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外国童话理论的过程中，冰心的上述困惑同样困惑着众多儿童文学先驱。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童话作家并未将童话看成是远离现实的虚幻王国，童话世界也并非弱者逃避现实困境的遁所。在此，他们不是用童话来宣告启蒙无效，而是要破除乐观主义的“瞒”和“骗”.郑振铎肯定安徒生关于“人生是最魅力的童话”这一言论，在他看来，现代的人生远非美丽的童话，当他带着这种眼光去读叶圣陶的童话时，他发现叶氏早期的“童话梦想”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注定要被摔得粉碎，“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其结果也只能是“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18].叶圣陶童话创作的转型也印证了这一点，叶圣陶指出，“我很怕看见有些儿童读物把世间描写得十分简单，非常太平。这是一种诳骗，其效果只能叫儿童当发觉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喊一声 上当！”[19]（P527）。
于是，在《稻草人》中，他自觉地加入了社会的内涵，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
对于这种现实惨剧，作者保持了较为冷静的观照心态，他没有神化稻草人，而是客观地道出了它同情却无力拯救的复杂情感：“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与其说是稻草人无力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不如说是作者无法用童话世界的美好来疗治现实的痛苦。在此，叶圣陶没有简化成人灰色的生活遭遇，更没有用虚构的笔法来超越现实的困境。虽然他也曾借稻草人的口表达过微弱的光明呼喊（“天快亮吧”），但终究还是太虚弱无力，最终还是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在叶圣陶看来，这篇童话不是写给儿童看的，属于成人的文学，他只是借助童话的形式来抒发内心郁结的悲愤。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儿童接受这些现实的内容未必是有害的，这篇童话恰恰能告诉儿童，童话世界的美好不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到，盲视现实而沉浸于理想的童话世界中的儿童应该有所警醒。
从上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接受并没有停留在“模仿”的阶段，而是将其和中国特殊国情结合起来，置换成为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资源。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植根于“中国语境”中的真实才会有艺术真实的洞见。正如郑振铎所言，“写中国的事，而使人觉得非中国的,则即使其所写的事迹完全是真实也非所谓文艺上的真实,决不能感动读者”[20].换言之，写“中国”的事，一定要使人觉得是“中国”的，这才算文艺上的真实。按此推导，中国知识分子在引入外国儿童文学资源时的文化选择和过滤体现了中国情怀和世界意识的精神遇合，这种遇合之后的冲突与互动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三、他者制导的思想显效与审美偏狭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西方“现代”的儿童文学理念为武器，对传统儿童文学资源中的封建糟粕，特别是戕害儿童成长的观念予以极力地颠覆和批判。毋庸置疑，神话、传说、歌谣、谚语、儿歌、寓言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有诸多有益于儿童文学的资源，需要重新审视和打捞，找到与现代中国语境契合的基点，用特定的语言和表现方式来演绎，使其成为具有现代品格的全新文学形态。
在西方他者的参照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检视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努力营造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周作人就曾将中国古典志怪小说所辑录的民间童话与西方童话进行比较，他深有感慨地说，“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据此，他提出了收集古代童话的方法，“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然而非所可望于并代矣”[21].从国内外“异文”中寻漏补缺的收集方法，体现了周作人立足中西融通的背景打捞中国古代童话的视野及思维。尽管中国古代也有童蒙读物为儿童计，“仿作小儿语”,然而，结果却并不乐观，诚如《演小儿语》的作者所感叹的那样，“余为儿语而文，殊不近体；然刻意求为俗，弗能”[22].这种用文言来仿作小儿语的尝试既无法达至儿童的内心、切近儿童的心灵世界，也使正统的文言失去了其原有的章法和规范。受国外儿童文学用口语来言说故事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放弃了那些拗口的文言文，代之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他们意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剔除语言带给儿童阅读的障碍，过滤传统思想附加于文字上的陈旧毒素，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阻碍和影响。在谈到童话的变迁问题时，周作人意识到了传统儿童文学资源必须要经过淘洗和变革才能适应现代儿童的需要。在他看来，“顾时代既遥，亦因自然生诸变化”,如果“放逸之思想，怪恶之习俗，或凶残丑恶之事实，与当代人心相抵触者，自就淘汰，以成新式”,对此，现代人要做的就是“删繁去秽，期合于用，即本此意，贤于率意造作者远矣”[23].如果说本土文化立场的坚守，影响着儿童文学作家接受外国资源的出发点、策略与方式，那么，外国他者的引入则影响着儿童文学先驱化用中国传统资源时所持的标准、尺度和原则。
