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边缘人物形象刻画的意义与挑战
第六代导演对边缘人物的关注，是对第五代导演表现主题的重大突破。贾樟柯将边缘人物的关注视角由都市拓展到农村，是有别于其他第六代导演的卓越贡献。贾樟柯电影从“地下”起家，逐渐浮出地面；从中国发轫，最终光芒四射，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不变的是他对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是他坚持用镜头记录历史的理想。贾樟柯的电影带给我们震撼，也带给我们思考。
（一）意义
作为导演，贾樟柯无疑是成功的。从他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开始，他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想，一步一步的走向国际舞台。他的电影在拍摄主题、拍摄方式以及国际影响上，都为中国电影增添了新的色彩，推动中国电影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在表达主题上为底层发声
在电影票房屡被刷新的今天，商业电影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主流。商业电影迎合观众的口味制作，演员、剧情、场景的选择都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电影环境下，边缘人物的主题逐渐被忽略。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努力突破市场制约的尝试逐渐兴起，贾樟柯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将底层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带入大众的视野，以平民姿态和现实主义精神进行电影创作，真实的记录了最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
受电影体制不完善和市场经济作用的双重影响，中国电影长期呈现出几家独大，多元匮乏的发展状态。面对这样的电影生态，贾樟柯秉承自己的创作原则，坚持为底层人民发声、为底层人民代言，他始终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小人物身上，关注边缘人群，关注下层生活，关注时代变革大潮中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从 1995 年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无论是《小山回家》《小武》《站台》《任逍遥》《天注定》等“地下”电影，还是《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这些公映电影，贾樟柯的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在二十年的导演生涯中，贾樟柯执着的用摄像机记录着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这种坚持走底层路线的创作姿态，不但在国内外擦亮了“贾氏”电影的名片，还把边缘人物的生存问题推出社会地表，推向历史舞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贾樟柯的电影，不仅反映了边缘群体生存的困境，还深入地表达了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边缘群体的思想困扰和身份焦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面对社会的巨变，每个人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困境，都要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都要忍受相应的身份焦虑。与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相比，底层人民的身份焦虑更加明显，有的人还在其中迷失了自我。贾樟柯的电影真实的反映了底层人群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打破了底层人民在电影界失声的窘态，使底层人民在电影体制的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唤起人们内心对底层边缘群体的重视。
2.在拍摄方式上实现突破创新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贾樟柯的小人物系列形象不仅在表达主题、镜像表现上特点鲜明，在拍摄方式上也有所突破、创新。在他的电影中，最早尝试了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开创了电影数字化技术运用的先河。
为了坚持底层人物的拍摄主题，最大限度降低拍摄成本，贾樟柯最早将 DV 数字摄像机用于电影制作。在贾樟柯之前，虽然《青娜》是中国制作出的第一部数字电影短片，但它的时长仅有 5 分钟，只能算是数字制作的尝试，贾樟柯却实实在在运用数字摄像机拍摄了整部影片。众所周知，贾樟柯的电影专注于拍摄底层边缘人物，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电影中没有华丽的噱头，没有耀眼的明星，这样的小众文艺片并不能取悦于大众，因此贾樟柯的早期创作较难得到投资支持。但贾樟柯没有放弃自己的创作理想，为了坚持自己的创作宗旨，他乐于对电影拍摄进行多种尝试，以此来降低制作成本。早期贾樟柯年轻无名，价格低廉、剪辑方便的数字化摄像机引起了贾樟柯的关注。1999年，因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贾樟柯被认为是“将DV 电影概念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①。而后，贾樟柯用 DV 全程拍摄了电影《任逍遥》，该片成功入围 2002 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是亚洲第一部进入戛纳电影节的数字电影。
对贾樟柯来说，数字摄像机不但降低了制作成本，还可以充分用影像表达情感，破除电影生产工业化的桎梏，使之更加的贴近个人。就像贾樟柯自己说的那样，数码电影的实践“将会改变中国电影的精神，就像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数码摄像机拍摄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一样，纪录精神中有一种人道精神，实验电影中有一种求新精神，这些都是中国电影所缺乏的”②。
