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写出了上海儿童从苦难到幸福的变化过程，隐喻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小银娣的悲惨童年》主要写1940年前后上海贫民区儿童的苦难生活。《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主要写1945—1949年期间上海一群进步少年从事地下斗争的故事。《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主要写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儿童的幸福生活。小说在写法上非常平实，非常真实，和传统小说的追求“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在结构上非常自由、散文化，体现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深邃视角。
关键词 : 孙毅;儿童小说;上海小囡;
Abstract： “Shanghai Xiaonan” trilogy depicts the process of Shanghai Children's change from suffering to happiness, which is a metaphor indicat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Little Yindi's Miserable Childhood(《小银娣的悲惨童年》) is mainly about the miserable lives of children in Shanghai's slums around the 1940s. Young Pioneers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y(《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 is mainly about the story of a group of progressive teenagers who were engaged in underground struggles in Shanghai from 1945 to 1949. The Story Between a Wild Child and a Wild Dog(《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 mainly describes the happy lives of Shanghai children following the polic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se three novels tell the true stories in plain word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novels with the pursuit of “fic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se novels is free and prosaic,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perspective of an experienced old man.
Keyword： Sun Yi; children's novel; Shanghai Xiaonan;
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孙毅(1923年生)先生95岁高龄时出版了三部长篇儿童小说：《小银娣的悲惨童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故事都发生在上海，所以冠名“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资助)。孙毅老先生过去主要是从事儿童戏剧创作，写作了很多有影响的儿童剧，后来结集出版《孙毅儿童戏剧文学丛书》共9种。近90岁之时开始写作长篇儿童小说，并且一口气写了三部，这本身就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三部小说究竟写了什么内容，有没有独特的贡献?这很让人好奇。
一、苦难的历史
《小银娣的悲惨童年》写1940年前后上海贫民区儿童的苦难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为姐弟俩，故事开始时，姐姐银娣9岁，弟弟来喜7岁。小说用的是来喜的叙述视角。来喜的祖籍是苏北，爷爷年轻时被抓去当兵再也没有回家，遇上家乡洪灾，家里交不起租子，年轻的奶奶带着尚未成年的爸爸张阿福从苏北逃荒到上海，从此在上海住下来。爸爸一直在日本人开的纱厂工作，从做学徒工开始，后来是机器工即技术工人。小说开始时，“一家四口人，就靠爸爸一个人在纱厂当机器工赚钱过日子。可是拿来的工钱只够半个月家用，连灶膛里烧的柴火，都要靠我跟姐姐每天奔到苏州河边舢板厂新桥，去拾些运木材船上漏下来的碎柴火和树皮，碰巧了还能扫些船上扛米包时漏下来的米粒子”。[1]4这已经够艰难的了，但真正的艰难其实才刚刚开始。爸爸的手被机器轧成重伤，日本老板不仅不给治疗，没有经济赔偿，而且还责怪张阿福损坏了机器，把他从工厂开除了。失去了经济来源的来喜一家陷入了更为悲惨的生活境地，妈妈把家里能当的东西都当掉，没有钱买菜，姐弟俩只得到菜市场拾被菜农丢掉的菜叶。妈妈只得去有钱人家做佣人，但却被富人家姨太太刁难和欺侮，污蔑妈妈偷了金戒指，半个月的工资也拿不到。房东太太和儿子阿海也欺负来喜一家。上街去乞讨，“告地状”,但好心的都是穷人，富人有能力帮忙但没有同情心。因交不起房租，最后被房东太太赶出去。
