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茅盾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虽然数量不多，却在当时荒芜的中国儿童文学园地，开垦出了一片新天地，值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借鉴、深思和研究。《少年印刷工》是茅盾唯一一部关于“印刷”主题的文学作品，着眼于主人公做印刷学徒的无奈，立足于人文关怀，洞悉人格和人情，解读民生百态。以凝重沉稳的笔调，描绘了少年赵元生初入社会的心态；以客观冷静的眼光，审视了在困苦生活背景下人生的悲苦、人情的凉薄。茅盾在小说中还以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迷恋、疑惑。
关键词 : 茅盾;《少年印刷工》;学徒;知识:社会阶层;
Abstract： Mao Dun is a pioneer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Although his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is not many, he has opened up a new world in the deserted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field at that time. It is worthy of reference,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by today's literary researchers. The Young Printer is Mao Dun's only literary work on the theme of "printing". It focuses on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protagonist as a printing apprentice, based on humanistic care, has an insight into personality and human sentiment, and interprets people's lives. With a solemn and steady tone, it depicts the mentality of the young Zhao Yuansheng when he first entered the society. With an objective and calm perspective, he examined the sorrow of life and the coldness of human feelings in the context of hard life. In this novel, Mao Dun also showed his fascination and doubts about social class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agonist.
Keyword： Mao Dun; The Young Printer; apprentice; knowledge; social class;
当下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印刷及出版行业的历史资料，大多关注于其行业本身的发展，或者其出版材料的美学及社会学价值。然而，很少有作者撰写关于印刷的小说，这是作者自己扮演“作家”这个身份的文学过程的一部分。作为文学人物的写作者，乃至延伸到知识分子领域的人，在共和国文学中数量颇多。然而据笔者所知，茅盾的《少年印刷工》是唯一一部关于“印刷”主题的文学作品，并在很多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首先，这是茅盾唯一一部涉及到商业的作品。其次，《少年印刷工》与《走上岗位》（1943）和《锻炼》（1948）一样，是茅盾极少的连载作品[1]。彼时，连载作品不被承认为独立出版作品，因此并没有受到许多关注。与此同时，《少年印刷工》是茅盾在创作《大鼻子的故事》（1935）之前，于儿童文学领域进行的有限尝试。因此，本文将从小说创作背景、小说内容角度对《少年印刷工》进行阐释，进而分析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社情。
1、 创作背景
1.1、 社会背景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非常明确地知道他们与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密不可分，并将其归因于知识分子在写作领域及出版行业高效运作的领导力。这些知识分子与诸多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社都有密切联系。但不久之后，相比于委托小型私人印刷作坊，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更倾向于在上海设立的大公司的高效印刷体制。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运动初期这些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找与他们熟悉的、在印刷业及出版业的印刷工人。这些人被阿兰鲁林称作“不易被察觉的工人阶级”。由此看来，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不仅将自己视作前卫知识领域与大众出版领域的连接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恰当代表。在1920年的五月一日劳动节，即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一个劳动节，《新青年》杂志在其纪念号中发表了代表该观点的文章。而茅盾创作的《少年印刷工》则是受此影响的唯一一部作品。
