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为世人公认始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国学派也随之成为第一个登上舞台的比较文学学派，梵第根、伽列、基亚等是法国学派的伟大先驱，他们凭借实证主义的影响研究创造性的为比较文学学科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20世纪50年代后，以维勒克、雷马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异军突起，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
角度对法国学派进行批判，比较文学的学派纷争由此拉开序幕。稍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思想指导下，苏联学者针对美国学派在横向的平行研究中常常缺乏历史感的弊病表示质疑，并融合法、美两派研究之长，提出“历史比较文艺学”
的概念，苏联学派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文学取得长足发展，以其先天优势和后天机遇成为比较文学历史潮流中的生力军，甚至出现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
比较文学的学派纷争是从1958年教堂山会议正式开始的，在这次会议上，韦勒克宣读了《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己经到来，他提出“我们至今还不能明确确定研究主题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研究尚处于不稳定状态”，并直接表示“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把过时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受制于早己陈腐的十九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论和历史相对论。毫无疑问，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批评是尖锐的，正所谓“不破不立”，新生思想的诞生往往与现有思想产生激烈的对立和冲突，即使有的情况下事后证明这种对立和冲突显得并不是那么必要，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批评正属于这种情况。被称为法国学派的“捣蛋鬼”的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一文中这样提到教堂山会议，“假如我能够在会上宣读我准备的学术报告，“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比较学家之间在会上也许就不至于如此剑拔弩张，留巴克耶娃女士也就不至于这样振振有词的说，美国观点和法国观点之间的分野一年比一年明显，甚至有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 艾田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原本准备在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正是针对长久以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争端的焦点而发。艾田伯虽然是法国比较文学家，但是他的观点却不同于法国学派，他认为比较文学不应当局限在历史的研究范围内，而首先应当是一种审美的研究，因而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能只满足于进行“历史联系事实”的搜集比较，而首先必须培养提高鉴赏力。这种观点正是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观点的有效调和，也应当是比较文学应有的研究方向。艾田伯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假使他的这篇论文真的在教堂山会议上宣读了，结果会不会改变呢?也就是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会握手言欢，接受彼此观点而停止纷争吗?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法、美两派纷争的深层原因，就会很显然的发现即使这个假设真的变成现实，历史依然不会改变，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纷争是不可避免的。
文学界之所以会出现不同学派纷争，是因为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包括稍后的苏联学派，这些所谓学派之间的纷争都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王向远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的学术谱系存在三个阶段:第一期，古代的朴素的“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的历史积淀期;第二期，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以文学批评的形态存在，是比较文学的学术先声期;第三期，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实现了“学科化”。也就是说，虽然比较文学学科史才短短百余年，但比较文学的学术渊源极为悠久。在漫长的历史积淀期和学术先声期，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己经作为成熟的方法论为人们所运用，但是在比较文学学科正式形成之后，有些本属于比较文学学科内的研究方法反而得不到认可。这也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很多学者没有有意识的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从事的却正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钱钟书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但是他的《管锥编》等论著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这种现象一方面证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巨大价值，另一方面却也造成很多人的误解，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存在必要性产生怀疑。真理越辩越明，要想消除这种怀疑，确立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就必须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规范，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的提出新的学科内容，比较文学的学派纷争正是由此而来。无论是法国学派注重外部实证影响的“国际文学交流史”，还是美国学派注重内部美学鉴赏的“文学性”平行研究，还有苏联学派的强调意识形态立场与“历史诗学”的历史比较文艺学，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跨文化诗学，所有这些都是从某一方面对比较文学学科进行的有益补充，促使比较文学的学科内容不断丰富，学科方法不断进步。正是由于这些学派间的论.1与纷争，比较文学的适用范围才会不断扩大。
为了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各家学派不约而同的从自身立场出发对比较文学进行学科定义，法国学派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受文化视野的限制，忽视欧洲以外的文学状况，他们的学科定义重事实影响，形成了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的学科内容。美国学派及时作出矫正，重视文学的内部研究，主张没有事实联系的文学之间也可以进行平行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适用范围，形成了跨学科研究、主题学研究等学科内容。苏联学派则集两派之长，主张既要重视外部影响研究，也要重视内部平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历史比较文艺学。中国比较文学则在将比较文学转换为一种东西方共有的话语方式与学术形态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家学派都是在比较文学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吸收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故事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比较文学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因此，学派之间的纷争是伴随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比较文学学科逐步成熟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正由于此，即使艾田伯的论文在教堂山会议上得到了宣读，仍然不可能消饵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的分歧，学派纷争是比较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历史必然。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危机》无意中拉开了学派纷争的序幕，其对当时比较文学的现状分析无疑是正确的，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存在诸多缺陷，急需更新，比较文学的“危机”确实存在。在这“破旧立新”的过程中，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使比较文学的“危机”变成了进一步长足发展的“转机”。《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危”与“机”的关系体现的正是这个道理，若是没有“危”出现，“机”也就无从而来。“危”与“机”只在一线之间，善加利用或处理不当，二者可能互相转化。教堂山会议正是比较文学从“危”转化为“机”的成功体现。然而，时隔30多年后，如今比较文学的发展状况更为复杂，具体来说又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和机遇呢?或者一直困扰比较文学界的难题如今是否得到了有效解决?