来喜一家走投无路，在上海生存不下去，逃难回苏北老家找出路，但老家生活更难。老房子已经破败了，没有生活来源，“爸爸起初还带着我走访四邻去攀攀亲，认识老乡，也希望人家能帮助我们一点，可是日子久了，我们也不好意思上门乞讨了。有些人家老远看见我们来，就悄悄地把门掩上。我们走的好几户人家都是残缺多病的老人，也都没有劳动力，日本人打进来，青壮年怕被抽壮丁都逃难去了，地里也都没有收成，家家都缺粮食”。[1]118为了生存下去，只得把银娣以“过继”的名义卖给富农马娘娘，但其实马娘娘是人贩子，她转手就把银娣卖到上海。爸爸阿福则交钱到“安老院”,因为吃发霉的大米，得肝癌去世。妈妈带来喜回娘家舅舅家住，被地主家狗咬伤，最后得狂犬病而死。来喜则在母亲去世时被地主设计，用死人的手印强卖给地主做雇工，晚上睡在猪圈里，用狗看管以防逃跑。
小说除了结尾银娣投毒杀死恶狗救出来喜然后去投奔苏北的新四军，给人一点“光明”感以外，整个小说都是在一种苦难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环境中展开的。特别是银娣被转卖到上海，一个半大姑娘，举目无亲，到处都充满了险恶。开始到刘太太家，受尽虐待。因妨碍了刘老板和小老婆的生活，被送进名为“仁爱院”的孤儿院，在“仁爱院”里，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经常挨打挨骂，吃不饱，还差点被送去做医学实验。后来刘太太又把银娣从孤儿院领回来，准备把她卖给一位有钱的老头做小老婆，银娣以死相拒才作罢。不久又逼她去做舞女，银娣“死也不从”,遭到毒打，被关起来挨饿。最后刘太太准备把她卖到妓院，但银娣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还有运气最后逃出来。这部小说，不管是于读者来说还是于小说的主人公来说，都是一种沉痛的氛围，面对各种强大的苦难，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唯有悲伤而已，几乎让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对于现在的儿童或者少年读者来说，阅读这样的小说也是需要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即使成人也需要一定的耐心才能把它读完。
笔者大学时读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感到非常压抑而沉重，进入小说就感觉似进入一只沉闷的笼子，没有一丝缝隙可以透气。那时我已经读了很多小说，各种风格的，知道如何和小说的内容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现在的儿童是否喜欢《小银娣的悲惨童年》这样的小说，是否能够读完。但对于我来说，恰恰是非常亲切的。我的童年也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虽然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苦难，其程度也不能和小说中的苦难相提并论。《小银娣的悲惨童年》中的苦难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那是旧社会最底层穷苦人的真实生活的写照，而我儿时的苦难则是由于家庭出身、贫穷、生产力不发达包括自然环境恶劣等因素造成的，但被人欺负、劳累以及贫穷所带来的饥寒交迫其感觉则是相通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小时候读的小说虽然非常有限，但基本上是这种风格的，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百姓，黑暗统治，家破人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卖儿卖女，到处是不公平，贫富差异巨大，富人巧取豪夺等，这是我小时候从文学中所获得的民国的印象，而且在我生活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种生活描写是很好理解的，因而这种教育对于我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
每一个时代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说小说中所描写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就是历史中的40年代上海，也不能说小说中所描写的上海40年代儿童生活就是历史中的40年代上海儿童的生活，但我们承认这种上海生活和上海儿童生活的存在。《小银娣的悲惨童年》的主题非常集中，就是写苦难，写上海40年代底层家庭儿童的苦难，也写了整个中国穷苦人家孩子的苦难，还可以说从一种特殊的角度隐喻性地写出了旧中国的苦难。任何时代的社会都是多层面、多层次的，即使很悲惨的生活中也有一丝光明，黑暗中总会有一抹亮色，小说中虽然写了哈先生给来喜讲革命道理，讲毛泽东专救天下穷人，但很苍白，比如哈先生帮助张阿福“维权”,却使张阿福陷入更大的苦难之中。所以，整个小说还是黑暗和苦难写得实在、真实，富于表现力。儿童的生活也是复杂的：有压迫的痛苦就有反抗的快乐；有饥饿的痛苦就有短暂的吃的享乐；有被欺侮蔑视的痛苦和伤心就有被关爱的幸福和感动。但小说显然无意表达这种复杂性，不写光明，不写斗争，不写机智，也不写爱心和童心，甚至不写成长，也许写一些斗争、机智、童心的故事会更具吸引力，但这样会冲淡主题，所以小说就是一味地写苦难，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煽情到底。《小银娣的悲惨童年》不是让读者哭，而是让读者认知苦难、感受苦难，没有趣味性，但有很强的历史性。
