③就这样，孙丙礼节性地与赵甲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行刑这一场“戏”。
四、猫腔之戏
对重刑之“戏”的消解历史中的高密人民抗击德军一事，给莫言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这样回忆：④“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第一种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第二种声音就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的妇女的泣血哭诉。…………我感觉到，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少年时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像两颗种子，在我的心田里，总有一天会发育成大树，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
猫腔是高密东北乡人深层的文化基础，它体现了高密人的精神意志，承载了高密人的情感归宿，他来自灵魂和血液里，是历经漫长岁月沉积下来的心灵共鸣，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莫言赋予受刑者孙丙猫腔戏班班主的身份，使得檀香刑之“戏”与猫腔之戏得以同时上演，猫腔所代表的民间之声与刑罚所代表的统治之声进行了正面交锋。在这个过程中，猫腔之戏构成了对重刑之“戏”的消解。
凄美婉转的猫腔将现场所有人都带入了狂欢的气氛之中，群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这场大戏的参与者。猫腔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百姓有了表达个人情感的有力方式，让原本凄壮的行刑场面变成了极具狂欢色彩的节日表演。与以往对行刑围观最大的不同在于，猫腔巨大的感染力和强大的文化认同唤起了高密县围观群众心中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以及对暴力统治的反抗，“看戏”不再是嗜血心理的满足，而有了满足后的反思。义猫们不畏死亡的献唱，围观群众“咪呜~咪呜~”的哀鸣，他们在癫狂与狂欢中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狂欢将统治者原本赋予刑罚的威慑意义消解，猫腔之戏构成对刑罚之“戏”的彻底颠覆。
在小说最后，一直生存在夹缝之中屈辱求存的知县钱丁在经过痛苦挣扎后终于受猫腔的感染而觉醒，统治者和侵略者的疯狂镇压、义猫的反抗、民众的哀鸣都将其推向了对正义的反思。他在意识到德国人和袁世凯的阴谋时，趁乱杀死孙丙，使这场大戏提前中止，彻底地粉碎权力阶层期待已久的戏剧高潮。至此，这场“重刑大戏”正式落幕，奉行了几千年的重刑制度在钱丁身上有了来自封建统治阶层内部第一次的觉醒。
莫言用这样的方式作为小说的结局，赋予了读者对社会的希望。关照现实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檀香刑》将重刑之下的暴力逐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对酷刑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正是文学对法律的解剖与评判。正如莫言自己说的：“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①《檀香刑》再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悲悯之中蕴含着深刻的批判。它试图让人们在正视暴力的基础上认识它并抑制它，在整篇充斥着凄厉哀嚎的刑罚之声中，向我们展示的民族的希望和力量，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与权力作斗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