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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冰心儿童文学创作特征探索
【引言】冰心文学作品的特点分析引言
【第一章】用真、善、美滋养儿童心灵
【第二章】儿童读者意识的波动起伏
【第三章】不拘一格的艺术探索
【结语/参考文献】冰心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二、儿童读者意识的波动起伏
随着儿童和妇女身份在五四个性解放运动中被重新确立，他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下所遭受的屈辱对待和独立人格的长期缺失被重新纳入到文学革命者的视野中，受到高度关注。“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①因此，进步的儿童观会对儿童文学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茅盾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中回顾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点是对的。”②茅盾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现代儿童文学从不是文学一隅中的独唱，而一直作为儿童问题进而民族问题的一个要素来建设的。作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冰心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也是有着这样的追求的。
（一）初涉文坛：儿童读者意识的萌发与游离
面对充斥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和潜藏着的亡国灭种的危机，被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震”上文坛的冰心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家一样针砭时弊，笔不停挥地写作“问题小说”,义无反顾地揭露社会问题，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成人世界对儿童的摧残和漠视，希翼通过对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激发人们（包括儿童）的觉醒和对社会更多的思考。在冰心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纯洁天真、惹人怜惜的儿童形象，但他们常被蒙上一层灰色的调子，大都肩负苦难：那个和母亲靠着捡破烂为生，被贫穷、野蛮杀戮的三儿（《三儿》）、带着那“憔悴鳞伤的面庞”离开人间的童养媳翠儿（《最后的安息》）、被封建伦理道德扼杀的少女怡萱（《是谁断送了你》） 冰心并不熟悉这些苦难的儿童，也无意于为这个充斥着苦难的儿童世界写真，“儿童”在冰心的笔下只是充当承载种种社会问题的“符号”,消隐在社会问题的背后：冰心借“三儿”这个儿童形象向成人控诉军阀战争的罪恶；借“翠儿”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童养媳制度的关注 冰心的创作目的很明确──即改良社会，“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③。可见，冰心塑造这类稚弱的儿童形象的用意在于激发人们挖掘出隐藏于“儿童问题”背后的社会矛盾与民族困境。然而正是基于对广大儿童生存困境的热切关注，才奠定了冰心日后儿童文学创作中明确的对象意识和服务意识。
伴随着“五四”运动的高潮低落，人们看到文化革命过后的一切如旧，热衷谋求科学理性的中国人并没有获得价值和信仰问题的深入解答，一旦声势消歇，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空虚就会显露出来，社会陷入绝望悲观、徘徊无地的困境中。
此时的冰心以日渐形成的“爱的哲学”作为挽救普遍患有“时代病”青年的一剂良药，其中“童心”作为“爱的哲学”的鼎立三足之一，在“五四”童心崇拜的催化下，被冰心一厢情愿地视为使青年摆脱幻灭、破解人生难题的灵丹妙药。出现在冰心笔下的儿童不再肩负苦难，而成为带来爱的福音的天使。冰心在《世界上有的是快乐 光明》中描写了二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对意欲轻生的凌瑜的拯救，他们最后竟然幻化成凌瑜眼中象征无邪、希望、光明的天使，使凌瑜几乎要顶礼膜拜了。儿童如何能肩负起拯救人类和社会的重任？把成人尚且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托付给儿童，就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吗？正是出于对儿童的过分迷信，使正处于烦闷的探索人生时期的冰心在追逐“童心”的道路上陷入极端。
区别于这类概念化的“天使儿童”和“苦难儿童”的形象塑造，冰心在这一时期创作的《离家的一年》、《寂寞》、《纪事──赠小弟冰季》等作品均显露出表现儿童世界的才情和驾驭儿童情感的能力。在《离家的一年》中，冰心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因去外地读书，初次离开父母和姊姊而心生分离之苦的心理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文章开篇写姐姐低头为弟弟织袜子，弟弟在一旁帮姐姐抽绒线的情景，姐弟俩因为即将离别难过伤心的都不愿说话。冰心巧妙地将恋家离别的心绪化入牵挽不断的绒线之中，绒线越抽越多，又经姐姐的手织入袜子里。姊弟间的深厚情谊在细致具体的笔调中愈显切实感人。又如当主人公得知同行的周先生因事推迟半日动身又折返回家时，竟发现“满街的太阳，墙上贴着许多的花花绿绿的广告”①，可来时却丝毫未见。冰心看似随意点染、信手拈来的一笔，实则蕴含着强烈的内在表现力，对儿童性格心理的把握既准确贴切又生动诗意。
