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人一向喜爱山水，据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新罗时期的花郎徒经常“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1]虽然这主要记载了花郎的生活与修行实践，但是也无意中表现了韩国古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之感。与此同时，自崔致远以来的韩国文人也留下了大量的与山水相关的诗文。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韩国古代的山水游记却发生的比较晚，发展的也比较缓慢。即使就整个高丽朝来说，也只有5篇严格意义上的山水游记散文，即林椿的《东行记》、真静国师的《游四佛山记》、无畏的 《达摩山记》、李 谷的 《舟行 记》和 《东游记》，可以说，高丽朝是韩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发生与酝酿时期。只有到了朝鲜朝，韩国古代的山水游记才真正地发展起来。特别是朝鲜朝中期，其山水游记的创作更是蔚为大观，甚至出现了可与中国相媲美的山水游记作品。朝鲜朝中期的山水游记不仅数量多，且质量普遍较高，他们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产生了很多各具特点的作家，也创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山水游记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廷龟和他的山水游记作品。
一、李廷龟及其山水游记
李廷龟（1564-1635），字圣徵，号月沙，宣祖朝登第，典文衡，曾官至左相，谥号文忠。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三一）》记载，李廷龟“为文章，虽高文大册，操笔立成，似不经意而出，辄脍炙人口。”[2]李廷 龟 留 下 了 大 量 的 诗 文，编 为 《月 沙集》。李廷龟不仅诗歌的写作水平很高，文章的写作水平也非常了得，与张维、李植、申钦并称朝鲜朝中期“月象谿泽”四大文章家。
山水游记是李廷龟文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特色和最能彰显其文章写作水平和技巧的部分。李廷龟直接创作的山水游记散文有11篇，即《游金刚山记（上）》、《游金刚山记（下）》、《游三角山记》、《游朴渊记》、《游千山记》、《游角山寺记》、《游医巫闾山记》、《游松岳记》、《坡州山城记》、《游花潭记》、《游曹溪记》。再有，在李廷龟创作的《亭阁记》中也有意地写下了各地的山水圣境，其中包括《重修丰沛馆记》、《镇南楼记》、《阅云亭记》、《爱闲亭记》、《月先亭记》、《松月轩记》、《最乐堂记》、《秋香堂记》、《游道峯书院记》等，也可以算作其山水游记的一部分。另外，在李廷龟创作的个别诗歌序文当中，也有一些对于所游之地的记录，如《游西岳庙并序》。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不仅描写金刚山、三角山、朴渊瀑布等国内的名山大川，还因为其作为使者游历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所以也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名胜的记游散文，如《游西岳庙并序》描写了当时中国广宁镇西岳庙（今辽宁锦州北镇）附近的山水，《游医巫闾山记》描写了今辽宁境内的医巫闾山，《游千山记》描写了今辽宁鞍山境内的千山，等等。
二、李廷龟对于韩愈的接受
李廷龟的诗文创作与其前人一样，受到了中国的强大影响，自觉地吸收中国古代的优秀创作经验，并化为自身文章创作的技巧，这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当然，具体到山水游记，李廷龟则明显受到韩愈的影响更大。
早在三国的新罗时期，韩国就开始接受唐朝文学的影响，韩愈及其诗文也应该随之传入，但遗憾的是，直到高丽朝中期，我们才在一些文献上发现韩愈的名字。林椿在《汉阳吴贤良世才见访，以诗谢之》一诗中写道：“大历能文士，昌黎与皇甫”[3]211,这是韩国古代能见到的最早关于韩愈的名字，然后又说韩愈“奇章声大振，一日传区宇”[3]211.在《次友人见赠诗韵》中，林椿还写道：“昌黎死后无人继。五百年来见古文”[3]230,可见，林椿很是赞赏韩愈，但是他应该对于韩愈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因为韩愈虽然出生在唐朝的大历年间，但是其文学活动却主要是在贞元、元和时期。
李奎报在《唐书杜甫传史臣赞议》一文也说“非必待昌黎诗之一句，然后益显者也”[3]518,给予了韩愈很高的评价。但是其后的高丽文坛却甚少提及韩愈，直到高丽后期，李齐贤倡导古文，韩愈才逐渐深入韩国古代文人心中。正如郑道传所言：“近世大儒有若鸡林益斋李公，始以古文之学倡焉。韩 山 稼 亭 李 公、京 山 樵 隐 李 公 从 而 和之。”[4]522因为有了李齐贤的倡导，李谷、李穑等高丽后期文人的诗文之中多次提到韩愈，但是，他们对于韩愈散文创作技巧的掌握并不是特别娴熟。只有到了朝鲜朝，特别是15世纪后半期之后，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以及很多韩国古代文人的提倡，加之当时朝鲜朝世宗大王对于韩愈的提倡并使之成为科考的内容之一，韩愈散文才真正在朝鲜朝盛行起来。如在《朝鲜王朝实录（9）》中记载：（世宗）“命赐《通鉴训义》、《性理群书》、《近思录》、《通鉴纲目》、韩文、柳文、《通鉴节要》、《集成小学》、《丝纶集》各一件于清州乡校，令生徒习之。”[5]
在《朝鲜王朝实录（13）》中还记载：“盖今文科初场讲经之时，《四书》、《五经》外，如韩文、柳文等书任意试讲。”[6]同时，朝鲜朝国王甚至还就古文与徐居正进行过探讨，“上谓知事徐居正曰：‘后世文章，如古文乎？’居正对曰：‘古人有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者，文章之盛，莫如三代、两汉，东汉又不及西汉。后世文章之盛，莫如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轼。’”[7]可以说，正是从上至帝王，下至很多文人的提倡，韩国的散文创作才真正地达到顶峰。当时的很多文人都力推韩愈的文章，成俔在《文变》一文中说道：“而革累代对偶之病，为一世风雅之正者，独昌黎一人而已……庐陵倡为古文，三苏踵而随之，其针文之病，救世之功，与昌黎无以异也。”[8]同为朝鲜朝中期文章四大家的李植、柳梦寅、张维都在文章中赞赏过韩愈及其文章。如李植在《作文模范》中写道：“韩文，文之宗，不可不先读。七八十首抄读，若得臭味，仍以为终身模范可也。然末学之 得 力 者 少，不 可 专 为 归 宿，如 诗 之 杜 诗也。”[9]
