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上，伟大的丝绸之路作为传播文明和先进文化及贸易繁荣的道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总书记在 2013 年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就此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海陆丝绸之路赋予了“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内涵。
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不同区域也形成了各自的经济体，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由于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全球总需求不振，多国经济面临困境，同时国内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换，产能过剩形势严峻，出口需求疲弱，也亟需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政策，是我国面对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兼顾国内国外新形势所提出的重要决策，其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已经上升为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我国的周边国家，因此，该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相邻国家的关系认识有了重大的转变，未来我国将致力于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合作，构建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潜力巨大，周围国家都将中国市场视为主要市场。但周边国家自身除了个别发达地区外，大都属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和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可以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周边国家联动起来，打造新的区域利益共同体，既可以带动我国与周围国家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善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一个“双赢”的战略。
除了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一带一路”还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将合作的领域延伸到了欧洲和非洲，因此，“一带一路”是一个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开放框架，而且其还是一个内容不断在调整和丰富的动态发展进程。2015 年 3 月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政策清晰的描绘了“一带一路”路线图，标志着我国将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各个部门都将推进“一带一路”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方向，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也都相继出台了多项措施落实《愿景》中提到的战略目标。
1.1.2 研究意义
（1）实践意义
“一带一路” 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全方位的开放发展战略，该战略将会深刻地影响到亚太经济合作竞争格局，有利于我国从各大国亚太经济战略中突围；而且也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将我国各个区域发展的战略有机的整合到了一起。
众所周知，当前世界的竞争，除了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包括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考验的是国家、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共通力量。无数事实都证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要想获得成功和长效发展，母国必须出台强有力的支持政策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两相结合，才会让“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脚踏实地得以实施。
所以说政府必须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出积极地调控作用，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师和倡导者，我国政府如何构建和不断完善推动“一带一路”的财税政策体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2）理论意义
“一带一路”提出两年多以来，虽然不少学者对其做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但涉及的领域各有侧重，而且研究也比较零散，也不够深入。尤其是缺少对“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的政府职能与财税政策的系统性研究。本文的选题就是针对这些研究的空缺，通过对“一带一路”当前进程和现有财税政策的梳理，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财税杠杆作用，如何提出与“一带一路”相适应的财税政策等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1.2“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界定
1.2.1 “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分析
当前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将古丝绸之路重新复制一遍，而是既传承了古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还赋予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策互通、货币互通以及文化互通等，以包容、共赢的态度进行政治经济合作。与此前我国推进的各种区域合作不同的是，“一带一路”除了强调与各国经贸合作的同时，还注重加强与各国的人文交流，因此，“一带一路”的内涵主要包括：
（1）经贸合作
经贸合作是建设“一带一路”的最主要方面，古代丝绸之路主要进行简单的商品贸易，而“一带一路”构建的是集贸易、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金融合作的全方位经贸合作。
一是构建畅通的贸易渠道，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总共将近 30 亿的人口，其市场的规模空前巨大，所以建立畅通的贸易渠道，可以大大提高各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二是扩大互相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低利率的新常态下，各国除了加大商品方面的贸易往来，还应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对外投资，充实合作内容；三是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沿线国家应当加强交流协商，尽量消除贸易壁垒，降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成本，从而实现区域的互利共赢。一方面可以加强道路的联通，包括陆路和水路，逐步构建连接各国的交通运输网络，从而为各国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大的便利。另一方面要加强货币的流动，应当尽量实现本币结算，降低流动成本和金融风险。
（2）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另一重要方面，早期的古代丝绸之路就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当前的“一带一路”更是强调了各国之间在政府和民间两大层次之间的文化交流，实现各国文化的共同繁荣。
一是政府层面，即加强政策沟通。各国政府应当加强发展战略和支持对策之间的交流，在推进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方面求同存异，尽量在政策上为放宽其各国经济融合的限制。
二是民间层面，即加强民间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要想实现区域的经济融合，必须要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这样才能为各国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大的便利和坚实的基础。
只有将人文交流和经济贸易合作结合起来，两者互相支持和互为保障，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长期协调发展。
1.2.2 本文“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界定
“一带一路”战略主张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走出去”与“引进来”共同繁荣，根据研究的目标与内容，本文主要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角度对“一带一路”的财税扶持政策进行研究。
由于“走出去”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词汇，不同学者对其涵义的理解也不同，大致分为广义的理解与狭义的理解。考虑到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在研究财税政策支持“一带一路”之前，需要先将“走出去”这个概念进行简要的含义概括。从目前国内传统的理论及所有实际工作部门的广泛认知来看，广义的“走出去”,是一种全方位的的国际化，包括产品、科技、劳动、服务、文化等等纷纷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参与主体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政府；狭义的“走出去”,单纯指的企业对外的投资和劳务合作等，在别国进行资源配置。对于狭义的“走出去”,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解读，赵伟（2004）和陆国俊（2002）主张单指企业的跨国投资或跨国经营，邢厚媛（2005）和赵闯（2004）提出“走出去”除了包括海外投资，还包含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