《寂寞》里的小小和远道而来的堂妹之间纯洁如洗的真挚情感同样在冰心的笔下生发出触动心弦的力量。行文中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多处运用白描的手法将小小和妹妹从彼此生疏到渐渐熟识的相处描摹的纯真自然，他们一起搭小竹棚、说故事、做冰激凌、嬉水 玩得尽情尽兴。待到妹妹被接走后，冰心用寥寥数语呈现出小小的寂寞心理──“月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妹妹也没有了，竹棚也没有了。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弥漫在他稚弱的心灵里。”②这是儿童式的寂寞，是儿童内心世界的映现。文章中儿童间的言谈与戏谑、略带顽皮与稚气的行动和心理活动，常常令人忍俊不禁。这无疑是冰心对笔下的儿童倾注着真情厚爱的结果。虽然冰心这一时期无意创作真正符合其标准的儿童化的作品，但是从《寂寞》、《离家的一年》、《鱼儿》等作品中却颇能见出冰心表现儿童世界的功力。冰心曾说过：“那是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经历社会尘世的洗礼之后，往往渴望返顾童年追寻久违的返璞归真。类似《寂寞》、《离家的一年》等童年题材作品的问世，能够引发成人儿时的记忆，那温馨的童真使他们得到精神的寄托。但这样的作品并不仅仅受到成年人的青睐，它们同样赢得了儿童读者的欢迎。作家虽然并无真正为儿童写作的意愿，却不自觉地创作出吸引儿童阅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中可以窥见冰心儿童文学创作及儿童文学理论的端倪──儿童读者意识正悄然萌发。
冰心自 1923 年写作《寄小读者》时起，才真正开始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冰心曾多次表示，“只有《寄小读者》，是写给儿童看的”①。《寄小读者》的产生有两个直接原因。其一是冰心将远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计划告诉了她的三位弟弟和弟弟们的学友，他们都请求冰心常常给他们写信，报告沿途见闻和游学景况。在冰心出国前，《晨报》的《儿童世界》专栏创刊了，作为这个专栏的创议者，冰心开始与小读者们谈心了，不久专栏又要求她把写给弟弟的信也转交给报刊发表，其中也夹杂着作家写给父母的信。其二是缘于五四文学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尚处于译介和传播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阶段。在当时儿童读物极尽匮乏的事实面前，冰心表现出了自觉为儿童写作的迫切心情。
在冰心开始写作这组通讯的时候，因她的书信主要是写给自己的弟弟们看的，在写作中就自然而然有着一种向小孩子讲话的意识，有着明确“为儿童”写作的意愿，并将“儿童”视为自己潜意识里的读者对象，冰心站在平等甚至自谦的立场上，与儿童读者进行亲切真诚的交流。在所有的书信中，有六封信是冰心在准备去美国前写的。这些信总体上语气轻松，结构简单明快，而且在信中也多跟她的小读者保持一种“对话”的姿态，有时为了取得与小读者交流的机会，作家不惜放下自己的身段，同时抬升小读者的身价。在第一封信里，冰心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以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
这种“曾是一个小孩子”、“仍是一个小孩子”的自我定位，与孩子之间柔声细语的交流方式，显然比居高临下的刻板叙述更易于被儿童读者接受、吸收。同时在这封信的末尾，作家也向小读者保证将以一颗“童心”而非“成人烦杂之心”来与他们通信。在《通讯六》里，冰心清晰地建构了一个由“天下小孩子”组成的充满童趣的儿童世界并为这个世界制定了特殊的规则，借此来揭示其与“大人”世界的对立和脱离，而且冰心将自己与小朋友归类为“我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平等的认同关系。我们能够感受到，冰心在写通讯之初，似乎脑海中有几个可爱的活生生的孩子形象地站在她的面前，她与孩子们之间的交谈是热情真挚、温柔动人的，可谓“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③。然而到了美国后没多久，从校园如诗如画的美景中获得写作素材和灵感的生活就被彻底打破了，冰心因肺病发作被安排到离学校很远的青山沙穰疗养院休养。渐渐地她脑海中的儿童形象被时间冲淡了，从《通讯九》开始，自冰心生病住院以后，所写内容以及口吻都有比较大的转变，与儿童促膝谈心的味道也不似从前那般强烈，对母爱的颂扬、病中自我的寂寞情绪以及对青山疗养院自然风景的描摹等成为书信的主要内容，而小读者是否能理解所写内容和作者所抒发的凄切意绪似乎已不重要了，冰心更像是在与病中的自己对话，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导致其表现自我的意识增强了，于是和小读者出现了远离的情形。冰心在《通讯十一》中描写了自己被送往沙穰疗养院后产生颓然、惆怅的情绪时，竟引用一连串中国传统诗词中描绘忧愁心境的词句，随后她很快意识到这不能被儿童所理解：“小朋友！我笔不停挥，无意中写下这些词句。你们未必看过，也未必懂得，然而你们尽可不必研究。这些话，都在人情之中，你们长大时，自己都会写的，特意去看，反倒无益。”①冰心后来用“失败”一词来评价这部通讯集，这其中既有作家自谦的成分，也包含冰心曾深刻反思过这部作品的遗憾：“刚开始写还想到对象，后来就只顾自己抒情，越写越’文‘,不合于儿童的了解程度，思想方面，也更不用说了。”
