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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莫言《蛙》对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研究
【绪论】小说《蛙》中的计划生育主题探析绪论
【第一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章】 《蛙》对农村计生政策执行问题的文学表现
【第三章】计生政策文学表现的法学审视
【第四章】 《蛙》和法治背景下计生之路的思考
【结论/参考文献】莫言小说中计生政策研究结论及参考文献
第二章 《蛙》对农村计生政策执行问题的文学表现
生育政策是涉及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关注计划生育的也不止专家学者，很多文学家选择借助文艺作品来表达自身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与思考，如《西洲曲》①《计生办主任》②《山路弯弯》③等。影响最大的，当属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蛙》。小说《蛙》由文学青年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组成，以一名农村基层计生干部万心（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结合几代人因生育而产生的悲喜情恨，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地区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其沉重的语调、悲悯的情怀以及对计划生育执行时酿成的悲剧的深刻描写足以震撼读者的心灵，引起读者重新思考正义的标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节 对历史问题的呈现
一、国家政策与民间伦理的冲突
在小说《蛙》中，当国家鼓励生育时，人们很欣然接受了这一政策，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④，暗下决心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接生技术高超的妇产科医生姑姑也被人们高高捧起，化身为“活菩萨”,“送子观音”.但当国家决定实施计划生育时，政策的内容与传统民间观念出现了冲突，执行的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而棘手。姑姑与小跑母亲的论争集中体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姑姑被任命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为了保证国家政策的尽快落实，行事雷厉风行的姑姑奉行“坚决不让一个人落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降低出生率，昔日的“活菩萨”成了人人害怕的“活阎王”.姑姑狠抓计划生育的做法引来了嫂子（叙述者万小跑的母亲）的不满，二人展开了一场辩论。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的说法是“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女人不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面对母亲的责难，姑姑搬出“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①这样的说辞来反驳，但显然这种形而上的反驳无法使以母亲信服。
同一时期，村民王脚不愿意结扎，被公社当作破坏计划生育的反革命典型绑上了手术台，当民兵试图用绳子捆绑他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行事张狂的王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声让前来抓捕他的民兵不知所措，让看热闹的人群心中跟着难过。王脚的恸哭反映了最初被计划生育一代人的矛盾与无奈心理，政策的突转使他们显得手足无措，感性上，人们不愿接受计划生育，而政治理性上，国家政策的权威又使得人们不得不接受。村民对计生政策缺乏普遍的认同感的问题，在后期的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计生政策的顺利推行。