“一带一路”是以加强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为宗旨，努力开发区域的市场潜力，促进各国的消费和投资，创造跟大的需求和更多的就业岗位。而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所以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走出去”方面，既不是从学界广义的层面界定的含义，也不是从个别狭义的层面来理解和界定的含义，而是把企业的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确定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是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财税扶持政策。
1.3 文献综述
提出“一带一路”只有短短两年多的时间，直接针对“一带一路”财税支持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少，大部分集中在财税政策助力“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方面，但是之前对于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的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实际上也成为了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财税扶持的研究基础。
1.3.1 财税政策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影响方面
财税政策对于出口贸易的扶持政策主要表现在税收激励中的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出口贸易的显着促进作用是经过无数国内外学者印证过的观点，例如外国学者 Chao 和 Chou（2001）论证了出口退税除了可以扩大出口产品规模，还对出口产品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国内学者陈平（2003）也同样的得出不论从短期看还是长期，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都对出口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集中在税收如何影响出口贸易的定量分析上，张伦俊和祝遵宏（2005）对税收、出口、GDP 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得出出口退税和出口增量存在正相关，即出口退税每上升 1 个单位，出口规模则相应上升约 4.4 个单位。
同样得出出口退税是如何影响出口增长量的还有，万莹（2005）的分析表明出口退税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大约占三成。王孝松等（2010）对我国多次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所产生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利用 2008 年到 2009 年两年间的数据发现该政策在短期内确实使纺织品对美的出口增长率有所增长，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出口退税政策在短期内能显着地促进出口；另外，出口退税除了对贸易总额产生影响，其也会带来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陈林和朱卫平（2008）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结合经验研究发现，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的降低，能促进我国的创新产出，推动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樊琦（2009）研究 2001 年到 2008 年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发现，其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低附加值产品行业有显着影响，但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行业的影响较小。
财税政策是否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非常显着的影响，国外学者们并未达成一个一致观点。Yair Aharoni 在 1996 年通过对美国制造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显着的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样得出该观点的还有 D.Woodward 和 R.Rolfe（1993）、P.Wilamoski 和 S.Tinkler（1999）。相反，Hartman（1985）对美国的 1965-1979 年间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得出，税收激励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着性影响。后来 Martin Feldstein 在 1994年将其样本扩展到 1984 年，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 G.Stevens 和 R.Lipsey（1992）甚至还得出了定量结论，他们在控制非税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税率变化对投资行为具有显着性影响，法定税率平均每上升 10 个百分点，FDI 会相应减少 0.3%,对外直接投资同时相应减少 0.2%①”.我国企业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实力的限制，近些年才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相比发达国家比较滞后，项本武（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政治因素、企业实力和国内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认为财税政策对其的影响还是很显着的。孔欣、李健欣（2011）通过对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模式的深刻研究，打破了此前只对同质性企业进行研究的假设，得出财税激励政策并不是企业选择出口或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其关键是看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和收益。
1.3.2 财税支持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政策建议方面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走出去”日益兴盛，又由于我国财税体系的不完善，财税政策对于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扶持无论从政策体系和科学性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多年来学者们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议对策，本文对近十年的文献整理如下：
何磊、陈淑萍（2007）认为目前我国对于企业的国际化税收的优惠政策数目太少并且形式比较单一，从而难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可以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此基础上完善立法、采取调整产业结构等相关政策，从而更好的为我国企业的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服务，同时要注意避免国际化带来产业“空心化”和国家资产的流失。高瑜（2007）在研究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和各国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财税激励政策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政府近年来实行的激励企业“走出去”的财税扶持政策，以达到构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财税激励体系。陈燕锋（2007）认为政府的行为对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其在国际化战略中的困境，政府除了建立完善的财税扶持体系，还应当建立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金融服务体系和维权服务体系等。赵书博（2010）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分析了如何优化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以激励企业“走出去”,在企业国际业务所得额的计算以及如何抵免等方面提出很多建议。类似的，伍红（2011）研究了当时我国针对企业的境外所得的抵免政策以及与各国签订的税收协定和税收征管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意见。张云华、缪慧星（2012）认为我国建立的支持企业国际化的政府性基金存在使用效果不明显、基金设置门槛较高、支持范围较窄等问题，应该设立统一管理、门槛较低、范围较广且程序简明规范的政府性基金。王卓（2013）在了解中国企业在日本经营状况的情况下研究了国内企业对日本的投资，尤其是经过对日投资企业享受到的财税支持政策的梳理，探讨出财税政策支持中国企业对较发达国家投资的路径和技巧。陈志勇，夏晶（2014）在已有的理论和目前假设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 1985年至 2010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着重分析了财税政策这一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多样化以及较大范围的税收政策优惠为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仍需加大财税扶持力度，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建立多样化的激励制度。朱青（2015）认为“我国现行的税收的抵免制度与企业当前的国际化客观需求不相吻合，已经阻碍了企业加快国际化的进程，亟待国家放弃境外税收抵免法，转而实行免税法①”.
