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亲情异化”与日本动漫的融合

　　1 “父子亲情异化”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品的日本动漫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即无论动漫作品是基于何种题材表现,其主人公普遍都会出现“丧父”的情况,着实耐人寻味。如1986年《圣斗士星矢》中的星矢(丧父)、1996年《犬夜叉》中的犬夜叉(丧父)、2003《银魂》里的坂田银时(丧父)、2008年《黑执事》里的夏尔(丧父)、2010年《火影忍者》里的漩涡鸣人(丧父)等等。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作品开始,日本动漫中的人物大多是“父亲已故”或“父亲作用受限”,质言之,这是“父子亲情异化”的具体表现。

　　单从动漫作品细致的剧情来看,这种“父子亲情异化”的设定似乎是极具剧情推动力的。宫崎骏和吉卜力工作室在1986年的开山之作———《天空之城》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主人公巴鲁的父亲生前因为相信“天空之城”的存在而一直被人们当做骗子,最终在失意中死去。而女主角希达唯一具有血缘关系的父辈角色穆斯卡,却是一个残忍冷酷的反派,最终也惨死在两位主人公的手里。两位“父辈”角色在此所产生的“反面推动力”,无疑成为了帮助巴鲁和希达两位主人公找到“天空之城”和实现纯真爱情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而他们的死,也为整个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如果说《天空之城》中所表现的这种“父子亲情异化”程度过于浅显,那么对此刻画更为细腻和深刻的作品则非日本20世纪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莫属。

　　整部剧中充斥着父子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的争吵甚至比与侵略地球的“使徒”对决还显得重要。最终,偏执的父亲碇元渡不仅未能利用儿子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秘密计划,反而被儿子真治所驾驶的“初号机”(动漫中的机器人)在愤怒的状态下咬死,而真治也因此得到了解脱,认清了自我。《新世纪福音战士》对少年真治“弑父心理”的创造性描述,掀起了90年代日本动漫“父子亲情异化”表现的一个高潮。从此往后,这种极端的创作倾向在日本动漫中表现得愈加直白和露骨,从“父子决裂”到“手刃生父”的情节屡见不鲜。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我们对悲伤的同情感比对快乐的同情感更为强烈。”从心理学上讲,同情弱者的过程,本身就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满足,并更容易让弱者被接受。的确,年幼的主人公无法得到父亲的帮助或陪伴,在种种羁绊和磨难中逐渐变得坚强起来,这似乎是所有青少年都喜爱的励志情节。从另一个角度看,观众为了跟进剧情的发展,将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对动漫主导意识形态中的种种“丧父”、“弑父”、“反父”等话语进行认同。如果将动漫主人公的家庭关系本身就设计得很和睦,反而会使观众觉得这样的剧情似乎少了点什么。因此,在动漫作者与观众之间,这种“父子亲情异化”话语在唯美画面中被不断美化,并被赋予了很强的合理性。

　　2 “父子亲情异化”与“弑父情结”的关联
　　
　　说到文艺作品对父子关系的各类“异化”表现,不得不提到西方文艺作品中时常叙述的“弑父情结”。那么当代日本动漫的这种“父子亲情异化”,又与西方文化中的“弑父情结”存在何种关联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时常出现的“弑父”话语其实是人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潜意识“弑父”欲望的一种象征性表现。[1]

　　在表象上,它既可以直接表现为“子”对“父”的杀害,也可以表现为“反父”或“叛父”的一种“子文化”心理。人们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形成的无意识冲动或无意识组合,即为“弑父情结”。

　　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用不屈的个人意志与“杀父娶母”的悲剧命运进行抗争,却无法摆脱个人反抗命运时必然失败的结果。这一主题在西方文学中的反复出现,无疑折射出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封建权威和专制思想的反叛。俄狄浦斯所体现出的进取精神,以及它对传统“父权”文化的反抗意识,在核心思想上是与西方近代“自由、平等、民主”的自由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从起源上讲,无论是“弑父”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实都形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之中。