学派纷争的背后是比较文学学者对学科成长的殷切期望和不懈努力，但是若是没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盲目的对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胡乱添加，势必会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从而使比较文学的发展陷入真正的危机之中。从以往的学派纷争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利于以后发展的经验教训。但是，这并不是说学派纷争越多对比较文学的发展越有利。一门学科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有益的学术论.钱是促使其发展的不竭动力，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中国的春秋.钱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著名的思想解放的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将会极大地促进学术和时代的进步。然而，如果仅仅是为自己“立言”，不从比较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就胡乱的提出一套理论，或者套用既有理论，改一改说法，换一换名字，“旧瓶装新酒”的建立“新学派”，表面看是对比较文学学科内容的丰富，其实只会误导比较文学发展的方向，遏制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这种“学术泡沫”应当引起理性的比较文学学者的警惕。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现有的学派体系，都是各家学者在辛勤地付出之后，运用科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比较文学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品质为代价换取理论内容的丰富，进而影响学科的长远发展。
此外，在比较文学实践中，我们依然面临盲目比较的问题，特别是在跨学科研究中尤其如此。雷马克早己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原则:“文学和文学以外的一个领域的比较，只有是系统性的时候，只有在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才能算是比较文学。" 系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应当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采用系统的比较方法，绝不是简单的把两个或多个文学现象相提并论就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文学性”是美国学派理论主张的灵魂，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底线，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属于文学范畴。这些问题皆是以前比较文学学者多次提出过的，这里再次提出并非老调重弹，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给予这些问题以应有的足够重视，事实上这些问题至今依然难以避免，一直威胁着比较文学的良哇发展。
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的长文中对理想的比较文学状态提出了愿景，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文学目前的不足。艾田伯主要从这几个方便进行阐述:第一，比较文学应该集中教学资源，改变高校比较文学教师相对缺乏的状态;第二，比较文学研究应充分重视书目索引工作，在掌握充分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第三，主要关于比较文学学者的语言能力问题，他设想建立一支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成员分别掌握数种外语，从而减少文化间的差异对比较文学研究造成的影响;第四，由于学者精力有限不能掌握足够多的语言，所以比较文学研究要对翻译者的数量和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承认，艾田伯的设想对于比较文学的长远发展很有必要，如果能够实现，必将促进比较文学的极大进步。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在比较文学教师数量上还是学者语言能力等方面，虽然现在有了改善，但这些问题依然是阻碍比较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表引燃了法、美两派论.钱的导火索，但这并不是韦勒克的初衷，他在之后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中提到:“特别令人沮丧的是，有人企图制造美法比较文学观念之间的争论。必须说明，我并不是反对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学派的学者。我所反对的是一种方法，既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了美国，我的观点既非标新立异，也不是纯个人的;我只是说明了从文学整体引出的观点…" 由此可以看出，韦勒克通过批判法国学派，并非为引起所谓的学术纷争，而是对一种比较文学整体视野的呼吁，他在这篇文章中深入探讨了“比较”和“文学”的概念演变，目的也是在于主张克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观念，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真正开放性、跨越性的学科。
我们知道，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性，也正因此，比较文学需要更深厚的积累和更广阔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的“高级研究”。比较文学发展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比较文学视野的问题。从最初以欧洲为中心的比较文学，到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视闰没有得到真正打开，这也就限制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对东方文学与文化的重视使这一问题得到完满解决，早在艾田伯的论文《比较不是理由》中，他就对东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东方文学文化具有巨大的价值，波斯、希伯来、中国等古老文明的文学理所应当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是完整的。但是，由于语言不通等方面的原因，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一直以来缺乏应有的重视。随着东方国家如日本、中国比较文学的蓬勃发展，古老的东方文明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才得以真正展现。跨文化之间的比较成为比较文学新的课题，比如艾田伯提到的关于欧洲早期关于浪漫主义的题材可以在中国先古和唐代找到、以及中西文论的阐发研究，还有着眼于东西方各民族文化特性的宏观比较文学研究等等。
此外，学科细分的深入以及信息科技的发达也给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绘画、文学与民俗学、文学与经济学等都成为极具挑.资深的比较文学课题。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同时，比较文学研究对资料的需求非常大，经常包括多语种的书籍论著，信息科技的发达给学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书目索引和资料搜集更为简单，学者们进行交流沟通的机会也更为频繁，这些因素为现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中国比较文学界关于是否有必要建立“中国学派”的争论很多，这在比较文学学科尚不成熟、比较文学依然“危”、“机”并存的现状下并不明智。所谓“学派”应当是自然形成的，当某一类型的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形成较大规模，对学术的发展形成足够的良性影响时，学派的建立自然水到渠成。就比较文学领域而言，现有公认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联学派都是在比较文学尚未走向全面开放，即东西方文化比较视野尚未定型时确立的。比较文学的发展脉络需要这些学派纷争进行矫正，如果把比较文学的发展比作条河流，那么现有的这些学派就是源头的支流，如果这条河流要源远流长，那么这些支流必然要融为一条。
目前，比较文学学科雏形己然建立，学科框架己然成型，中国比较文学建立“中国学派”也就没有必要了。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这在世界文明中实属罕见，但是这些学术资源的开发程度仍然极低。中国学者所提倡的阐发研究往往流于单向阐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比较对话中仍时时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充分利用这一先天优势，挖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抓住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后天机遇，为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的日益成熟和促进东西方文明对话作出贡献。中国比较文学应当形成世界性、包容性、开放性、跨越性的学术文化形态，真正的超越“学派”性质，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相匹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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