与冰心初期的创作经历极尽相似，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在其最初的几篇童话创作中也显示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意图，但是他在童话中所构建的儿童的天真的王国很快就质变为抒写成人的悲哀。叶圣陶和冰心为什么在创作时会疏离他们原有的儿童文学观念呢？
有人认为③造成理论和创作疏离的根源在于，中国儿童文学在接受西方影响时，更容易吸纳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作家会受到特殊的时代生活和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渐渐偏离创作的初衷，从而造成了五四时期在理论的“现代”与创作的“现代”之间的明显错位。
冰心初涉文坛时期作品中的儿童读者意识呈现出由萌发到游离的变化过程，起初塑造的“苦难儿童”和“天使儿童”形象并非冰心自觉、有意识地描写身边的儿童，但是这些无心的尝试可以看成是冰心开始将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纳入其观察的视线内。在《寂寞》、《离家的一年》等几部本意是“写给大人看”的作品中，冰心对儿童形象和心理的刻画是极其鲜活生动的，其中必然倾注了作家对儿童的钟爱，儿童读者意识已悄然萌芽。《寄小读者》是冰心儿童文学的试水之作，创作之初冰心还以谦虚平和的态度与孩子们交流，大大拉近了与儿童间的距离。但是受到当时具体心境、情绪状态的影响，冰心渐渐偏离了她“为儿童”创作的初衷，儿童读者意识开始游离。
（二）多事之秋：被赋予现实色彩的童心和母爱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受中国社会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中国文坛各个流派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儿童文学也随之呈现出复杂的格局。进入 30 年代，伴随着全国救亡运动的涌起，为了配合时代的需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左翼文坛着眼于民族振兴和阶级斗争，大力弘扬革命文学，自觉地承担起革命与救亡的任务，而儿童文学作为成人作家为儿童读者创作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别，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时代范式与文化选择，自然要负载着沉重的阶级、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在价值功能上，特别注重培养少年儿童的阶级认识，形成其先入为主的阶级观念；在题材上，本着“一切为了革命斗争”的原则，在作品中多容纳暴露、鼓动、教育性的文字、插图等。显然，此时儿童文学的审美、娱乐等功能只能退居其次了。“五四”时期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刚一萌芽，就被政治斗争的洪流扼杀在了摇篮里。
国内的紧张局势促使冰心无法像在青山沙穰养病那般去体验与自然相对的安逸生活了。她的四周充斥着侵略者的魔影、反动派的屠刀和北伐军的呐喊。在火与血的战斗面前，冰心不是没有被触动的，她只是在探索的道路上深感茫然无措，不知怎样以曾经歌唱过的“爱的哲学”──这一“万全之爱”来解释战局的动荡和生活的艰辛。《往事》集成后，冰心写了一篇《以诗代序》，表达了此时怅惘的情绪，字里行间也似乎浓缩了她对自己过去创作道路的回顾。在诗中，作家自比一位盲者，看不见前方的路途，只凭竿的另一头孩子的引领行走。盲者手抱琵琶动情弹唱，当她唱到“人世间的欢愉”,感叹自己曾笃信的“同情和爱恋”、“互助与匡扶”依然在人间存在时，她“听得见大家嘘气，又似乎在搔首捋须”;她“听得见人家在笑，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第二部曲终究是唱不下去了，而第三部曲盲者又该如何歌唱？纵然领路的孩子此刻也狠心地撇下她独自离去，冰心依然借“盲者”之口大声疾呼：“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要歌声填满了人生的虚无！”①表现出冰心在人生路途上感到自己有进一步探索和寻求新的答案的必要，她适时地跳脱出小我天地，逐渐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局限与缺失。在这一时期，冰心相继写出了《分》、《冬儿姑娘》等流露作家阶级观念的儿童文学作品。
冰心真正对“爱的哲学”产生出一种明显的怀疑，是表现在 1931 年创作的小说《分》中。其以往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宣扬“博爱”思想，笔下的儿童多具备善良的本性，他们会爱着世间一切的人和为一切的人所爱。似乎“童心”可以融合贫富与善恶间的藩篱、能够跨越一切阶级的界线。然而冰心却以《分》明告世人：婴儿自呱呱坠地之时起，就分属不同的社会人群，有着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命运前途。这篇小说将虚幻成分的童话和现实生活相揉合，以两个新生儿之间的“拟对话”来揭示人与人的不同。他们中的一个是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屠户的儿子。他们在同样的环境里出生，但是在离开医院时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和社会等级的差异将两个新生儿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永远地“分”开了：“温室里娇嫩的小花”会享受生活的富足和周到的照顾，而“刚毅的小草”只能靠未来的自食其力来迎击命运的不公。冰心的真正意图是借两者间的对比，有力地揭示出等级森严的社会本质，尤其凸显出社会底层劳动者奋起抗争的阶级本能。对于自己曾宣扬的“人人都能享受平等无差的母爱”这一论调，冰心同样予以否定。冰心曾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二》中赞颂着无条件的母爱：“小朋友，难道上天生人有厚薄？无贫富，无贵贱，造物者都预备一个母亲来爱他 遂令当时人类在母爱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