贾樟柯对拍摄方式的突破，还表现在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辅助电影表情达意。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电影中的电脑特技，3D、4D 电影在各大院线早已普及，电影的后期特效制作也越来越被观众熟悉。早在 2003 年，贾樟柯在电影《世界》中，就运用了动画和特技，体现出浓厚的信息化氛围，贾樟柯因此成为中国电影界将写实的世界与动画的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电影《世界》表现了在北京世界公园打工的一群青年人，他们用手机短信交流，手机短信被贾樟柯制作成 FLASH 动画插入到电影中，同时以电子乐作为辅助，形成立体的数码空间。这样的处理方式，更接近年轻人的生活，卡通化、平民化，突出表现了青年人的文化状态，也反映出这些漂泊在北京的外地年轻人积极向都市生活靠拢的心态。在电影中，动画和特技的使用，生动具体的表达了人物的心理变化，鲜活的表现出人物生活状态的时代特征。
3. 推动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火爆增长的态势。2014 年中国内地共上映影片 388部，总票房达 296 亿人民币，增长率达到 36%.从国产片与进口片贡献看，国产片 308部产生票房 161.55 元，占总票房的 54.51%;进口片 80 部，票房 134.84 亿。①与国内市场一片繁荣、进口影片占据半壁江山相比，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却频受冷遇，在国外一直保持着低水平的票房，总体呈现出惨淡的状况，“走出去”是中国电影面临的难题。
在这样的电影格局下，中国电影想要得到国际认可绝非易事。第六代导演们闯出了一条由外而内的道路，他们的作品在国外电影节颇受欢迎，贾樟柯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他屡次在国外电影节获奖，受到热情追捧，然后逐渐在国内受到关注。他的电影先后在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国际知名电影节获奖，本人先后获得过第63 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第 39 届国际新现实主义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第 38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以及第 68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贾樟柯在国际影坛的影响力，从他拿到的各种国际大奖可见一斑，他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争得一席之地。
与同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等华人导演不同，贾樟柯电影颠覆了以古装、武侠、功夫、温情等为主要元素的华语电影形象，他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呈现了真实的中国社会。国外的很多电影学者对贾樟柯产生浓厚的兴趣，撰写了研究贾樟柯的专着，还先后拍摄过 3 部关于贾樟柯的短片。美国研究世界电影的权威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达德利·安德鲁评价贾樟是一位电影诗人，“展现了迷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国家”②。法国《电影手册》主编米歇尔·傅东称，贾樟柯是“当代参与跨界艺术活动很多，电影产量又能保持高水准的年轻导演”③。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列斯则指认为，“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如此快速而猛烈的变化，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贾樟柯这么深刻地反映出这种变化”④。贾樟柯纪实的拍摄主题和风格，在荧幕上展示出了与以往电影中不同的中国，得到国外观众和电影研究者的认可，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二）挑战
贾樟柯的电影创作虽然取得了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也存在一些争议。面对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增长的现实，面对商业化大潮的来袭，面对市场多元化的趋势，面对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贾樟柯未来应在电影的形式与内涵、固守与创新、客观与真实、商业与文艺之间进一步掌握平衡。
1.形式与内涵的平衡
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产品，最终要作用于人们的意识或精神。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与纪录片不同，它更注重的是对精神的“营养”.人们希望通过电影，调动自己的情感力量，或是给人以愉悦的心情，或是启发人们进行思考，或是带给人类反思或顿悟。贾樟柯的电影，追求纪实，影片中难免缺少欢乐和激情。他的电影偏爱以灰暗的基调示人，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暴露和批判，带给观众的精神慰藉和精神营养不足，使部分观众很难从中感到心灵的洗礼。
物质和意识是密不可分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反作用于物质。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贾樟柯的电影虽然生动地展现了底层边缘群体的形象和生存状态，但对人的精神思想领域开掘还不够。影片中的底层群体历经了各种苦难和不幸，但没有对伴随着这样经历而发生的思想境界的变化进行刻画，影片没有反映出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从而不能带给观众觉醒或提高。
