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龟的文章架构多有向韩愈学习之处,但是,他们对于具体景物的描绘却又颇有不同。韩愈散文重在“说明”,对景物本身着墨不多,仅是粗笔勾勒,且多是“情不入景”.例如,前文所引的《新修滕王阁记》中有将近一半的文字是在介绍新修滕王阁的原因和准备情况,其中虽有“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12]72等语,但是不能从整体上改变其“粗笔勾勒”的性质。在《燕喜亭记》中,虽然运用“白描”手法勾勒景物之处看似不少,但也只占全篇的三分之一。
另外,韩愈文章中的情和景往往是分离开来的,他的山水散文中的描写成分本来就少,即使是描写部分,也多是纯客观的,很少能看到作者主观感受中的自然,以至于在韩愈这里,景与人之情并没有直接关系,也少有寓意。虽然韩愈文章中不乏“我”、“吾”、“愈”等字样,但是读者很少能在其中感受到作者心灵的跳动,其议论也常常游离于景物之外。如《燕喜亭记》最后写道:“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12]217很显然,韩愈是借写燕喜亭而颂赞王宏中,但是却未免过于直露,而且和文中的景物描写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韩愈这样的写作手法也可以描绘出景物的美丽,也不乏美的境界。
李廷龟则不然,他对于景物多采用精细描绘的手法,情景之间也能很好地交融在一起。李廷龟喜欢将自己心中美好的景物都化为具体的艺术美,因此,在文章中,他一方面将整体勾勒与细致描绘结合起来,创作出形、神、情皆现的美丽画面;另一方面还从形、神、音、色等各个角度入手,竭力表现出景物的立体之美。例如在《游金刚山记(下)》中的描写:“少憩弥陀庵。遂下鸣渊,深不可测,激湍射之,有声如瓮呼,晴天喷雪,白日鬪雷,阴閟神怪,恍惚不能俯视……今则小雨新霁,山光如刮镜面。万二千峯,无一点埃,呈奇竞姸,秀色可飡,枫叶红酣,不浅不深,如挼新染,此皆数十年来所未尝遇也。”[10]125
其中对于“鸣渊”、“枫叶”无不是从各个角度的细致、铺张描绘。再如《游朴渊记》中对于朴渊瀑布的描绘:“至所谓朴渊。则两山中拆,若劈巨灵,天门呀然,为万古神宅。大石如剖瓮,有龙居之,深不可测,而淸如见底。盘石涌出渊中,水泻絶壁为长瀑,垂如白虹,澎 湃 吼 怒,声 震 山 岳,飞 雪 满 矼,晴 雷 隐隐……时千层踯躅红映人,杂花被径,香气袭衣。人行画图中牛峯太守李国弼,设筵待之下潭边。遂与仁卿辈纵饮乐甚,黄昏扶醉,投宿云居寺。是岁甲辰三月云。”[10]130作者从山势,到瀑布之形、音等各方面描写得都非常细致,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的“纵饮乐甚,黄昏扶醉”则给人以酒不醉人而景醉人的感觉。如此一来,文章就实现了情、景之间的交融汇通,也再次从侧面表现了朴渊瀑布的极致之美。
(三)语言风格
韩愈是唐朝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虽是举着复古的旗帜,但是注重的却是创新的实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对此,韩愈常常推举司马迁、扬雄,在《答刘正夫书》中,他说道:“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12]164柳宗元也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 雄。”[14]548同 时,韩 愈 还 强 调 “词 必 己出”[12]162,“惟陈言之务去”[12]97,并以此来摆脱六朝骈文形式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李廷龟受韩愈的影响很深。首先,他也像韩愈一样主张师法秦汉,学习司马迁、扬雄的文章。对此,虽然李廷龟没有过系统的言论,但是在不同诗文之中都有过相关的表述。例如在《挽车佥正》中说道:“文法汉秦诗正始”[10]399,在《庚子春别试策题》中说道:“文章之盛。莫过于两汉”[10]76,在《芝峯集序》中则说道:“文如子长、子云,可谓大鸣千古。”[10]160于此可见,在文章写作方面,他也强调回到秦汉,回到司马迁、扬雄那里。其次,李廷龟也主张语言的创新,强调“绝不沿袭陈言”[10]158.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李廷龟关于创作语言的主张是积极向韩愈学习的,同时他还力求将这些主张化为创作的实践。当然,李廷龟的这种语言实践与韩愈也存在着诸多关联,但是他又能不囿于韩愈,往往根据描写山水的需要而有所变通。对此,我们可以将他们山水游记中的语言进行简单、直观地对比。