但是，这种“自由”在《分》中却转变为“不自由”,屠户的妻子受生计所迫要给人做奶妈，他们的孩子得不到母亲乳汁的滋养，只得跟着老祖母吃米汤和糕干。冰心看到了母亲欲爱自己的孩子而不能的无奈，这其中必然包涵着作家对社会本质问题的触及和思考，令作品极具现实主义的批判色彩。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左翼作家的高度赞扬，茅盾曾认为《分》这篇小说透露了冰心思想的“新消息”,即“严肃的人生的观察”②。
其实在冰心之前的创作中也不乏以严正的态度观察人生，只不过那时这位富有正义感的女作家多态度“暧昧”地悲哀着温室里的小花、同情着勇毅的小草，在《分》之后，冰心第一次看清了横亘于不同阶级之间的那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冬儿姑娘》可谓是《分》的续篇，冰心曾称赞的“刚毅的小草”终于长成有着“活泼泼的朝气”、不愿逆来顺受的带有反抗意识的人物形象。有别于早期创作中对“爱的哲学”的说教，《冬儿姑娘》在作品风格上延续着《分》所呈现的质朴平实的特点。在设定冬儿与母亲的关系时，冰心一改惯常描写母女情感纽带、由女儿来极尽讴歌母亲的路数，转而由母亲来充当叙述者的角色，得体客观地叙述女儿的成长轨迹和内心状态，塑造出了一个叛逆女儿的形象。女儿之于母亲不再只是单纯的依顺关系，冰心将冬儿这一人物置于她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并赋予其复杂的社会属性，冬儿对母亲既有接受和守护的一面，也有反叛与疏离的另一面，人物形象立体丰满，又充满张力。
在中华民族起伏动荡、个人与历史遭际冲撞与激荡的特殊岁月里，在当时左翼思潮的影响下，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就不可或缺地成为了冰心此时的参照，冰心选择挣脱小我天地的束缚，踏入火与血交织的现实中去检验“爱的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让儿童文学创作紧贴着中国现实的地面运行。《分》和《冬儿姑娘》显然是被贴上了时代标签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此时的冰心不再单纯歌咏超阶级的爱，而是以阶级观点来重新衡量、定义社会上的人与事、是与非，希望在创作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能向儿童灌输“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的教育观念，以此实现时代强加于作家的特殊使命。
（三）归来以后：遵循“有益”的创作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冰心作为眷属与丈夫共同前往日本进行社会考察，两人在日本旅居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夫妻俩倍感欢欣鼓舞的同时，更坚定了要回到新生的共和国的决心。1951 年，冰心一家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处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万象更新之景。新的信息、新的生活 一时间冲击着冰心的思想，令她有些眼花缭乱了。面对祖国的日益强盛，冰心怀着内心高涨的热情，创作出了大量以新中国儿童学习和生活为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创作成果的喜人之外，冰心还以儿童文学工作者的身份积极出席了各种儿童文学座谈会、研讨会，审阅各类儿童文学作品，和与会的作家们共同分析当前儿童文学的现状和问题以及商讨儿童文学未来发展的对策，并真诚地呼吁大家为儿童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一时期的众多活动让冰心的儿童文学理论水平有了提升。解放后，冰心开始尝试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并主动探寻儿童文学的定义：“儿童文学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这生活一定要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等。”
可见，自解放起冰心就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去思考“儿童文学究竟是什么”,“它有何理论依据”,“如何表达易于儿童接受”等一系列问题。与初期对儿童文学的感性认识相比，冰心在解放后对儿童文学的理性探讨无疑是进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就结果而言，冰心理论探索的程度是有限的。写于 1955 年的文章《“一人一篇”》最能体现冰心当时的儿童文学观。冰心于文章开篇首先指明了儿童文学现阶段发展的缺失和落后──我们在向儿童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同时却忽略掉了他们急需的精神食粮；许多作家以“不熟悉儿童语言”等为借口不愿为儿童写作，实则是认为为儿童写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冰心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因为“我们并不热爱他们，并不想去和他们接触。”