我认为，苦难于儿童文学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主要是教育意义，只是看如何书写。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苦难只要不是致命的，不置人于死地，它未必绝对是坏事，适当的苦难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当这种苦难具有人生“磨刀石”的作用时它是金钱也买不来的，是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得到的。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可以说都是写苦难的，但他的角度是写成长，他是把苦难当作生活磨难来写的，写出了一个世界级伟大作家是如何从生活的最底层成长起来的。高尔基的小说我读了很多，包括名着《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但我觉得高尔基最好的作品还是“自传三部曲”,它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它是不会过时的。三百年、五百年之后，高尔基的其他小说可能会被遗忘，但我相信这三部小说仍然会非常闪亮。《小银娣的悲惨童年》也有“成长”意义，它写出了穷人孩子早当家，穷人孩子早懂事的事实，在苦难之中，来喜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道理，懂得生活的艰辛，学会了关爱等。但这些显然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更多的是上世纪50—70年代同类小说的主题：展示旧社会的黑暗，深层是表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合理性。不仅现在的儿童不能理解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生活，现在的作家也很难理解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生活，但这恰恰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二、在斗争中成长的快乐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写的是1945年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里上海《少年报》、“报童学校”、第一儿童福利站周围一群进步少年的故事。这些儿童有的是来自底层，比如沪生就是流浪儿，最初靠在桥头帮忙推过路车得小费为生，后来靠擦皮鞋自食其力，最后被摆测字摊的老爷爷收留，两人相依为命。章洪的父亲是音乐老师，母亲已经去世，所以章洪算是来自下层家庭。金生的父亲曾在日本洋行里做事，“因为抽鸦片、欠了钱，怕人讨债，带着小老婆逃往香港”。[2]13金生跟母亲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算是中产阶级家庭。小琴是从安徽逃难到上海的，本是“叫花子”,但被金生家收留，和金生以兄妹相称，也算是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小说主要写这4个儿童如何参加《少年报》,如何在“革命者”阿瑞哥的引导下思想进步，参加“革命”,并为上海解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熟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文学的读者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老套的故事。一个革命领路人引导一群人走上革命道路，这不仅是六七十年代儿童文学的一种模式，也是成人文学的一种模式。与《小银娣的悲惨童年》不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虽然也写了一些很悲惨的生活，也写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贫富不均、统治阶级的腐败、警察对人民的欺压等，但这些不是小说的主题，也不是小说追求的效果，只是小说的背景，所以小说中有苦难的事实但没有对苦难的渲染和具体表现，小说的主题是“阶级斗争”,更准确地说是儿童“地下斗争”的主题。
小说写得像散文，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很难说有“故事”,也可以说是故事不集中。和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围绕一个矛盾冲突展开，故事具有明显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结构模式不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反动统治是抽象的，坏警察在小说中都不是人物，而是符号。小说没有中心人物，也没有中心故事，故事的时间是1945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章“欢庆上海解放”,写解放军进城，上海市召开解放大会，少年队向陈毅市长献花，市民大游行等。但小说出人意外地不结束，突然写到新世纪：“2005年，上海曾举办纪念地下少年队革命的摇篮《少年报》创刊60周年大会，编了一本《难忘的童年》。老作家袁鹰同志在序言中说：‘组织过去报社老同志及当年小通讯员、小发行员及地下少年队员写稿，回忆自己的童年及在党的培育下成长的经历，这对现今的少年儿童有教育作用。’过去的小朋友，现在已经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过去苦难的生活，也不熟悉过去的斗争历史，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是十二万分重要的。”[2]135孙毅老先生90岁时写这部小说，90岁的老人不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到了高度自由的境界，这种写法就是一种写作自由的表现，和传统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但你很难说它有什么不好，有点“元小说”的味道。