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银行最优资本水平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支持加强监管的观点强调高杠杆会造成风险和低效率，而且金融危机的成本极高。反对实施更高资本要求者则认为这将显着增加金融机构的成本并阻碍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公司，2015）。而且，这可能使得金融活动脱离银行系统，转向不受监管的领域，增加系统性风险。
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危机前相对稳定的银行资本监管比率要求掩盖了表外业务、资产证券化、房地产相关贷款等领域不断增加的风险。为此，巴塞尔协议Ⅲ将银行最低资本要求从 8% 提高到了 15.5%,同时引入了杠杆率要求，并通过提高普通股比例要求、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性要求，以提高资本质量。一些管辖区甚至提出更高的监管标准，比如，瑞典要求其最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达到 19%.
银行监管的核心政策问题是以上这些改革是过于严格还是过于宽松？或者银行最优的资本水平应为多少？回答该问题需要定义社会福利，计算银行资本对信贷成本和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估计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及其严重性，分析银行危机对经济产出及其波动性的影响。这种分析（第三部分讨论）可以很精确但结果高度依赖于所选的模型和有关参数。
本文的任务没有这么艰巨，主要致力于分析在过去发生的危机中，银行拥有多少资本即足以避免其债权人（或纳税人）损失本金。换句话说，需要多少普通资本足以吸收银行全部损失。该方法极大地减少了一般均衡模型中所需的假设数量，从而增加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增加资本一开始边际收益很高，但在银行风险加权资本比率达到 15%-23% 后，继续增加资本边际收益迅速下降。原因在于此区间内的资本水平足以吸收大部分发达国家银行危机所带来的损失。防范更为极端的危机需要更多的资本，但是这种危机在发达国家非常罕见。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通常会带来更大的银行损失，其资本边际收益的拐点值也相应更高。这突显了资本水平与通过完善制度（监督、监管和救助）以降低银行危机中的预期损失之间存在互补性。
有必要说明我们的实证结果与现实资本监管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们的研究结果涉及的是银行资本水平而非最低资本要求。银行一般会持有比最低资本要求更高的资本金，在经济下行时可予以动用。因此资本要求可以比我们分析得出的值小。第二，尽管本文只是将银行资本作为吸收损失的方式，其他自救安排工具也具有损失吸收能力。因此，从监管的角度，合适的资本要求可以低于我们算出的资本区间。
关于总损失吸收能力有建议要将次级债等其他自救安排工具作为资本的补充。这些工具在吸收损失能力方面与银行普通股相比的优缺点有待讨论。本文也不讨论哪些工具具有吸收损失的能力。专注于银行资本是最保守的做法，但其结果可以适用于其他工具。
本文还总结了现有的关于更高资本要求成本的研究。发现在稳定状态下，较高资本要求的总成本可能是较小的，而转型中的成本要高得多。
一、银行资本收益和成本的理论分析
提高银行资本要求对于金融稳定有益，但也可能增加银行和社会的成本。在理想的 MM 模型（Modigliani-Miller,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模型，1958）情景中，不存在利息成本抵税、银行破产成本或代理问题，银行杠杆水平对社会福利（或银行利润）没有影响。此时，资本要求就不是问题。现实中，摩擦的存在表明 MM 模型假设不适用（至少不适用于银行），资本会影响银行表现及其盈利。特别是，信息不对称造成重大的代理问题，外部性放大了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因此，资本在联结银行行动与社会福利之间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收益