　　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在世俗权力、思想、宗教等各个领域均建立了绝对权威,同时也确立了上帝在人类精神、心灵和信仰世界的至高无上性,这实质上也宣告了父权统治的确立。于此同时,上帝作为一个“最完美的父亲”,是所有父亲的原型,他处在一个绝对的位置上“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2]5-9。而世俗的父亲作为凡人,却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

　　因此,当子辈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们更愿意单独与神圣的天父沟通。子为了追求永恒,可以放弃、否定世俗的父亲,这样,西方的宗教文化就为“子”之“弑父”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等带有启蒙性质的运动中,“父权”至上的封建制社会意识形态逐渐瓦解,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渐次盛行。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一种“子文化”的诞生,西方文学中的种种“弑父情结”,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因此,“弑父”型的父子关系及“弑父情结”深刻地影响并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学史,成为西方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弑父”的表述方式上,自从弗洛伊德首次发现人类“弑父娶母”的欲望,并将它归为“潜意识”、“无意识”以来,无论从心理学到文化人类学、还是从传统的文学批评到女性主义理论,“弑父”话语的出现都带着一定的合理性和无辜性。早在古希腊戏剧的“弑父”起源之作《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行为就是出于完全不明真相的情况。而这种“子”对“父”反抗的无辜性、正当性、合理性,一旦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便逐渐成为后世文艺作品中种种“弑父”母题的共同依托,从而掩盖其“弑父”心理以及行为背后伦理道德上的冲突。

　　日本动漫所表现的“父子亲情异化”成功地在编剧手法上效仿了西方文学中“弑父”话语的无辜性、正当性、合理性特点,一度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弑父”作种种的掩饰,或在动漫中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动机,或用不同的情节处理方式对主人公“弑父”心理或行为赋予新的含义等,但在这些异样的表现中,始终贯穿的仍是一个与西方文学相同的命题,即对单个具象的父亲的否定与反叛。

　　3 “父子亲情异化”与日本动漫的融合
　　
　　从叙述载体的角度来看,与西方文学的“弑父”传统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父子亲情异化”则更多地体现在了“动漫”上。在日本这样的动漫大国,动漫相较于其他如文学、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更具有草根性,也更能代表日本的大众文化。无论是日本的动漫“职人”(有经验的专家)还是“素人”(平民、平常的人),他们同样享有创作上的底门槛,同时也都紧紧地根植于社会基层,把平民百姓作为主要受众和服务对象。所以,日本动漫中的主人公在最初往往都是平凡的,代表着日本社会中最普通的一类人,动漫故事所反映的矛盾也都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这种设定不仅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而且始终反映着日本基层民众的所思所想,以及日本社会的当下思潮和矛盾,并给予人们以方向。因此,在这一层面上,近代的日本动漫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文学在西方社会变革时所起到的意识形态引领作用。

　　据大塚英志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正是因为受到日本最早的长篇动画《桃太郎的海鸠》(赖尾光世导演)“生于战时”这一背景的直接影响,致使之后从手冢治虫到宫崎骏,日本动漫都在体现儿童文化的同时,也涉及到人的生死及战争对错等重大主题的“独特个性”[3]202。所以,日本动漫自诞生之初就与现实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日本动漫的四个发展阶段的作品主题中,也都能轻易捕捉到当时独特的时代印记。如萌芽期动漫的主要功能是对青少年宣扬军国主义,鼓吹日本发动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探索期动漫则大多体现了日本人对战争的反思和质疑等主题。以20世纪70年代的《宇宙战舰大和号》和《机动战士高达》等几部超长篇动漫的上映为开端,日本动漫逐渐打破“市场低龄化”的瓶颈,开始被“全年龄段观众”所接受。[4]

　　从此以后,日本动漫在内容上越来越贴近成年人关注的视角,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注入到原本单纯的动漫作品里,动漫的主旨也逐渐由单一性命题开始向多元化的社会解读转变,有关“弑父情结”的作品就出现于这一阶段。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随着日本动漫对社会问题的不断深入探讨,动漫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比以往更加基层化、具象化、真实化。因此,“弑父情结”得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动漫中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以日本现实社会的真实原型为参照的。