1.2、 其他背景
《少年印刷工》的前十一章可能是小说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应该完成于1935年底。从第12章开始到第20章则是每月连载完成的。这部小说首先刊载于《新少年》杂志。[2]这本杂志是由开明书店出版，并由批评家、散文家夏丏尊（1886-1946）担任主编的。夏丏尊从1925年开始，兼任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后担任编辑所所长，出版发行了诸多期刊。他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将知识通俗化，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知识。夏丏尊的成果之一是杂志《中学生》（1930-至今）。夏丏尊还与叶圣陶合作，编写了关于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文心》。此外，夏丏尊与朱光潜、郑振铎等众多作家合作编写了许多针对青少年的系列作品。
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夏丏尊在面对茅盾的专业性批评时说道：“在针对儿童文学提出了如此多的批评后，他为何不自己创作一部作品呢？”[2]185这番评论成功地激起了茅盾身为作家的骄傲，因此他决定开始创作《少年印刷工》，并于1936年一月开始在半月刊上连载发表。[3]茅盾的另一个写作动机则是，1935年不仅被官方定位为“国产作品之年”,同时也是“儿童之年”。
2 、小说内容
2.1、 迷茫期
《少年印刷工》的写作背景与新文学运动的开创作品，即陈衡哲所着的《一日》完全相同，都开始于学校的铃声。这两部作品最基本的不同在于，陈衡哲的《一日》讲述了美国女子大学的一天，故事中的主角们作为以后的教师有着稳定的未来。而赵元生，茅盾作品中的十五岁主角，最终放弃了自己在上海的中学学业。当“长短针已经成为一线了”的时候，可能是下午6点32分或者6点33分，赵元生到家了。他与父亲赵勉之及舅父钱选青住在一起。赵勉之的小店于1932年1月28日在日本空袭中被炸毁，此后他成了工人，但很快就丢掉了工作。赵元生的母亲在空袭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小妹妹在空袭中走失了。一个自称将他走失的妹妹带来的陌生人激起了这个年轻人关于家庭贫困的意识。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父亲装作认不出女儿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把女孩买回来。由于父亲再也无法负担两居室的房租，赵元生不得不放弃学业，并且搬去了姑父李志明家生活。李志明曾经是他的小学教师，“每逢国文课时总要讲十分钟的‘时事’”，并且常常帮助他与父亲。起初，赵元生被现代技术吸引，成为了一个大造纸厂的学徒。但不久，在见过了造纸厂所有部门后，他便认识到自己很难从中学到东西。在人生剩下的日子中，他无法学习蔡伦（汉代）“领先于欧洲一千年”的纸张发明技术。他能做的只是每天重复数好500张纸，将它们合为一令。赵元生担心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冷漠。在经历了这初次的剥削和疏离之后，赵元生开始寻找一份工作：既能帮助自己生存，又能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一个青年人———特别像赵元生那样做过‘少爷’，做过‘中学生’的青年人，对于职业的选择，往往会像一个腼腆的大姑娘选择‘终身伴侣’似的”。
2.2、 确定期
最终，赵元生决定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排字员，这是最接近他理想的职业：一方面学习着生活技能，一方面又满足并提高自己的求知欲。因此，他在一个由李志明朋友开办的小印刷铺子里开始做学徒。这个铺子里共有8个上手（熟练工人）和7个学徒。当赵元生第一次走进那个两楼两底建筑的房间时，他看到一部大印刷机和五六个“字架”。字架中间的突出部分是“大栈房”，里面放着常用的助词，周围是“廿四盘头字”，即最常用的熟字，根据部首和笔画排列。起初，赵元生和另外两个学徒一同在排字间工作。王全生老练而富有同情心，周连福则胆小愚笨。开始在印刷铺子工作不久以后，由于赵元生的动手能力和文化水平都很高，他很快就得到了晋升。也因此赵元生被其他人称作“学堂里少爷”，甚至被讥讽般地叫做“小老板”。赵元生不仅可以撮毛胚和还字，还可以根据段落的文理来改毛样，即初校。毕竟，他是“读过中学的”人。“字架”对刚开始的赵元生而言就像天书，“他只觉得这‘蚂蚁阵’有些地方发着金属的闪光，而别一些地方却乌黑黑的。”但很快，赵元生便掌握了从“撮毛胚”到“还字”的必需技巧。同时，他发现，“排字这项手艺，原来并没有什么难懂的秘密，也没有什么必须师父传授的秘密。”