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写得极为自由，比如章洪的爸爸给章洪讲革命的道理：“双方都在教导自己的‘接班人’哪……你今年14岁，刘胡兰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在敌人刺刀面前面对面地斗争了。可是你还年幼，得知道这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在当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抱有进步观念的人是很危险的。”[2]39刘胡兰是1946年牺牲的，当时解放区晋绥的《晋绥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有通讯报道，但其故事流传并不广，其范围也相对局限，但上海同时期的进步人士却是把它当普通故事讲述的，这是一种很新鲜的写法，在艺术手法上现在叫“后现代”。90岁的孙老先生也使用这种后现代手法写儿童文学，这种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也说明了儿童文学特别是传统题材和主题的儿童文学在今天的发展和变化，这也许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我总觉得儿童文学作家需要一点“稚气”才能把儿童文学写好。一个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保持某种“稚气”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阅人无数，阅事无数，亲历中国社会的巨变与沧桑，人生已经看透，对社会的理解和初涉人世的年轻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能否保持“稚气”,小说中是否还有“稚气”?这是我读小说之前的一个好奇。但读完三部曲，我觉得孙毅老先生不仅保持一颗童心，而且在小说中充分表现了这种童心。《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中写几个小孩子“轧户头米”,“他一边喊，人已挤进了轧米的队伍，章洪赶到，沪生将身子猛地一让开，章洪就轧进了队伍，小胖金生跑得慢只能站在队伍外面了，章洪和沪生笔直地嵌在队伍里”。[2]22其实就是插队(那时的排队和现在的排队不一样),虽然今天看来是不文明现象，但因为事关生存，也算是一种机智，同时，儿童的狡黠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终于分到了米，“金生……脱下外衣，张起袖口，把米灌在衣袖里，章洪脱下长裤，把米灌在裤腿里。两个孩子抱起‘米袋’挂在颈项里，扛着鼓鼓囊囊的衣袖和裤腿，边走边大声地喊着：‘有米下锅了……’”。[2]22小说把儿童收获后的喜悦心情以及天性，还有天真与顽皮都非常形象地刻画出来，很有画面感，也反映了作者的童心未泯。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中所写的“斗争”其实是很平常的儿童生活，一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才出现了一点有“紧张感”的内容，比如秘密印刷传单、寄送传单、张贴传单，到国民党驻军基地侦察情况送给解放军等，这些“斗争”的确有很强的政治性，也很有危险性。“我会在窗台上放两盆万年青，如果看到窗台上的花盆不见了，你们千万别进来，说明报社出事了。”[2]58虽然明显是追求一种效果，非常老套，但多少有点“斗争”之味道。除此之外，大部分所谓“斗争”其实很平凡，比如收听解放区广播，然后把消息传播出去，这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夜并不是什么危险的行为。再比如“巧接神秘文件”,从标题看“文件”似乎很重要，但文件的内容其实是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什么惊险。但我觉得它恰恰是一种真实。六七十年代那种儿童战争小说、儿童反特小说、儿童谍报小说，儿童干出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反而是不真实的。小英雄雨来的故事、鸡毛信的故事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普遍性的，尤其在上海这样的“敌人心脏里”,很难产生潘冬子这样的小英雄。《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里很多内容近于作者自己经历的“实录”,非常贴近原生态生活，比如“最有教育意义的事”这一章几乎就是1940年代上海儿童文艺情况介绍。作者还多次把自己写进小说，比如写《少年报》,“还办过一次小记者培训班，请了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讲写作知识，贺宜、包雷讲文学，还请沈同衡教漫画，孙毅讲戏剧”。[2]47写上海1940年代的“中国少年剧团”,“很多学校及团体也同时开展了戏剧活动，地下少年队员分别在上海幼儿师范、‘少年村’和比乐中学，演出了奚里德导演、孙毅编剧的儿童剧《小霸王》”。[2]72在小说中，孙毅是非常遥远的人物，今天我们读它，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但未来的儿童阅读起来不会有这种感觉。小说虽然写“斗争”,但其实都是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普通生活，非常自然，和那种虚构的有故事性虽然好看但实际上不真实的小说有很大的差别。