②要想写出儿童喜欢读的作品，就要做到眼里有儿童，心中有儿童，要将儿童作为创作时明确的对象来加以丰富完善。这同样可以视作冰心对既往（包括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存在脱离写作对象的一种反思。冰心形象地写道：“只要你提起笔来的时候，想象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或几个红红的脸，短短的头发，睁着圆圆的可爱的眼睛，嘴边挂着兴奋的微笑的孩子，那么你笔下写出来的，不论是小说，诗歌，剧本，散文 就有可能成为很好的儿童文学。”③足见，冰心迫切希望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有着明确的对象意识，并能与儿童展开平等的精神对话和交流。
在《寄小读者》问世的三十余年后，冰心在出访欧洲之际发表了《再寄小读者》。在这部通讯集中，冰心更加明确地增强了读者意识，更自觉地为儿童服务。
在《再寄小读者·通讯一》中冰心写道：“你们本来就是我写作的对象，这一点是异常地明确的！”④此时的冰心已不再是当年的少女，行文中早已褪去了“少女式”缠绵悱恻的情绪，身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虽然与小读者之间的年龄差距被拉开了，但冰心依然延续着创作《寄小读者》时与孩子间亲切自然的谈话方式，通讯中弥漫着明快朝气的调子。同样鉴于在《寄小读者》中与儿童疏远导致最后只顾自我抒情的现实，这一时期冰心会自发走入孩子的队伍中，了解新中国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冰心随着儿童的涌流，挤进颐和园内，眼前成千盈百的儿童竟构成了一幅灿烂、饱满的春的图景，亭畔、树下、湖面的小船上 无不闪现儿童生动的身影，真可谓“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只拣儿童多处行》）。《还乡杂记》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冰心身体力行体验儿童生活的画面，她向我们热情介绍了在参观少年造船厂、少年农场、少年园艺场以及观看小朋友表演时的所见所感，通过与小朋友的亲切交谈，了解、把握了儿童的心理，文章中常会出现“他们告诉我 ”、“他们问我 ”等字眼。显然此时冰心是有意识地向儿童学习并努力为儿童写作的，她主动深入儿童的生活中，忠实地叙述孩子们的情感和思想。所以她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主观──去一味发表自己作为成人的所思所想，而是更多地注重客观──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而且主要是世相介绍给国内的儿童读者，对他们增长见识、开拓视野是极为有益的。
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运动的日益频繁，让刚刚经历过短暂繁荣的儿童文学再一次陷入到困境中，冰心此时的儿童文学观、儿童观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作品中更加强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尤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在《〈1959-1961儿童文学选〉序言》中，冰心强调了加强儿童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要帮助他们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要教育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激发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决心。受当时浓厚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其儿童文学增强了教化功能，作品中的文学性与政治性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政治因素的不断增强使作品的时代感更强烈了，但可读性和趣味性却被极大削弱了。1958 年冰心到英国访问。在一次招待会上，一位英国文学教授问冰心，“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冰心回答：“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 就是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考虑，冰心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强调儿童的“革命斗争性”、“阶级性”等特征，“红领巾”、“接班人”一类属于那个时代的通用话语才会经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在《给西红门乡一位小朋友》、《陶奇的暑假日记》等作品中，作家不止一次把儿童称为“红领巾”、“接班人”,这一概念化的统称掩盖了儿童的独特性，遮蔽了儿童的面孔和声音，我们常常会为作家笔下塑造的儿童形象的单薄而遗憾叹息。但是如果将冰心对儿童的这些缺乏个性化的统称置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考量，就不难发现，这完全代表了那个时代对理想儿童的期盼，因为不论是那个时代的“红领巾”、“接班人”,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淘气包”、“调皮蛋”,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时代对儿童寄予的殷切期望。王炳根曾在他的着作中称“（《陶奇的暑假日记》）就是这段时间’硬逼‘出来的作品”②，用新中国儿童的劳动、学习、友谊支撑起了作品的全部，对冰心而言是陌生的，也是很难发挥的，因为它脱离了冰心的自我，也脱离了她最初的写作题材和视野。
