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区扩张模式中，地方政府低价征收集体土地后，出资建设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吸引学校入驻来聚集区域人口。同时，对校区周边国有土地进行协议或竞价出让，通过企业、商品住宅、商业开发等方式形成区域人口、企业空间的聚集，且所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 如图7所示）。该城镇化模式不仅在发达地区存在，也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典型案例有广州番禺大学城、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杭州下沙大学城，西部地区典型案例有甘肃榆中县大学城 （ 兰州大学分校区）、四川成都郫县高新区大学城 （ 西南交通大学分校区）、成都温江大学城 （ 西南财经大学分校区） 等。
以浙江科技学院中德工程师学院落户浙江安吉为例，当地政府承担学校建设的全部资金，并承诺后期给予老师各类补贴。前期看来当地政府一直处于支出状态而无任何收入，但引进中德学院后，浙江省自然博物院、上海电影集团影视文化产业园、县职教中心等项目先后确定入驻。调查中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教文新区已推出3宗共230亩商业用地打造商业综合体，重点引进大型超市、酒店、宾馆、文化娱乐设施等。各类公益、商业项目的进驻，或提升了当地知名度，或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大大推动了当地城镇化建设。
大学校区扩张模式中，不仅可以腾出价值极高的城市中心区域土地进行商业性开发获取更多土地财政收入，同时对于大学入驻地区政府也能获得大量后期的土地财政收入，推动当地城镇化发展。在调查中相关政府人员也表示该模式是政府愿意主动考虑的模式。因此，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行为会让大学校区扩张模式逐渐成为我国的主流城镇化发展模式。
（3） 结论
地方政府选择城镇化模式时会考虑财政收入的节点及投资回报的时间性。在房地产开发驱动模式中，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中直接获取大量财政收入以及商业性地产后阶段所能产生的巨额税收收入经济带动效应，让该模式成为地方政府最倾向选择的模式。旅游开发驱动和工业驱动模式中，地方政府前期无大量土地出让收入，但后期的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是政府需要的回报。对于大学校区扩张和生态保护驱动模式中，地方政府前期无大量土地财政收入，且后期投资回报较慢，因此该模式是地方政府基于长远战略角度考虑而选择的模式。对于各个模式中不同的发展方式，其共同点是地方政府都可以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可观的土地财政收入 （ 土地出让收入或相关税收收入）。因此，地方政府更偏好选择房地产开发、工业驱动及旅游开发驱动等模式，是受到其土地财政依赖行为影响的结果。目前，我国主流城镇化模式的出现，同样是受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行为的影响。
三、土地财政依赖对现行非主流城镇化模式的影响
除主流城镇化模式外，地方政府也曾尝试不依赖土地财政进行城镇化发展，即非主流城镇化模式，如温州龙港的农民造城模式、北京郑各庄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余杭天都城的政企合作模式和成都温江的幸福田园模式等。非主流模式的出现为新型城镇化模式创新提供了参考，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对非主流城镇化模式的发展是否存在影响仍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1.土地财政依赖的固化效应案例分析---温州龙港农民造城模式
温州龙港农民造城模式作为由民间筹资建设的发展典型被广大学者熟知。从1984年的6000余人到目前36. 2万户籍人口，短短30年间龙港实现了城市发展的3次大跨越。
1984 ~ 1990年，龙港政府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革三大制度创新，吸引“先富”农民迁入，解决城镇化建设的人口和资金问题。短短几年，龙港迅速发展为人口达5万、民营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其工业产值由233万元增至23203万元，被冠以“农民城”称号。龙港的第一次跨越中，当地政府也卖地，但此时的土地为无人使用或围垦滩涂而形成，大部分为国有用地而不存在征地出让问题，因此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土地财政依赖行为。
1990 ~ 2006年，因民营企业数量大规模小，地方政府难以管理而使印刷业市场出现假冒伪劣等不良问题，以及龙港本地制造企业和资本的明显外流趋势，[26]迫使当地政府开始第二次跨越。2002年，当地政府提出产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动的发展思路，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工业园建设为载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先后建成印刷、小包装、塑编、城东等四个工业园区，被称为“产业城”.龙港通过对工业开发区项目所在地进行土地征用开发，建设工业园吸引企业入驻，逐渐开始出现主流的工业驱动城镇化模式的发展路径。
目前是龙港的第三次跨越，政府计划建立龙港新城，通过新老城同时发展解决城镇化发展瓶颈问题，将龙港建设为“鳌江流域中心城市”.新城分为中央商务区、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产业集聚区、港口经济区和远景拓展区等部分，新城建成后不仅吸引内部企业的迁移，更会吸引大量外部企业的进入。据了解，新城将会通过13. 1公里的滩涂围垦工程获得4. 3万亩的建设土地，[27]新城规划总面积为106. 8平方公里，[28]仍有11. 72万亩土地需从已有建设用地指标中获取。此时龙港镇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混合发展模式。
2.土地财政依赖的阻滞效应案例分析---广厦天都城政企合作模式
1998年，杭州余杭星桥镇开发区管委会计划筹资兴建占地1000余亩的“余杭东方科学乐园”,但在投入数百万元后因资金不足等问题导致项目停滞。随后浙江广厦集团提出继续发展项目的申请，并承诺对更名为“天都城”的6579亩土地领域承担所有配套设施建设，[29]当地政府以极低地价承诺给予广厦集团所需土地。自此形成了政企合作的城镇化建设模式，有学者认为这是企业经营城市的创新，曾一度受到各大新闻媒体的支持和称赞。
2015年，广厦天都城项目开发近15年仍未完工，有人提出“浙江广厦受累天都城的结论”.调查中，相关负责人认为天都城开发中遇到土地及资金的问题，但最大的瓶颈是没有政府部门控规的支持。[30]项目中，地方政府以极低地价协议出让土地而未获得土地财政收益，国家经营性用地必须招拍挂出让的政策出台后，当地政府原来对广厦的承诺失效，土地财政依赖的行为让当地政府重新考虑该地的规划。因此，当地政府制定的总体规划与广厦制定的规划无法吻合，限制了天都城项目的开发建设。
广厦集团的受累最终会影响余杭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将会损失该大型企业上缴的相关税收收入，但若将广厦目前拥有的土地出让，能获得的土地财政收入对政府又是一笔极具诱惑的资金。因此，分析本案例的深层原因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创新型政企合作模式的城镇化发展。
3.小结
温州龙港镇农民造城的非主流城镇化模式中，政府在建镇初期通过大胆创新获得城镇的巨大发展，但随后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地方政府在我国土地财政依赖盛行的背景下选择政府主导、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土地财政依赖主流城镇化模式继续发展。因此，从龙港镇的城镇化模式发展历程看，如果不根治土地财政依赖行为，即使城镇化模式有所创新，但最终的结果都会是逐渐向主流的“政府主导、土地财政依赖”的城镇化模式靠拢。
广厦天都城政企合作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虽然在形式上有创新，但其本质仍是将征用后土地出让给广厦集团，创新点在于出让地价极低且由企业负责其基础设施建设。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主导权降低、项目发展与城市总体规划不符以及忽略了企业以盈利为主的目标等。因此，笔者认为，在非政府主导或非土地财政依赖的非主流城镇化模式中，地方政府会成为该模式运用或推广的阻碍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