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廷龟的散文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韩愈的影响。李廷龟很早就开始接触韩愈的诗文。如赵翼在《行状》中所写，“九岁，读唐诗抄及韩诗”,“十一岁……又作拟《原道》”[10]449,这说明李廷龟对韩愈的诗文非常喜欢，有很深的研读，甚至拟作艰深的古文《原道》。甚而对唐代的文章都非常的推崇，他说：“秦尙诈力，汉尙事功，东京之节义，晋家之淸虚，唐以文章，宋以仁厚，其无得失之可 议欤。”[10]78“论唐 之 大 家，必 称 李、杜、韩、柳”[3]76所以，在写文章方面，李廷龟一直是向韩愈学习。很多人，甚至包括当时中国的一些文人都认可了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比如，朝鲜朝文人崔有海说李廷龟“文则理彻鲁论，气夺韩苏。”[10]572所谓“气夺韩苏”首先就要求对“韩苏”的文章有很深的理解，并努力学习之。而明朝崇祯甲戌（1634）科进士，后来担任过明朝御史的陈昌言在与李廷龟的诗歌唱和中更是直接写道：“闻说仙官李月沙，居然海外一名家。文章有格宗韩愈，气节无双识孟嘉。”[11]
很显然，陈昌言看到了李廷龟文章与韩愈之间的关联，并认可了李廷龟这方面的成就，然后才能在诗歌中如此称赞他。那么，李廷龟的山水游记与韩愈山水散文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其掌握和运用韩愈文章写作技巧的程度如何呢？
三、韩愈与李廷龟山水游记的比较
韩愈的古文及其成就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的影响都非常大，他的山水记游散文虽然也是古文中的一部分，但是却甚少被提及，数量也不多，只有4篇，分别是《燕喜亭记》、《新修滕王阁记》、《记宜城驿》和《送廖道士序》。然而，韩愈与李廷龟两人间的山水记游散文却有很多关联，有很强的可比之处，对两人之间山水记游散文的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直观地发现他们在背景设置、描写手法、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异同，还可以发现韩愈的山水散文在韩国，甚至整个东亚山水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选景设置
韩愈的山水散文所选之景多是名胜古迹，并将其放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上来描述。这一方面在时间上增强了所选景致的历史厚度、知名度；另一方面在空间上则展示了所选景致的规模、气势。如在《新修滕王阁记》中，一开始作者就写道：“愈少时则闻江南多览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13]72其中，“江南”写出了“滕王阁”的背景广度，而“少时”则写出了它的知名度。《燕喜亭记》更是以王宏中的足迹为线索，笔锋所至，由西北到东南纵横几千里，最后才写“衡山之下”的燕喜亭。李廷龟所写的山水比韩愈多，所涉之景更是包含中韩两国，因此，他在选景上没有韩愈那样多的限制，但是在山水的时空背景的设置上却与韩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着名的《游金刚山记（上）》中的第一句为：“余少也，多游国中名山。独于关东，迹不及焉”[10]124,这与与韩愈《新修滕王阁记》的第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游朴渊记》中，李廷龟写道：“吾东方故多名山水，而论瀑之雄，则必称朴渊。”[10]130显然，这样的写法就将朴渊瀑布置于众多韩国的山水名胜之中，并进一步增加了其本身的地位和独特性。《游医巫闾山记》中则首先写道：“丙辰之冬，余三赴京师。沿途诸胜，皆昔年所饫观，独医巫闾，是北鎭名山，常有意一见。”[10]133“常有意一见”而独不见，也使读者被不自觉地吸引过来。
可以说，从山水的背景设置这一点来说，李廷龟很得韩愈的手法三昧。当然，李廷龟并没有完全被韩愈所局限，而是在不同的游记作品中有所变化，有的甚至是直入主题，给人以青山秀水扑面而来的感觉，其《爱闲亭记》中就是如此。
（二）叙述手法
韩愈很少孤立地描绘某一处景物，而多是在交代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过程中自然完成。李廷龟吸收了韩愈的这一手法，并运用到了他的山水游记创作之中。所以，他写山水游记一般首先要交代其游览的始末，详细记录其行程。试看下面两个例子：
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
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
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
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
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12]72!
还自金刚，余怀悄然不乐，眞唐人所谓岘山回首望，如别故乡人者也。经年礼部，接应文墨。益不适意，连上三章乞解官。孤坐书室中，门外忽有剥啄声。问之，乃重兴老释性敏，沙弥天敏也。性敏，余空门友也，约游三角素矣。有书曰，山中霜晩，枫叶正酣，过数日则衰矣，若有意来访，毋失此时云。余方遐想蓬莱，飘然有御风浮游之意，得此书，意不自制，卽理屐戒行，顾独行殊寂寥。正想间，申丈子方适有书至，余覆书曰，山僧邀我赏枫菊，我今行矣……[1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