冰心用自己并不熟悉的笔调在她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中塑造了高大上的教育者的形象。为了帮助陶奇改掉缺点，冰心就将自己的教育者身份分解给了陶奇身边的众多人，让他们肩负起教育者的使命和责任。比如陶奇的老师、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只比陶奇大几岁的姐姐都被塑造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一个无可挑剔的完人。奶奶给陶奇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陶奇当了真。可姐姐却说：“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呗！从前的人，看见一年之中，这两颗星星只在这一天走得最近，就给编出这个故事来，你又把它当真了。”
在她的身上丝毫不见一个孩子本该具有的好奇天真的本性。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多为脸谱化的，儿童略带生硬的语言充当着时代的传声筒。如果以现代人的欣赏眼光来重新审视这部被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的儿童小说，就不能否认它其实是一部不怎么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它脱离了冰心原来的写作视野和题材，脱离了她的自我，冰心有时会以牺牲“有趣”的原则为前提而向“有益”的创作原则倾斜，强调儿童文学的职能性，以忽略作品趣味性为代价来实现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这是让人颇感遗憾的地方。但即使是冰心同一时期的创作也会存在艺术表达上的差异，比《陶奇的暑假日记》晚三年发表的儿童小说《小桔灯》，影响力就远远超越了前者。成功的原因在于冰心用“小我”的情感取代了“大我”的情感，作品虽然描写的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温情的革命故事，却没有对故事中的革命斗争和阶级矛盾（小姑娘的父亲因为同情共产党被抓一事）进行正面描写，那显然不是在作者视野范围之内的人物和生活，呈现的效果未免生硬、单调。冰心则巧妙地选择去着重刻画在典型环境下顽强求生存的典型人物，将小女孩乐观、坚定、勇敢的性格呈现出来，冰心用自己熟悉的笔调抒写着超阶级的爱的力量，让刚性的生活也变得温情起来，将故事中所蕴涵的温暖人心的情感注入到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使作品获得独特的艺术魅力。
冰心这一时期对儿童文学的探索较初期而言，更加注重对儿童文学进行理论概括，并尝试从自己的或他人的创作中汲取经验教训，总结出儿童文学的定义、特点、目的等，“儿童文学具备文学的一切特点，所不同的是，我们读者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创作，必须照顾到儿童的一切特点”②，同时她也更自觉地遵循着其儿童文学观的指导，更有意识地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无论最终客观效果如何，这个与她早期背离创作初衷的情形相比，是取得很大进步的。
身为妻子、母亲的冰心，在延续着初期尊重理解儿童心理的同时，更承担起了教育儿童的重担与责任，行文的风格由感性逐渐向理性过渡。通过对初期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如创作时对象不明确、脱离儿童群体等）的反思和总结，冰心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有一定改善的。但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她的儿童文学观也随之受到影响，在《给西红门乡一位小朋友》、《陶奇的暑假日记》等作品中文学性逐渐让位于政治性，说教的成分居多，作品多以新旧对比的方式呼吁少年儿童应加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赞扬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号召广大儿童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对儿童开展爱党、爱国主义教育。且部分儿童形象的塑造比较概念化，不符合儿童活泼天真的个性。