随后，赵元生开始了解印刷铺里其他工作的必需技术，并被负责“浇铅板”的技术工所折服。而随着赵元生的快速晋升，周连福的嫉妒也与日俱增。但很快，赵元生就被位于前楼且独立于各个印刷部门的一个小排字房引起了好奇。那个房间每天晚上都在印刷。在偶然的机会下，赵元生读到了那个房间印刷的东西，“是一种小报性质的印刷品（16开），可是上面所讲的，全是大事情。”“这小小的报纸不像普通报纸，知识记事中夹着议论，而且是极痛快的议论。”这张小报上谈论了东北义勇军的反抗，讲到了由殷汝耕（1885-1947）建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反共行动。赵元生在此后结识了那个被含糊地描述为负责夜晚印刷工作的上手：老角。老角的神秘，不仅是因为小说中未提及他具体的名字，同时还有他模糊不清的年龄。因此“老角嘴里的‘哼，十年前……’就和别人嘴里的‘他妈的’一样了。但是，赵元生总觉得老角这句口头禅就是他年纪不小的记号。”
这位经验丰富又稍带神秘感的同事无疑接过了赵元生导师的这一角色。老角通过告诉赵元生老板只是想多做生意多赚钱，打破了赵元生对老板“爱国”的幻想。老角用下面这些话总结了自己对于商业过程的简单描述：“告诉你……（可是他又顿住了，似乎终于不告诉了），哼，十年前！要是十年前不那么着，那自然什么都不同了。”
在小说结尾，老角向赵元生承诺，他们会在一个更大的印刷公司找到工作。因此，赵元生跟着老角，一起离开了印刷铺。———“只抓住了老角的手，抓得紧紧地。”
3 、小说中的人文与社情
3.1 、阶级差异
主角与其他人物的社会经历贯穿整部小说，并体现出强烈的阶级差异。这首先由小说的叙事所展现，其后由小说主人公自己来展现。小说开篇便出现了一个被具体描绘的对立人物———周家宝（他的家庭很高贵）。他是赵元生的同学，放学时会有人力车夫专门为他等在学校门口。当周家宝在操场上踢球的时候，赵元生在教室里演算数学。但放学时他拒绝将作业借给周家宝，并且不打算接受同学说自己是“算学大家”的奉承。在这里，茅盾评论说，只要出了教室，贫富差距就会再次非常明显，也因此暗示了他认为知识价值超越物质的观点。这一观点通过对赵元生哥哥的描述再次被强调。赵元生的哥哥在银行工作，穿着花费了7块钱买到的皮鞋，并且十分希望自己的弟弟可以到一家市中心的酒吧工作。那里“是XX总的酒吧间，规矩大得很，主顾全是大班、买办，大公馆的太太、小姐，跟什么造纸厂的学徒比起来，真是天上地底呢！”相反，赵元生决定待在他的姑父家，也就是自己的老师家，“虽然穷，但很幸福。”
只有在印刷铺中，这种黑白分明的情形才不那么明显。赵元生在那里工作不久之后，由于他的学识，很快就被分派去做了上手的工作，比如校稿。这样的晋升激起了另一个学徒周连福的嫉妒。赵元生不想失去与他的友情，因此他向周连福解释这样的晋升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最终，赵元生发现，如果真的被认为是上手，应该拿到十倍于自己现在的工资。这件事也使得赵元生对于社会结构产生了注意，并转变了他对于印刷铺老板的态度：由最初谴责老板的剥削到此后敬佩老板偷偷印刷小报的非法爱国行为。但只有在老角给他上了一课之后，赵元生才认识到这不过是老板在单纯谋求利益。
3.2、 印刷行业
3.2.1、 工作环境
出于教育目的，茅盾逐步向他的小说主人公揭开了印刷的神秘面纱。我们也从中发现了大量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个拥有不到20名员工的印刷铺子的描写。
当赵元生第一次走进那个两楼两底建筑的房间时，他看到一部大印刷机和五六个“字架”。字架中间的突出部分是“大栈房”，里面放着常用的助词，周围是“廿四盘头字”，即最常用的熟字，是根据部首和笔画排列的。那时最基本的字号是四号，小一点儿的有五号、小五号和六号（14.183）。印刷铺子被如此布置的原因是为了提高印刷效率。“大栈房”和“廿四盘头字”包含了大约三万个常用字。[4]
3.2.2、 工人境况
此外，《少年印刷工》中对于出版印刷行业的细节介绍也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新青年》杂志在1920年的特别期刊中指出，计件制是一种特殊的剥削。但对印刷业或出版业来说，计件制仅适用于传统的书籍装订或与之类似的工作，而不适用于排字工作。从《少年印刷工》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学徒在经过18个月的训练之后，才可以每天熟练排好一万个字。相反的，赵元生在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每天排好四千至五千字，一个月之后便达到了六千字。着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将汉字笔画归类为24种，他据此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参与者都是没有排字经验的人，他们在实验前刚刚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训练，并在开始的六天后将自己的排字速度由每小时133-300字提升至每小时400-543字，即提升了三倍。[4]429-438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赵元生的速度：如果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赵元生每天工作九小时，他已经比王云五的大部分实验参与者做得都好了。