总的来说，贾樟柯刻画的人物大多生活消极，命运坎坷无解。他的电影习惯用开放式的结尾，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对部分观众而言，可能无法充分理解电影的主旨，看到的更多的是浮于表面的现象，感受不到人文关怀的深度，使影片给人的引导作用及精神养分有限。对贾樟柯来说，在追求电影形式美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在电影的内涵意义上进行提升，把握好形式与内涵的平衡。
2.固守与创新的平衡
贾樟柯的电影，以反映底层边缘人物见长，形成了自己的电影特色，是应该坚持的宝贵经验。但他所表现的边缘人物多来自于他生活中的经验，表现的是自己接触到或听说过的人和故事，这使他的角色类型单一，创作存在一些局限。贾樟柯的电影角色，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一是人物多来自于小城镇，在贾樟柯的所有剧情片中，主人公大多出自小城镇，记录的或是发生在小城的边缘人物的故事，或是出走到大都市的小城人的故事。二是偏爱表现青年群体，贾樟柯出自于学院，成长在相对自由宽松的体制下，在学校期间就开始了电影创作，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视角，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游民，贾樟柯关注青年人物相对较多。但我国人口众多，底层人群数量庞大，生活环境千差万别，作为标榜“时代记录者”的导演，贾樟柯想要创造出更多的好的作品，需要不断的开拓自己的创作视野，扩大自己的关注范围，在底层边缘人物形象上进一步开掘，在角色类型的固守和创新中把握好平衡。
在表现形式上，贾樟柯电影的结构、镜头、演员都有自己的特色，保持了纪实的美学风格。但他对形式的刻意追求，有时却给人以矫枉过正的感觉，使电影内容被形式桎梏。贾樟柯对长镜头的运用给人以目击者的感觉，增强了影片的纪实性，但有时长镜头的过多运用破坏了电影的节奏，使人感到繁冗拖沓。贾樟柯对声音的运用格外精心，他善于运用一切生活中的声音为电影主题服务，但有时不加节制的混用各种声音，使电影长时间处于嘈杂状态，影响观众的思考。在叙事结构的处理上，贾樟柯习惯于保持线性的单一结构，将碎片化的故事情节一一罗列，看似精心的布局安排，有时却因缺少必要的衔接和背景而使观众理解困难。因此，在保持自己拍摄特色的同时，贾樟柯还需进一步拿捏尺度，掌握好固守本色和改善创新的平衡。
3.客观与真实的平衡
对中国电影来说，希望在全球化的时代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获奖”是获得这种认可最好的标志。①贾樟柯在国外频获大奖，在国际影坛赢得巨大声誉。中国导演能够得到国际认同让人振奋，民族电影能在国际电影节引人注目让人欢欣鼓舞。但在巨大的光环之下，刻意丑化中国、谄媚外国的质疑也此起彼伏。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贾樟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基于对底层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以“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艺术自觉性，创作出在他的价值理念指引下的电影，这并不是刻意的向西方国家丑化中国，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者的创作姿态。
虽然贾樟柯没有自觉的丑化中国，但他在不自觉中却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贾樟柯自诩为“真实的记录者”,但他的电影没有客观的记录改革中的中国，他的记录是有选择性的。他在电影中呈现的灰暗、丑陋、落后的场景，描述的悲观、阴暗、相对消极的故事，让某些西方国家将“电影真实”当成了“客观真实”,形成了中国落后、人民苦难的“刻板印象”.艺术从来都不从属于政治，电影也不是意识形态工具，保持客观应该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基本追求。贾樟柯电影所暴露出的问题无疑值得关注、发人深省，但他片面化的表现客观上却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纵观世界格局，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文化软实力的较量越来越被重视。贾樟柯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导演，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在电影创作中把握好客观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展示发展中的中国全貌，使电影真正做到客观的真实，而不是经验的真实，珍惜自己赢得的宝贵国际话语权，积极在国际社会为中国发声。
4.商业与文艺的平衡
资金是拍摄电影的重要支持，在商业化氛围的驱使下，现代电影高成本制作的趋势明显增强，高成本必然要求高回报，票房被当做是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重要参考之一。贾樟柯的电影常常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贾樟柯曾给《当代电影》撰文谈及商业化发展与艺术品格的关系，文中他指出，每个导演的抱负不同，有人愿意体验市场成功，有人愿意进行试验。贾樟柯的电影明显属于后者，他的电影多数在表达个人的体验和感悟。贾樟柯曾表示，要“做独立制作，坚持自己的表达，然后想办法让大家看见，让人家了解自己的影片”①。
但是，电影作为一种商品，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有市场和票房的电影，不一定是优秀的电影，但是没有市场的电影，很难说是一部好电影。②贾樟柯公开上映的电影《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在国内的票房都很惨淡，观众的接受度不高。诚然贾樟柯完全可以通过海外发行来弥补国内市场的空缺，但面对火爆的国内电影市场，如何让更多的本土观众接受，是贾樟柯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在第 68 届戛纳电影节上，贾樟柯宣布将要成立暖流电影公司，计划拍摄的不再是文艺片，而是商业片，首个计划是将东野圭吾的小说拍成电影。在今后的电影中，如何处理好商业与文艺的关系，在保持高品质创作的同时扩大受众群体，是贾樟柯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