“革命斗争”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中充满了“罗曼蒂克”,轻松而又愉快，像是“旅游”,像是“请客吃饭”,这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种表达方式。但实际上，“革命”充满了危险，是残酷的，大量的革命者为革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小说中所写的“斗争”虽然很难称得上是“革命”,但仍然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落入敌人之手，虽不至于“杀头”,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儿童虽然并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行为的后果和意义，但对它的危险性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小说真实地写出了1940年代“上海小囡”“斗争”中的害怕或恐惧心理，“他忽然看到台子上借来的收音机，自己魂都吓掉了，头上直冒冷汗，急忙又爬出老虎窗，慌慌忙忙地把天线拆下来，他迅速把天线和收音机包扎好，匆匆忙忙搬下楼，藏到床底下去，这才安下心来”。[2]96“关好窗子后，他连忙一步步下楼来，他已被自己吓得魂不附体，脚骨也软了”。[2]96拥有一台收音机，虽然章洪和同伴把它当作“电台”,但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章洪因为心里有“鬼”,所以被吓成这样。这非常符合儿童心理，是非常真实的，这也是和从前的小说很不一样的地方。
三、上海儿童的日常幸福生活
《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则是写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儿童的幸福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李阳，小名阿郎，因为调皮捣蛋，绰号“野小鬼”。阿郎的父亲是公安局派出所所长，不管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时期，都属于中上层家庭。所以阿郎的幸福生活可以称得上是上海中上层家庭儿童的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生活的年代，当然是我熟悉的年代。但小说中所写的生活于我来说却是非常遥远的，这不仅是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更是阶层差距。小说中所写的是大都市上海中上层家庭的儿童生活，而我的生活是偏远、落后农村的下层家庭的儿童生活，其差距有多大可以想见。比如小说中写阿郎跟大表哥到乡下去打猎，这倒是我熟悉的，虽然是相同的生活，但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生活经历中，70年代中期打猎在农村虽然是合法化的，但实际上一般农村已经无猎可打，只有深山老林还有些猎物诸如野猪、麂等，但已经少见，狐狸等毛皮性动物也不多，天上偶尔还可以看到鹰、鹞等猛禽，野兔、野鸡、野鸭倒是有一些，但也不多，比较常见的野生动物就只有乌鸦、喜鹊和麻雀，而到了80年代，这些动物几乎都很难见到了。儿时，大人们还用“狼来了”吓唬小孩，但我的儿童时代从来没有见过狼，也没有听周围的人说见过狼。动物的消失首先与人的生存对动物的生存环境挤压有关，我的印象中，我的长大和树林的消失是成反比的，很小的时候还记得树林很阴森，不敢走进去，长大之后才发觉里面是空的，后来见到的就是秃山了，树木很少。森林或树林就是动物的家，连家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动物呢?其次与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对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这种印象是视角的问题，也即儿童看世界与成人看世界的不同，但现在我知道，我的感觉和印象都没有错，这就是历史。
《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中所写的“打猎”其实具有隐喻性，湖里没有野鸭可打了，稻田里勉强打了两只野鸡，一只是公鸡，一只还是雏鸡。对于乡村底层农民来说，打猎就是为了猎物，猎物就是食物，打猎是生存的方式，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无猎可打的时候，说明自然环境恶化了，自然环境恶化了也即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了，所以无猎可打其实是一种荒凉的隐喻。后来这只公鸡被做成了动物标本，这其实是一种隐喻意象，人类环境再恶化下去，也许动物给人类留下的只能是一种记忆。当然，作者未必有这种意图，但我们可以作这种解读。对于上海人来说，打猎不过是一种消闲，且是一种高级消闲，所以这里的野鸭、野鸡都是符号，甚至猎犬也是一种符号。所以，小说中的“打猎”在符号和隐喻的意义上显得很真实，虽然其实很无趣。小说写阿郎打猎之后的感想：“阿郎看到打猎的刺激场面，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可是过后他仔细想想，打猎就是把活泼泼的野鸡打死在枪下，而牧羊犬再去咬死垂死挣扎的野鸡，确实残忍。”[3]72我觉得这样也写得非常真实，它非常符合现代主流的人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精神，也写出了城市儿童的真实的心态。但题外话是，农村贫穷儿童可不会有这种想法，在他们的眼中，野鸡就是食物，在艰辛的生活之中，这种残忍恰恰是生活的正常形态。“武松打虎”这样的课文现在都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删除了，但这是今天的观念，是中国城市化之后的观念 ,是现代生态保护主义的观念，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后人类反思的结果。但实际上，80年代初不是这样的观念，那时自然还是无比强大的，动物是人的对象，那时打死老虎、打死金钱豹都是英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象征。