在上述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李廷龟山水游记的语言有很多向韩愈借鉴、学习的地方。
他们都强调语言形式的创新,都在进行散文化的1不同者在于:为了表现山水景致,李廷龟在描写山水时较多地使用了骈句,特别是四字句,这样的描写方式,可以使文章更具有节奏感,富于音乐美。而韩愈的山水散文中不仅有四字句,还比较善于运用三、五、六、七字句,散文化更加明显,使之更富于变化,但是又不影响文章的整体感,甚至是更有气势。另外,韩愈还比较喜欢征引典故,即使是对于某一具体景物进行描写的时候也不忘记追溯其历史渊源,甚至有以此代替对景物进行描述的趋势,其代表就是《记宜城驿》。而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中则少了很多,更多的是对景物的简洁、生动、形象的刻画。
当然,上面的比较只是韩愈与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中比较主要的方面,其他可比较之处还有很多。就思想方面而言,作为当时两国政坛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崇尚儒学,排拒佛老。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上书宪宗《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12]81为此,甚至引得宪宗大怒。李廷龟虽不如韩愈激烈,但是也有“唯知师法程朱,他说非所学也”[10]449之语。虽是如此,但是他们都很注重游山赏水的过程,注重文章本身的营造,也注重其中所体现的性情。所以,韩愈在能游览滕王阁时,才有“私喜幸自语”之感。而李廷龟则在游医巫闾山时,其疾病才能霍然而愈①,并在《爱闲亭记》中论“闲”:“夫所谓闲者,无事而自适之谓。人必自闲而后人闲之,役志于闲,非真闲也。物之闲者,莫鸥若也,飞鸣饮啄,自适其性,非有意于闲,而见者闲之。夫岂自知其闲哉,此五峯之言所以发也。虽然,闲公物也,惟爱者能有之。苟不爱焉,则虽处烟霞水石之间,其心犹役役也。”[10]118
在这里,李廷龟论“闲”,实际是在说自己不得闲,无法做到海鸥一样“自适其性”,李廷龟的游山赏水及其相关创作更像是对于生活和工作的调剂,并以此来满足或补偿自己为官场所累的心理。从这一点来说,李廷龟的山水游记是最能体现其性情的文章,以致朝鲜朝的宣祖也称赞“其文章,写出肺肝,酝藉典重。”[10]470
四、结语
作为朝鲜朝中期的“文章四大家”之一,李廷龟的游山赏水处于中韩两国文人士子的相关行为的影响之下,他的山水游记也处于两国文人的相关创作传统之中,而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则是韩愈,这一点从山水游记中的背景设置、叙述手法以及语言等各方面都可以有所体现。但是李廷龟也没有简单地进行模仿,而是有所变通,使之更为适合自己创作山水游记与表达性情的需要。同时,李廷龟的山水游记创作虽然没有真正超越韩愈,但是却怀有一颗超越的心,所以才能活用韩愈山水散文的各种技法。而韩愈对于朝鲜朝中期重要文人李廷龟的影响也说明,韩愈散文的力量已经跨越了中国的疆域,对韩国,乃至东亚的散文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究的地方,只有如此才能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在古代汉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
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文人的相关创作,这在柳梦寅、张维等人的山水游记创作中都可以发现,因此他的山水游记也成为本国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朝鲜朝中期山水游记创作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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