（四）步入晚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社会秩序混乱，举国上下陷入前所未有的癫狂状态。文化发展更是裹足不前，甚至每况日下。冰心目睹了在这一特殊时期儿童道德的沦丧败坏，想到在“文革”中批斗她的就是那些曾读过《寄小读者》并被她亲切唤作“亲爱的小朋友”的孩子们，这一切不禁让她痛心疾首。但在内心崇高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冰心决定重新拾笔为儿童写作，可具体写些什么呢？冰心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这些孩子是刚从’四人帮‘一手造成的黑暗、邪恶、愚昧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的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珍惜和培育这些蓓蕾，一面扫清余毒，一面加强滋养。”①明确了为儿童写作的意义，冰心毅然决然地选择用融入理性思考的“爱的哲学”来感化和教育少年儿童，当务之急是要教他们如何做人，做一个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小公民，帮助孩子们重拾生活的信心。《三寄小读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与《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有所不同，《三寄小读者》不是告诉他们新鲜的事物，也一改往日的抒情笔调，而是更强调了教育的职能，以质朴的语言告诉他们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在与小读者的通信中随处可见冰心对儿童耐心、细致的叮嘱，诸如垃圾应扔到垃圾桶里，不该讲粗话，不随地吐痰，不打人骂人等一些细碎的小事。冰心由衷地希望孩子们在深感肩上责任重大的同时，也能身体力行、细致踏实地完成生活中的每一件具体的小事，痛定思痛。但遗憾的是作品中说教的痕迹太重，功利性太强，冲淡了文学特有的美感；偏理性化的叙述方式、想象力不足等问题也让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大大减弱。尽管如此，冰心这一时期的创作依旧延续着亲切热忱的笔调。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会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用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来爱抚、教育他们。
在新时期，冰心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停止。与此同时，陈伯吹、贺宜、金近等人在儿童文学实践中所倡导的“儿童本位论”、“童心说”、“儿童化”等理论亦是冰心的重要参照。在一篇写于 1978 年的文章《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儿童文学的特点》中，冰心就系统阐释了儿童文学工作者应胸怀一颗“童心”的必要性：“搞儿童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要有人的感情，要写出人的性格。”在1979 年写的《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一文中，冰心分享了她在创作儿童散文时的感受：“为儿童服务的作品，必须能激发他们高尚美好的情操，而描写的又必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关心，而能够理解、接受的事情。”
可以看出这是冰心对儿童文学的另一种思考，她不仅会考虑其儿童文学作品如何更容易被儿童接受，也会考虑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社会教化功能。这说明她是既有教条的一面──教育儿童成为社会建设接班人；也会有自己比较个人化的思考──强调儿童文学的本质以及特殊性。显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冰心有了更趋向理性的辩证的思考。但新时期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似乎与理论的探索存在着一定的脱节，其儿童读者意识是模糊不清的。除了《三寄小读者》、《明子和咪子》、《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乌兰托娅的话》这类是明确写给儿童阅读的作品之外，似乎再鲜少有将儿童视为特定读者的儿童文学作品。已步入晚年的冰心在创作上更加随心所欲，可谓是放开了笔墨，放开了心灵，自然天成，毫无雕琢，往昔的记忆如同初融的春水，在她的心中喷溢奔流。冰心创作了一系列自传性散文，如《我的父亲》、《我和玫瑰花》、《我的大学生涯》、《我家的对联》等都是极佳的作品，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后的点滴成长，它们虽不是写给儿童的，但儿童也喜欢读。就连冰心曾写下的一篇回忆和丈夫吴文藻相识相爱相伴的散文《我的老伴──吴文藻》，也是在一位小朋友的激发之下才创作出来的，小朋友在给冰心的来信中请求说，“我希望吴伯伯能在您笔下重新得到生命！”
足见，作品中那些真情流露的文字，自然会开启儿童读者的心扉，引起他们的喜欢。因此，类似这种起初并非专门为儿童所写，但在经过一定的发展和传播之后渐渐受到儿童读者欢迎的作品也可以被看作是优秀的“非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
纵观冰心一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众多次文学实践的过程中，她的儿童文学观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变化过程，对儿童文学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处推进。从作品创作的角度来审视，冰心的儿童读者意识却是反复不定的：有时读者意识是明晰的，而表现得可能缺少趣味；有时读者意识又是模糊的，但表现得却也童趣盎然。从冰心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作家身份和创作心理的转变，但唯一不变的是冰心那颗热爱儿童、时刻关怀儿童成长的“赤心”,还有探索儿童文学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