　　4 “父子亲情异化”在日本动漫中的体现
　　
　　从几部不同时期的日本人气动漫来看,20世纪80年代出品的《风之谷》到90年代的《新世纪福音战士》、《犬夜叉》,再到21世纪上映的《火影忍者》和《进击的巨人》,我们能轻易捕捉到几幅共通的光景:主人公所在的世界正遭受着不明物体(每次的对手都不同)的袭击,四处弥漫着恐慌气息;动漫人物的双亲,尤其是父亲,不是死去,就是没能起到什么正面作用;不同身世的少男少女们组合在一起,共同迎接使命。这三点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日本动漫“弑父故事”的独特框架,也透视出日本社会在当时所显现出的一些问题。下面,笔者以日本人气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为例来详细说明。

　　1995年,《新世纪福音战士》开始上映,动漫世界中危机四伏,惶恐不安的景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几个月前日本神户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即视现象,让日本观众感同身受。

　　1997年,日本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使 “山一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同年,“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Air/真心献君》公映,这部动漫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在随后发生的1998年日本财务省“护送船队方式”崩溃事件和2011年的“3.11”大地震中,《新世纪福音战士》中所描绘的种种末日景象再一次被硬生生地拉入了现实,由此,动漫故事塑造的恐慌感与现实世界里发生的灾难不断趋于同步。在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犹如动漫世界里的人物一样,茫然地认为“今后一定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件,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而这种无法形容的不安感却又总能从动漫里转化到现实中。

　　从日本普通家庭的角度来看,由于从20世纪初开始,日本逐步形成了企业“终身雇佣制”的传统,即老公一个人赚钱来养活老婆孩子一家四口的“家庭酬金”制度。

　　[3]163由此,“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逐渐被边缘化,一旦出现企业倒闭或是“父亲”病故的情况,家里妻儿的生活就再也没有着落了。所以,自“家庭酬金”制度固定后的大正末期开始,日本全家人集体自杀的事件猛增。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灾难,更使得各种企业面临破产和裁员的危机,由于失业率的直线上升,导致中老年男性的自杀率也因此极具增加,年度自杀人数曾超过3万人之多。日本家庭的离婚率也从《天空之城》上映的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在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社会悲剧中,“家庭”的概念和作用瞬间被淡化和遗忘了,对于孩子们来讲,母亲对他们的辅助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弱化,而父亲也不再是曾经那样能够依靠的对象,反而时常会成为他们前进的阻碍。因此,青少年们带着冲破以往“父权”家庭羁绊的勇气,亲自担负起父辈的责任,携手迈向自己的未来。所以,在《新世纪福音战士》中,载有母亲灵魂的“初号机”总是一次次地从丈夫手中保护着儿子真治,并在最后放弃了丈夫,选择与儿子相见。而少年真治则驾驶着“初号机”,与少年同伴们携手并进,逐渐成长。

　　日本动漫中所讲述的“弑父情结”,以及少男少女们团结在一起拯救世界的故事,其实并非是作者子虚乌有的构想,而是源于日本社会基层民众的普遍心态和真实意愿。

　　5日本“父子亲情异化”的社会成因从“父子亲情异化”问题出现的时间来看,日本动漫相较于西方的“弑父情结”而言,有着相当严重的滞后性。日本学者舆那霸润曾将美国1941年上映的奥斯卡奖影片《青山翠谷》与宫崎骏1986年的动漫《天空之城》作比较,来考察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性。他得出的结论是,近代日本虽然从欧美引进了议会制度和民主主义、法治国家和人权理念,在资本主义改革中促成了日本近代化的起航,表面上完成了所谓的“西洋化”,但终究没能脱离中国儒家社会中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运行模式,又未能形成类似于西方的个人本位和团体、阶级林立的社会构造。在处理社会问题上,日本是一个各取所短的“南橘北枳”型社会。质言之,在追求以“父亲”为顶点、按行业或家庭集约的秩序已经行不通的时代,到底应该以何种社会方式才能度过近代危机?对于这一问题,日本至今尚未找到答案。