第一，资本作为拨备可以吸收损失、减少银行破产的可能。这有助于保护银行债权人，在存在显性或隐性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也保护了纳税人。第二，资本具有完善风险管理的动机，从而起到预防作用。信息不对称使债权人无法确定银行的边际风险承担，因而使得银行会倾向于承担额外风险。资本使股东风险共担 :银行破产时普通股承压，而有助于减少这种额外的风险承担。银行资本也可减小因存款保险、大而不倒隐性财政支持等造成的市场行为扭曲。
市场力量使银行保持较高的资本。比如，更高的资本有助于银行吸引资金投入、保持长期客户关系、承担贷款风险。但是，众所周知，这些力量不足以保证市场均衡的银行资本水平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值。换句话说，由于摩擦的存在，资本的私人回报小于社会回报。因此，银行趋于持有比社会最优更少的资本。这为加强银行资本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成本
分析银行资本成本，重要的是要区分资本要求改变的影响与更高资本要求的稳定影响。转向更高资本要求的成本与稳定状态时的不同。前者来自于发行筹集新的股本或减少资产增长。股票发行的承销费不容忽视，一般是 5%-7%.还有信号成本 :发行股本可能要打很大折扣，因为既有投资者和管理层掌握公司信息，而新进入者不具备。因此，人们会相信法定资本充足率的快速提升至少会部分通过调整银行资产完成，对信贷和宏观经济存在潜在且巨大的负面影响。
原则上，这种转型成本可以通过给银行时间逐渐调整资产负债表来加以消除。可以让银行利用留存收益或在市场条件良好时发行股本增加资本。实践中，如市场压力迫使银行迅速达到新资本标准，这样做是有困难的。
更高资本要求的稳定成本是银行融资构成永久性转变完成后发生的成本。该成本中有一部分与对普通股依赖更多有关，这对于银行与非金融机构是一样的。比如，在一些地区，债务的税收优惠要好于股票。除此之外，如果由于各种摩擦的存在，标杆的下降没能降低对普通股投资回报的要求，发行股票筹资成本会更昂贵。
另外，与更高资本有关的一部分成本只在银行系统存在。最突出的是存款和其他债务通常受存款保险及大而不倒等保护，从而使银行债务相对股本更能从中受益。次级债持有人和存款人在近期危机中损失较少，与股东的损失相比更是如此。因此，银行总融资成本会因股权融资额的提高而增加。有必要注意到的是该成本主要针对的是银行，如果会影响银行的信贷成本和信贷可得性，就可能影响社会福利。
另外一个重要的成本在于，尽管杠杆对于非金融机构只是一种融资决策，对于银行负债还是种产品。如现金投资者等机构认为银行存款具有高流动性和安全性。当银行将债务置换成股本，多少会削弱银行负债的内在经济价值。减少了现金投资者盈余及银行利润，并可能通过更高的信贷成本损害借款者的利益。
最后，涉及短期负债在约束银行行为中的作用。这与银行负债结构而非杠杆更相关。问题是如果缺乏可要求的负债使债权人有权挤兑经营较弱的银行，银行会从事风险更大的活动。危机提出了短期债务在维护金融稳定过程中作用的问题 :在危机前几乎没有约束力，但一旦出现危机，会导致极端的、跨境的挤兑。现在尚不清楚市场纪律为何不能仅由少量的短期银行负债提供。
（三）系统性含义
当关注重点从单个银行转向整个金融系统，对银行资本成本和收益的分析需要增加其他维度。
个别银行出现困难可能通过银行间市场、低价销售和恐慌传染到其他银行。因此，银行具有更高的资本率，可以降低出现困难的可能，有助于避免相关的系统溢出。
而且，竞争压力可能成倍地放大单个银行资本效益的系统影响。弱的或僵尸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包括降低贷款标准和利差）可能迫使健康的银行采取相似行动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如果银行股东和债权人无法充分评估银行经风险调整后的经营表现，健康银行的管理者要承担类似压力，以追求高风险经营银行的盈利水平。
银行体系的资本及其分布情况也值得关注。资本充足可以使强健的银行收购弱者。但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阻止了信贷重新分配，资本在银行间的分布会很关键。比如，如果健康的银行预计其他弱银行减少贷款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它也会削减信贷。继而，总信贷的收缩造成实体部门更弱的表现进一步证实其预期并令其落实行动。系统性银行趋弱的传染风险也可能减少其他银行的贷款冲动。
在成本方面，提高银行资本要求可能使金融活动在不同中介部门的转换。特别是，资本要求太高可能诱使金融活动从银行转向较少受监管的金融部门，从而增加系统性风险。
因此，总体上看，尽管银行拥有充足资本很重要，但过高的资本要求成本可能是高昂的。因此，银行资本存在理想的内部最优水平。下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