小说中有一章“文文的苦恼”,似乎是逸出来的，脱离了小说的主题，但我觉得它恰恰写得非常好。文文妈妈去世才一年，文文爸爸就再婚了，文文爷爷只得把房子让出来给儿子再婚住，自己搬到郊区和孙子文文一起住。文文奶奶已经去世多年，文文爷爷没有人照顾，得到隔壁王奶奶的帮助，两人也很“谈得来”。文文的爸爸和继母生怕爷爷和王奶奶好上了，千方百计地阻拦，开始假惺惺，最后凶相毕露，小说写道：“(爸爸和继母)气势汹汹地对爷爷说：‘你的信我看过了，真没有想到，你那么大年纪了，还要找老伴儿，我不同意，你想想你还对得起我娘不?你们几十年夫妻恩爱，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吗?你这么做，叫小辈今后怎么有脸做人啊?’”[3]30其实文文爸爸和继母是舍不得奶奶留下的财产，文文爷爷知道儿子的意图后，气愤地把奶奶留下的小木箱交给了文文爸爸，小说这样写：“文文见他爸爸欣喜若狂地盖上小木箱，拿起小木箱，拉着那个继母，急吼吼地奔下楼去……”[3]31“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中写了很多坏人，但大多数形象不鲜明，很符号化、脸谱化，但这个文文爸爸作为坏人却形象生动，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一个坏人，虽然只有寥寥数笔。看来，孙老先生最擅长的还是写他熟悉的生活。
小说写阿郎和同学小胖子牛牛闹矛盾则写得比较有趣味性。牛牛因为块头大，过去一直欺负阿郎。阿郎因为看爸爸的藏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苦练“铁头功”,特别是对《水浒传》中张清飞石打人的技能非常神往，也学得了一手弹弓神技。芳芳是小队长，因为辅导阿郎而成了阿郎的好朋友，成为阿郎“最欢迎的人”。牛牛也喜欢芳芳，甚至动手撩芳芳头上的蝴蝶结，所以，牛牛和阿郎还是“情敌”。新仇加旧恨，于是阿郎的“功夫”全派上了用场，先是用“铁头”把牛牛拱倒在地，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后来看到牛牛“追”芳芳时，躲在暗处，用泥弹子把牛牛的屁股打青了。故事写到这里似乎是在向“传奇”方向发展，似乎要“脱轨”了，但作者很有节制地把它收回，老师发现问题之后采取了正确的引导，通过开辩论会、主题班会的方式，再加上文文的“锦囊妙计”,最后让阿郎和牛牛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互相向对方认错，达成了“自己的同学自己帮”的共识，回到“团结友爱”的主旋律，皆大欢喜，矛盾和冲突以喜剧的方式结束。小说把儿童的“情窦”写出来了，很真实。写小学生中的“三角恋爱”,成人读者看来也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最后写了一个抓骗子的故事，小说似乎又陷入了传统阶级斗争小说“抓特务”“抓敌人”的套路，虽有点惊险和曲折，但显然没有达到效果。小说还写了学雷锋的故事，小学生成立“小红帽”环卫队，到街上捡垃圾。这种场面在《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中也有，比如沪生等看了《铁木儿及其伙伴》之后，也学铁木儿：“他一路上擦皮鞋，扶老携幼，搀瞎子过马路。小琴和金生也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弄堂里打扫卫生，帮老人拎菜篮子。章洪在学校放学之后，暗暗地和几个小通讯员修课桌椅，打扫厕所，还给缺少文具的同学悄悄地送铅笔、橡皮、练习簿等。他们还响应报社号召给失学少年寄学习用品，得到学校与邻居的好评。”[2]47虽然很无趣味性，但却很真实，是时代的记录。看来，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有些东西却是共通的。与此相反，有些内容，作者虽然只是轻轻几笔，但我觉得恰恰在不经意处表达了很精彩的内容，比如《小银娣的悲惨童年》写“孤儿院”造假：“听说有几个外国女士要来‘仁爱堂’参观。吃饭时，修女发给每人一个大白馒头，我姐看见白馒头，三口两口就吃下肚了。等参观的人走后，她们来收白馒头，见我姐面前的白馒头被吃了，那外国佬对我姐甩手一个嘴巴子，打得我姐吐出血来。后来老学生对我姐说，发白馒头是做给参观的财主看的，是不可以吃的。”[1]134把旧时代中国人的爱面子、弄虚作假甚至欺骗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结 语
总之，“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是非常独特的三部长篇儿童小说，其独特倒不在于它的题材以及主题或者思想，而在于作者本身的奇迹。90岁高龄的老人，在当下的语境中，以他自己的亲见亲闻作为题材来写中国儿童生活的变化，这在当今儿童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孙毅老先生所写的20世纪40年代和一般年轻人所写的20世纪40年代，背后的生活底蕴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很真实，写出了时代的状况，也写出了时代的变化。所以，我相信“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必将在中国儿童文学中有它的历史地位，这个历史地位既是因为它独特的内容，更是因为作者本人所创造的写作奇迹本身。
参考文献
[1]孙毅.小银娣的悲惨童年[M]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7.
[2]孙毅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M].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7.
[3]孙毅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M].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