在乡村地区的民间伦理中，传宗接代是人生中的大事，生儿育女是农村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事。孩子是最重要的存在，所以在新中国早期的农村地区，大部分人都像《蛙》中的“母亲”一样怀着对生育的原始而虔诚的信仰，他们面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能反应就是排斥，如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没有充分考虑民众的现实心理认知状况，那么即便是村民在行为上接受了计划生育政策，也很难真正从心理上对其形成认同。在计生工作推行之初，姑姑与其他计生人员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姑姑表示计划生育的工作“只要把道理讲透、把政策定好、领导带了头、层层抓落实，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②。尽管遭到了民间伦理的抵制与反抗，工作的重压与方法的缺失还是使计划生育一度走上了依靠权力来强制规训民众生育行为的道路，虽然这条路如愿完成了控制人口增长、迅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目标，但也给开路的一代人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
二、权力对生育行为的强制规训
在小说《蛙》中，作为一名计生干部，在国家政治和民间伦理冲突时，姑姑选择了前者，并为计划生育恪尽职守，耗尽了心血和精力。计划生育时间紧、任务重，加上基层村民的不理解不配合，姑姑等计生人员面临上下交困的艰难处境。为了达到工作指标和要求，习惯了文革思维的基层工作者更多的选择依靠强权来加速完成计生工作。《蛙》用三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与抓捕，再现了农村计划生育执行史。
东风村张拳的老婆耿秀莲，已经怀到第四胎，公社命令村书记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把耿秀莲弄到公社流产。在村支书与村里的民兵一筹莫展之际，姑姑来了，她如同判官一样铁面无私，无论张拳一家人如何演戏，丝毫不为所动；又如同英雄一般正义凛然，不惧张拳穷凶极恶之相，宁可献出性命也要完成计生工作。耿秀莲终于跟姑姑走了，在姑姑以为这场战斗已然胜利之时，耿秀莲却转身跳入河中。姑姑等人开船紧随企图潜水而逃的耿秀莲，却并没有直接将她捞上船，水中的孕妇慌不择路，船上的姑姑镇定自若，以为稳操胜券的姑姑最终迎来的却是耿秀莲的筋疲力尽溺水而亡。
当了兵的万小跑被意外告知妻子王仁美怀了第二胎，部队领导命令他立即回去让妻子做掉孩子。为了保住即将到来的荣誉和职位，万小跑希望王仁美流掉孩子。但是王仁美并不愿意，在一番大吵大闹后回了娘家。万小跑的母亲也希望留在这个孩子，母亲认为党籍、职务并不比一个孩子更珍贵，况且“现在不是人民公社时期了，现在分田单干了，粮食多得吃不完，人也自由了”①，即便是不当干部，回家种地，日子也会过得很好。出门寻妻的万小跑遇到了年少时的朋友，他劝说万小跑留下这个孩子，建议他“先养着，有没有户口，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②。正当万小跑心思开始动摇的时候，姑姑出现了。姑姑不允许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有一例超生，即便是自己的侄媳妇也不能例外，她亲自带了一个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特别工作队到万小跑的岳父家抓人。姑姑确实有勇有谋，她先指挥武装部，毫无道理地发动机器拔了王仁美邻居家门口的大树，并且声称“我不怕做恶人……即使真有地狱我也不怕”③，如果王仁美不出来，将推倒四邻的房屋，损失由王家承担。姑姑的策略取得了成功，在拖拉机的轰鸣和邻居们的哭喊声中，王仁美走出了藏身的地窖。王仁美最终同意流产，可是此时胎儿已经过了安全流产的月份，加之王仁美体质不适宜流产，尽管姑姑奋力抢救，并为她输了600cc的血，年轻母亲的生命还是停止在了手术台上。亲人的离世并没有阻止姑姑“工作狂”的脚步，重伤未愈的姑姑迅速投入到下一场抓捕之中。
陈鼻的妻子王胆在长女三岁时又怀孕了，陈鼻是农民，按国家政策，等到长女八岁以后是可以要第二胎的。姑姑自然是“不允许”王胆在此时生育的，她要将王胆带到卫生院流产，王胆四处躲藏，却最终没躲过智勇双全、心思缜密又深沉的姑姑。在王胆一家企图渡江逃跑之际，姑姑终于行动了，她命人开着计划生育专用船将王胆家的木筏逼向了河堤。风雨交加，河水翻腾，怀孕七个月的王胆承受不住流亡之苦，孩子即将早产。面对此情此景，半生为计划生育兢兢业业的姑姑像一个末路的英雄，脸上浮现出一种悲凉的笑容。产妇身上特有的血腥味在空中弥漫，姑姑忍不住伸出手，作为产科医生帮王胆接生。生死危机中，王胆的第二个女儿陈眉顺利出生，王胆却像一只钻出了飞蛾的空茧壳一般失去了生命的迹象。王胆临终前的一声“谢谢”让姑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姑姑第一次开始迷茫，开始追问自己“这算怎么回事”.