　　在电影《青山翠谷》中,原本德高望重的“父辈”角色摩根,在经济危机中败倒在“子辈”们组成的工会面前,经历了四个亲生儿子的离弃,传统的“父权”家庭从此崩溃。“子辈”们胜利后,虽然与摩根言归于好,但摩根最后还是惨死在小儿子的怀里。

　　《天空之城》可以看做是《青山翠谷》的翻拍作品或酬答之作———《天空之城》不仅开头的舞台是以威尔士煤矿小镇为原型,而且二者还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即主人公的“父亲”已故或作用受限。也就是说,西方人在20世纪前半叶已经察觉到“父亲”或“家庭”这种权威作用的局限性,转而以超越所属企业和所在地区的公会团体或跨行业的阶级组织来度过近代危机,而日本人却还顽固地坚持类似于儒家社会中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团结,或以“家庭式”的“公司工会”来试图突破。[3]157用舆那霸润的话来说,从大正到昭和时期的日本,其实是一种“再江户时代化”的“新封建制”社会。因此,当资本主义的痼疾来临时,日本社会未能产生出类似于“凯恩斯政策”或“社会主义改革”等克服近代危机的良方,反而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这条错误的道路不仅对亚洲邻国造成了沉重的灾难,同时也使日本本土遭受了原子弹的攻击,生灵涂炭。

　　残酷的战争体验使日本人开始怀疑标榜权威或权力的政治家和军人,国家权威发生了动摇,日本的社会思潮也逐渐由国家意识开始向国民意识过度。从战时军国主义的高度权力崇拜,到战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民众个人意识的觉醒,这一过程中,日本动漫的“父子亲情异化”浪潮逐步高涨起来。

　　6中、日动漫“尊父”与“反父”的文化差异类似于“父亲已故”或“父亲作用受限”的情节并非日本动漫所独有,中国的《神笔马良》、《田螺姑娘》、《葫芦兄弟》、《哪吒闹海》等20世纪80年代出品的国产经典动漫中,也都不乏这样的设定,只是这些国产动漫无论在创作动机,还是在父子矛盾的表现上,都与日本动漫所表现的“父子亲情异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以中国20世纪80年代动漫中父子矛盾表现最为突出的《哪吒闹海》来看,虽然哪吒从一出生就受到父亲李靖的排斥,甚至差点被父亲用刀劈死,但哪吒却始终以“尊父”的心态来面对“父权”对他的阻碍,没有做出过一次违抗父命的行为。最终,哪吒为了不连累父亲,选择以自刎的方式来了结与龙王的恩怨。由此可见,虽然同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动漫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父子矛盾”、“丧父”、“反父”等故事情节作为铺垫,并且“父亲”这一角色也总会在某些特定时刻,因为某些原因而成为主人公伸张正义或实现理想的阻碍,但与日本动漫中赤裸的“异化”不同,中国的动漫作品在本质上所宣扬的是一种“子”对“父权”传统的墨守、屈从或认同的“尊父情结”。在对“父亲”这一角色的细节刻画上,两国的动漫作品也不尽相同。如《哪吒闹海》中,哪吒父子面对龙王的责难时,李靖非但没有忍心杀死哪吒,反而在父子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主动承担责任的默契。可见,在《哪吒闹海》中所描述的“父子矛盾”,实质上是作者对这部动漫“尊父”主题的衬托,使观众在哪吒故事的悲情中产生对“父子亲情”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尊父”心理的认同。而在日本同一年代出品的经典动漫《北斗神拳》里,主人公健次郎和拉奥的亲生父亲本应成为联系两位角色的唯一纽带,但这位父亲却在故事的开端便成为了拉奥实现目标的阻碍,被儿子亲手杀死。拉奥在“弑父”时曾说,“杀死了你,我才能成为最强的男人!”由此可见,在父子关系的处理上,《哪吒闹海》无疑遵循了儒家伦理中“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尊父”传统;日本同一时期的动漫故事,则彻底突破了日本曾恪守的等级秩序观念和孝道准则,突出了年青一代的个人理想主义和奋斗精神,走向了“父子亲情异化”甚至是“弑父”的极端道路。
　　
　　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更加注重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孔子讲:“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5]10孟子也讲:“仁之实,事亲是也。”[6]196甚至当桃应问道孟子:“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假如瞽叟(舜的父亲)杀了人,那怎么办?”孟子则回答:“舜会把抛弃天子之位看做抛弃破鞋一样,偷偷地和父亲逃走,‘乐而忘天下’。”也就是说,当“父”成为“子”行动的阻碍,或是当私人领域的责任(子对父应尽的孝)与公共领域的责任(子和父都应遵守的国法)发生冲突时,保全父子关系才是儒家文化最为优先性的选择。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也认为,从儒家文化中引入的“忠”和“孝”是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的核心。然而,如今看来,表面上看似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却在“尊父”与“反父”这一点上表现出了裁然相反的特征。正如《新世纪福音战士》中保卫地球的“NERV”组织以及众多动漫人物始终都在与“诞生出我们的东西”(“人类”才是最终的怪物)作战一样,如今日本对“孝道”的抛弃与反叛,不正是另一版本的“福音战士”在“弑父”吗?