作家们通常认为印刷工人（当然排字员除外）都是文盲，这无疑低估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而排字员的工资状况在1920到1935年间似乎也没有太多改善。1920年，一个学徒的月工资根据三年的学徒期，从一块到十块不等。在1925年商务印书馆大罢工中，原本将最低工资提升至12元的要求最终也只是达成协议：一个学徒的月工资在第一年以后可以涨一块，第二年后涨两块。[5]至于“上手”，虽然根据公司的大小，会划分为“头目”“上手”“下手”三级，情况也很类似。1920年一个印刷公司的初级上手月工资为15块，最高级的上手月工资是100块。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1925年大罢工时，作为编辑代表也签署了这份协议，但是他的回忆中却没有这些细节内容。相反的，他更强调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将双方，即工人与出版社，紧密连接。
1935年，也是《少年印刷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赵元生的上手同事们每个月赚20至40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赵元生和他的新导师老角，打算到一个更大的印刷铺子工作时，他们明白自己会赚得比之前少一点儿。这里不得不提到，促使赵元生做出职业选择的不是广泛阅读的书籍种类，而是激发了他想象力的传记类着作。这也是他最初决定进入电气工程的原因。彼时他读到了一本讲述出身穷苦却成功开设了华生电器制造厂的杨姓中国人的故事。这个人成为了赵元生的榜样，使他想要跟随这个人的经历。这段描述不仅论证了科学知识的重要，同时也展现了主角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迷恋。
4 、结语
赵元生的成长不仅源于生活、工作环境，即家庭贫困导致的异于同龄人的聪慧，同时也受影响于他的导师们———姑父李志明和老角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甚至精神力量。他的姑父被积极地暗示为“拥有坚强品格”的人，而老角则是“能够为公仇反抗”的人。茅盾曾拒绝这种具有坚强意志品格的人物，他认为在儿童文学中这样的主人公是不可思议的。[1]395如果我们像茅盾一样，作为一个儿童文学批评家来看《少年印刷工》这部作品，我们便会认同他将这部作品评价为“第一个也是一个失败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尝试”。因为茅盾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群是不同的：“孩子们需要生动而复杂的故事！”[1]35《少年印刷工》这部简单的线性叙事作品显然没有满足这个要求。这部小说中只有两次插叙，一次讲述了赵元生的小学生活，另一次则是关于1932年大爆炸的模糊回忆。同时，赵元生这个主人公也不是“生动活泼的”，而是过于成熟的。赵元生在学校图书馆阅读的关于科学的“常识”则充满了各个学科的“术语”。茅盾在评价一个向孩子们解释现代武器的故事时，认为它“用了太多术语了”。茅盾认为这是自己的儿童小说题材的缺点。[1]37
至于印刷业部分，根据赵元生的年龄和计划来看，故事情节的设计很可能已经扩展到了这部小说创作的各个方面，甚至可能不是在开始阶段，而是在结束部分。因此，小说第一部分出现的人物在第二部分却消失了。虽然茅盾在回忆录中重复解释过，这是因为他“丧失了兴趣”。而这个情况与他未完成的作品《虹》非常相似。
总的来说，茅盾自己对于《少年印刷工》的评价值得商榷。他将自己开始创作《少年印刷工》的理由归结如下：“最后我决定写一个关于年轻人退学然后成为印刷工的故事。这样的主人公对我而言很熟悉。”[1]35这样的经历与茅盾的学校生活以及之后数十年的出版社工作经历类似。直到几乎半个世纪以后，茅盾谈起这部小说的社会分析———小说的主题“来自小康家庭的孩子无法完成高中学业”这个悲剧———是误读，是贫困和负面报道的代表。首先，这些评论可能误解了内容。他们认为这部小说“描画了一个年轻人在恶劣环境中不言放弃的故事”。此后他们总结说“《少年印刷工》的叙事方法精准，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开始趋于平淡，同时故事结构也有一些混乱。”[6]但这些都不能妨碍《少年印刷工》是一部很好的儿童作品，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印刷业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参考文献
[1]茅盾茅盾全集: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35-37 ,395.
[2]李频编辑家茅盾评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181-188.
[3]茅盾茅盾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185.
[4]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4:425-438.
[5]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第二卷[M].北京 :中华书局，1954:447.
[6]庄钟庆茅盾的创作历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209,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