实际上，耿秀莲、王仁美等人是有错在先的，违反国家强制力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惩罚，然而姑姑等人对不法者的惩罚方式亦明显不当。凭借公权力给予不法者直接的身体的限制和伤害本质上是一种暴行，这种暴行导致人们对权力的厌恶超过了对不法者本身的不满，反而对不法者产生了同情。在权力体系下，对于被规训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权力是什么”,而是“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国家政治与法律走向现代文明的表现之一，正是其对公权力实施手段的严格限制。取消直接针对国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的暴行，将权力规训的方式限定在人道主义的范围内是现代国家的一致追求，强制结扎、强制堕胎及其他强制规训公民身体的方式显然有违这一精神。
第二节 对现实问题的呈现
一、计生政策的尴尬处境
在小说《蛙》的后半部分，万小跑与小狮子企图逃离现代都市文明，带着对乡土的眷恋返回故乡。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原本偏僻落后的高密东北乡大变了面貌，小区里洋房、大河上游船如画，马路上“宝马”“奔驰”,中美合资的“家宝妇婴医院”吸引了中外很多人来此地生孩子，文革时被摧毁的娘娘庙也重新修建起来，并且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皇、香火鼎盛，……然而，在这片貌似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土地上依然隐藏着种种罪恶与不堪，尤其是曾经被姑姑奉为圭臬的计划生育如今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有钱的罚着生”,普通人眼中高额的社会抚养费难以阻挡“有钱就是任性”的富人，“破烂王”老贺的老婆生第四胎的第二天就背了六十万罚款送到计生委；“没钱的偷着生”,市场经济下人口的快速流动给计划生育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工作人员很难跟上超生者来去匆匆的脚步；“当官的让‘二奶’生”,年轻的女大学生“小毕”成了五十多岁官员肖下唇的“二奶”,肖下唇命人开着“大奔”“宝马”护送她到医院分娩。
管理的混乱与监督的不利使计划生育“名存实亡”.更为可怕的是，一些人竟然借计划生育之机大发不义之财，众人眼中的“成功人士”袁腮，勾结权势，打着养牛蛙的幌子违法开设代孕公司，靠卖孩子牟利；身世凄凉的毁容女陈眉为替父还债无奈代孕，却在孩子出生后被赖掉代孕费，陈眉一心寻子又差点被袁腮的手下杀害。昔日的故乡早已不存在，旧的伦理秩序似乎被打破，新的文明秩序却并未如约而来，在金钱与欲望的掌控下，法律失去了其信仰与威严，生育政策失去了其调控意义，生命也成为可以量化的商品，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乱象构成了对现实社会黑暗与不公的讽刺，故事最终，作为知识分子的万小跑对代孕一事的认同更凸显了当代人在新旧价值观念更替之际的矛盾与迷茫。
二、生命的“异化”
应该说，莫言之所以着力描写计生乱象，在于其对现实生命不自由、甚至被异化的深刻反思，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并不单单是由于计划生育造成的，它源于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对生命的介入。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揭露了生命与现代政治的复杂纠缠。现代国家统治者不仅对死亡拥有权力，还对生命拥有权力，现代国家通过对出生率、死亡率、再生产比率和人口繁殖速度的调整来将“生命”
纳入到“政治”的掌控之中，通过对生命及生育行为的干预来达到优化国民生命、实现国民生活幸福最大化的目的。当然，现代政治这种以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而规制生命的做法看似是合理的，但是人群为延续生命而采取戕害另一生命群体的行为，对于“政治保护生命”的目的来说又存在悖论。在小说《蛙》中，干预生命的远不止政治，权力、金钱、欲望都时刻企图掌控生命，尤其是袁腮违法开设的代孕公司将生命异化为可以批量生产的商品，这样的“人口生产论”无论何时都不值得肯定。对于现代国家的繁荣与发展来说，调控人口以适应社会、实现国民现实利益的最大化是必要的，而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无论何时，对生命缺少应有的敬畏都是一场不幸。在小说《蛙》的日译本影印页写着这样一句话：“打胎则生命与希望消失；出生则世界必陷入饥饿。”当生命已经不可能摆脱政治、回归到最初的自由状态时，如何给生命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应当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