与前述儿童翻译家、儿童批评家一样，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史家坚守本土文化的立场，积极引入外国儿童文学资源，这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魏寿庸、周侯予就提出，“从文学本体上讲，要注意翻译外国儿童文学是否有价值？就世界主义讲，是否普遍？就儿童心理讲，是否有效？”[24]（P34）朱鼎元也认为在选取外国儿童作品进行译介时应考虑其是否符合国情？是否适用？是否是本国儿童所想象得到的。[25]（P23）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史家虽然都肯定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普世价值，但更注重其本土的思想显效。
这种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双重眼光，体现了他们自觉的民族意识。然而，也产生了淡化文学审美价值的负面影响。翻阅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其书写的儿童形象缺失作为儿童的独特属性，他们可以称作儿童，但很大程度都是存活于成人视野中的儿童，儿童的“个”性相对薄弱，而儿童的“群”性特征较为明显。换言之，这一时期儿童的共性大于个性，儿童似乎是作为群体形象出现在儿童文学作品之中，模糊的儿童性别、单一的儿童形象、趋同的文化取向弱化和挤压了文学书写的审美诉求。
针对接受外国资源的实用主义倾向，诸多知识分子批判了那些轻视文学审美性的创作。周作人就曾指出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弊病是“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 异 教 的 着 作，都 变 作 班 马 文 章，孔 孟 道德”[26].他不主张儿童过早地介入现实的成人的政治，认为这可以在长大以后自己去选择。郭沫若也曾指出，“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他认为儿童文学中的教化寓于文本之内，“像藏在白雪里面的一些刺手的草芽，决不能象一些张牙舞爪的狮子”[27].郑振铎十分赞赏源于中世纪法国的一部禽兽史诗《列那狐的历史》，因为它是“真的童话”,“教训与趣味并重”.他认为，“编译儿童书而处处要顾全道德,是要失掉许多文学的趣味的。”[28]
事实上，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文学创作的两翼，两者都应兼顾，当思想性成为凌驾于艺术之上的主导因素时，就会损害艺术性的表达和呈现；反之，有艺术缺陷的文学作品也不利于思想性的传达。确实，在儿童文学创生初期也存在着一些狭隘的实用主义的儿童观念，它未顾及儿童的独立价值及主体精神，超越儿童接受界限的教化与训诫，实质上侵蚀了儿童文学的本体基石。
可以这样说，中国儿童文学界的着力点多在“儿童文学”的“儿童”范畴上，相对而言，“儿童文学”之“文学”则较为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儿童文学“本质”或“目的”的认识偏差。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陷入了教育与审美的两难境地，作家被迫游离于儿童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难以制衡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例如郑振铎一方面肯定儿童的自然属性：“凡是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要顺应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的发展的程序而给他以最适当的读物。这个原则恐怕是打不破的”.[29]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绝对的儿童本位教育的提倡，当然尽有可资讨论的余地。”[30]
由于特定的情境，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不得不预设两类接受者，一是儿童读者，另一个是成人读者。
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相当关键：如果过多地考虑成人读者，有可能会导向成人之间的教化或训诫；如果过多地倚重儿童读者，有可能会归于游戏或娱乐的套路。当然，只预设成人或儿童为单一的“受述者”,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厚度也会受限，因为它失去了儿童接受者与成人接受者冲突与互动反向的推力。由于中国儿童文学始终无法整饬思想与艺术的冲突，“儿童本位”的观念也打上了现代中国的鲜明印记，被赋予了双重内涵：一方面，“儿童本位”强调儿童本体的自足性，认为儿童是殊异于成人的独立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物质需求以及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儿童本位”又肯定儿童之于未来的隐喻性，认为儿童身上有诸多新质，他们是未来世界的主体。
基于强烈的社会意识，中国儿童文学承担着培育新民的社会责任。也正是这种担当，使得这种注重思想显效的接受机制具有了合法性。然而，如果不能辩证地融通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冲突，盲视儿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复杂关联，中国儿童文学的健康推进肯定会受影响。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
如果我们能重返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意识到“想象中国”这一话语实践之于儿童文学的限度和意义，审视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联，势必能深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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