　　7日本文化的“无限性”内藤湖南在其学术生涯早期曾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能凝集成“豆腐”。作为学者的他却未能摆脱日本社会在20世纪初叶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进而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内藤湖南固执地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久的将来必将移至日本,日本必将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将来帮助和管理中国,恢复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日本的天职和使命。”[7]19
　　
　　这一激进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知识阶层的普遍心态。也就是说,自从日本开始形成一定的民族意识以及文化自觉以来,就一直在试图挣脱着“他文化”带来的束缚。对于中国文化,无论是平安时代菅原道提出的“和魂汉才”,还是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的“清楚汉意,坚固和魂”,无不体现出日本人对本土文化的固守精神,即对“和”与“汉”之差异性的自觉。同样,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日本在迈入“西洋化”改革之后,福泽谕吉一改以往的“和魂汉才”,进而提出了“和魂洋才”的思想。明治三十一年,瑞穗太郎又掀起了以抵御西方文化压制为主的“武士道”浪潮,这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的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所倡导的新国家主义如出一辙,意在确立一种使日本脱离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外的大国文化。依此而言,日本虽具有学习他国文化来改造自身的传统,但又有着不断地否定自己文化本源的“弑父”习惯。

　　日本在这种“双重弑父”的文化困境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南橘北枳”型的畸形文化。日本学者橘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日本)现在仍然重复着相同的行为(否定文化本源),可即使再过去100年,日本人也不可能建立起取而代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神上的价值体系。”[8]40在日本文化这种纠结而又盲目的“弑父”循环中,我们似乎又感受到了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描述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所以,《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剧情结构尽管复杂而深奥,但现在看来,似乎也不难理解了。剧中的少年真治不正像每个矛盾的日本少年、日本家庭,甚至如同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一样,在不断地突破束缚,否定本源,寻找着自身“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吗?最终,少年真治虽然在无意义的“弑父”循环中陷入了“存在主义”的困境,但他至少也开始明白,自己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重新塑造自我,创造新生活。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核心,反映着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日本动漫所表现的“父子亲情异化”,正是日本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反映着日本社会当时存在的思潮和矛盾,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出现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电视台曾在20世纪80、90年代引入了大量的日本动漫,而这其中具有“父子亲情异化”表现的动漫不在少数。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化环境上的固有差异,这种“父子亲情异化”的意识形态在此无疑成了一把“双刃剑”,在构成动漫作品自身叙事的同时,也必然会对中国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造成深刻的影响。所以,在日本动漫“父子亲情异化”现象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人民一定要谨慎地对待这种“反常”现象。

　　参考文献：
　　[1]陈晓兰.永恒的“俄狄浦斯”之梦———论西方文学中的“弑父”主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110-117.
　　[2][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日]舆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陈立思,李宗浩.日本动画与日本青年思想政治教育[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4):75-79.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日]内藤湖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8][日]橘玲.括号里的日本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