1.3.3 财税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政策建议方面
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各方面研究并不十分深入，但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一开始，财税政策对其的扶持就被提升到很高的位置，也涌现出很多学者对其出言献策。例如，袁新涛（2014）分别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南亚、俄罗斯、欧盟、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各自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实现路径，其中财税扶持政策是非常重要一项。商务部部长高虎城（2014）从深化经贸合作方面阐述了对“一带一路”的看法，认为只有扎实做好经贸合作这篇大文章，从各个方面加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相互合作，才能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重现和发扬光大。蔡昌（2015）认为除了注意防范“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的的国内投资风险和国别风险以及对国内经济的挤出效应外，还要注意财税政策在向“一带一路”战略倾斜时所带来的风险，规划部门要让规划资金不要超过财政承受的能力。白景明（2015）提出在利用税收政策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时要与税制改革相衔接，不能单靠税收优惠政策，不能让企业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就能获得税收优惠，实现税负的公平分配。此外，他还提出由于“一带一路”这个伟大政策的建设实施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所以采取融合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进行合作的模式也即 PPP 模式将是一个必然的潮流趋势。林江（2015）在分析了东莞企业在“一带一路”所沿线国家的种种国际业务后，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兼并收购、重复征税、歧视待遇、税收抵免以及在转让定价和反避税调查五大风险，因此应该与尽量多的沿线国家签订税收协定，让我们的企业走进这些国家时享受到更大的税收公平，从而有助于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李向阳（2015）认为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者，中国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应该在外交、合作机制、财税扶持等方面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保驾护航。姜跃生（2015）在完善“一带一路”税收政策方面提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税务合作要有大胸怀、大格局和大创意。
1.3.4 文献评述
现有的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本文也是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财税扶持政策的进行理论方面和实证方面的分析。总结上述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大量研究成果，在借鉴其成果的同时还存在一下不足之处：
（1）在财税政策对企业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影响效果上，主要集中在对税收优惠政策对其的影响，财政支持方面的影响文献较少，特别是鲜有文献在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2）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财税扶持政策建议方面，学者们大都是笼统的对当前的财税体系的不完善之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意见，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缺乏专门性和针对性。在应用财税政策支持特定行业进而加快与沿线国家的国际化合作过程中，科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并且导向性的政策或建议少见报道。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的整体框架与每章节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简要梳理和评述，最后交代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二章是介绍财税支持“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首先简要说明了国际贸易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其次主要对财税支持政策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描述，包括凯恩斯理论、财税激励理论、国际税收竞争理论。
第三章是对财税政策支持“一带一路”有效性的研究，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其中理论分析分别包括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的影响，实证分析是根据我国 2003-2014 年的实际数据对财税政策支持“一带一路”的效果进行研究，得出财税政策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进具有非常显着的作用。
第四章是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其财税支持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包括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现状、“一带一路”财税支持政策的梳理、分析其存在的问题，需要完善的地方。
第五章是根据前面章节的理论和现状分析，从财政支持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两方面提出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建议。
1.4.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通过 CNKI、维普、万方、博硕论文等学术文献数据库，GOOLE,百度等搜索引擎，以及翻阅相关的书籍广泛查阅有关的研究资料，为后续分析和论证提供理论支撑和借鉴。
（2）实证分析法
本文除了进行理论研究之外，在财税政策对“一带一路”是否具有显着作用的问题上还选取了我国 2003-2014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增加了文本的说服力。
（3）规范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当前“一带一路”的财税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找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为进一步完善财税支持政策体系打下基础。
1.5 研究的创新点
尽管“一带一路”战略框架清晰且各项工作的布局也已初步安排，但具体实施措施还不明确，政府层面的各项支持政策、规划管理和具体实施规则还存在缺位，金融财税体制改革滞后于行业发展需求，优惠政策和机制创新也不足。国内各省市都在争政策、抓资源、抢先机，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构和机制还未建立健全。
因此本论文主要是针对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