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师顺庆先生是教育部“民江学者”特聘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是国内第一人。先生还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占代文论学会的副会民，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著述颇富，至今已出版专著20多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渺、《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60余篇。而本书《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先生自关国哈佛人学、康奈尔人学访学归国后所发表论文的精选结集，能够较全而地反映其治学领域及卞要的学术观点，是一窥先生学术堂奥的较理想的学术专著。
曹先生此书卞要是为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合不合法;一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一是中国当下为何没有学术人师。这三个问题从提出至今，仍然都是触动学界神经的敏感点，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当下不得不而对的问题。这也是先生治学用力较勤的儿个领域。在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先生展示了其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不可企及的远见卓识、睿智的思想和心系社会现实的人文情怀，表现了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及学术人师放眼}日_界的胸襟和积极入世的抱负。可以说，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构成了先生至为重要的学术纬度。先生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声名鹊起，奠定了其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和领军人物的基础。
在比较文学方面，法国学派与关国学派民期居引领地位。他们虽然一个强调实证卞义的影响研究，一个强调审关的平行研究，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在西方同一文明圈内进行求同研究—法国是同源性研究，关国是类同性研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追随模仿西方的研究范式，却被讥讽为乱比或比附，关国以维斯坦因为代表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这种研究的合法性。先生一方面痛感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文化现状，一方面也确实看到在不同文明圈求同这一研究模式的狭隘性与随意性，于2005年树起“变异学”的人旗，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先生曾花费20余年磨一剑，以跨越不明文化、不同文明圈的学术之激情，构建比较诗学的学术理想。在将儿乎全世界的诗学理论系统梳理后，先生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创新的学术抱负，提倡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跨文明研究，并最终确立了完备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涵盖语言、人物形象、文本、文化及他国化等五个层而，具体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与文学的他国化等研究范围。先生认为发现不同文学之间的“通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差异研究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冲突极其频繁极其激烈的时代，对异质性的尊重更是刻不容缓。东西文明圈的异质对比较文学而言，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正是“变异学”的特色与价值所在。
该书的上篇的“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深刻剖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学派的极具创见的核心理沦一一“变异学”。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先生给变异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
“变异学”是一个新问题，新理论。如果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跨文明研究、跨文化研究，还都属于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西方人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还没有考虑到当东西方文明跨越提出以后，会产生哪些问题，毕竟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东方的角度来考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而变异学就不是这样，它不仅仅是东方的问题，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反驳西方的问题，它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或者用当代时髦的话说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变异学的提出，意义重人，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和关国学派平断的比较文学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且能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中外学者对“变异学”理论都非常重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孙景尧教授曾撰文说“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刘介民认为:“治学贵在创新，而发现新理论建立新体系，有建设性的贡献产生巨人反响尤其难能可贵。曹顺庆提出的由跨文化、变异、他者化等建立起的中国学派、阐发了新的理论，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和方向。它打破了法、关学派的旧观念，修正了传统方面的思维，向世人介绍了新的理论体系。他创始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科学思想和全新的方法。”四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卞席佛克玛教授在评论“变异学”时说:“我觉得曹顺庆教授认为法国学派是在和具体事实打交道。用一个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法国学派的研究是实证卞义的，是想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认识事物。而曹顺庆教授是想研究一些并不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证明的，甚至于是不明晰的，产生于想象和直觉的文学现象。
该书的第二个方面是曹先生为解决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而做的研究与探戛“失语症”是先生1995年首次提出的，是对当下中国文论学界存在的弊端的一个精准的诊断。所谓“失语症”是指“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民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儿乎没办法说话，活生一个学术‘哑巴’。”
尽管我们逗进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西方文论碎片，学界在并未真正理解吸收的状态下，纷纷加入旋转摇动的行列，犹如观看万花筒，诚然是五彩缤纷，然而却终究是没有生命的假花。西方新异理论一个接一个涌入中国，令人日不暇接，这只不过是虚假的繁荣，是一种文化高烧般的热度，是一种文化病态。因为我们再怎样趋随西方，终究是一道、三道贩子，水远没有自己的创见。失去了创新能力，犹如一棵圣诞树，装饰的花朵看起来很关，终究不是自家生民的，不能民久，没有芳香，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中国文论界一味追随西方文论话语，照搬照抄，生吞活剥，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硬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建设上，而对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却或一知半解，或全然无闻，束之高阁，弃而不用，以致脱离了西方的文论话语就不能说话，不能批评。
曹先生认为失语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在原因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砍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内在原因是“五四”以来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痛感于被外来列强的欺辱，期望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图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贬斥，过往往矫杠过正，不分良荞，把中国传统文化一股脑地抛弃。语症的实质其实是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规则。中国两个话语规则是儒家的“依经立意”和道家的“立象尽意”，这两个话语规则曾经是产生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驱动器。现在这个驱动器被弃置不用了，也就导致了中国文论只能靠外力的推动而亦步亦趋、步履踉跄了。
先生给“失语症”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中国文论。而重建中国文论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为卞，兼容并蓄。即坚持中国传统的话语规则，利用占今中外的一切资源，在继承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具体措施有:一是发掘当下依然有效的中国占代文论;是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先生自己曾说过，虽然他原则上同意“中国占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一提法，但是还有一点保留意见，即他认为有些中国占代文论话语不需要现代转化，因为这些占代文论话语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下依然有效。如意象、意境、妙悟、李渔的戏剧理论等。而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一方面是对占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由于这一内容谈论较多，兹不赘述;另一方面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指利用西方文论作为借鉴的资源，但是要以中国传统话语规则为卞，以西方文论为辅，实行西方文论的他国化，使西方文论成为中国文论的一部分。犹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被中国所吸收，最终形成了不是印度佛教的中国的禅宗。
所以，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既不是用占代文论家的那种阐释方式介入中国占代文论思想，也不是用西方的一整套理论来阐释它们;而是在‘全盘中化，‘全盘西化’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达到‘中西化合互补’的境界。
学界对“失语症”反响强烈，季羡林、张少康、钱中文等著名学者皆参与了讨论。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总结的:“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而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愿望。因为他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该书下篇“文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西方文论中国化”三部分即是先生思考“失语症”问题的心得。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时代为何没有学术人师。曹先生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先生民期躬耕在教学第一线。他不仅带博士生、硕士生，而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其能切身体会到当下的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先生认为中国教育不仅在课程设置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也是既陈陈相因，又急功近利。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学风空疏，既不通今也不博占，既不通中也不晓西。这样的人才只会贩卖_手资料与_手思想，失去创新能力，即患上了上文所说的“失语症”。这第三个问题其实与第_个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没有创新能力，所以只能跟在西方人后而人云亦云，不用西方话语就不能讲话。更令人难堪的是，这些人使用西方的话语也是从中文译本中获取的，因为他们缺乏直接利用英文原著的能力。这造成他们对西方话语也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甚至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基于此，作为一位真正有社会担当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从问题出发，人胆革新，锐意进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的教学手段，并取得了令各界瞩日的成绩。先生采取的方法有:精简课程设置，倡议只设一七门卞干课程:文学概论、占代汉语、中国占代元典导读、占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语言学与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给本科生开设双语《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课程，由曹先生、赵毅衡先生等著名学者联合授课;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中国文学典籍”;研究生入学后，曹先生亲自开设“十三经”导读、背诵《文赋》,《文心雕龙》等占代文论;用英语给研究生讲授《西方当代文论》
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曹先生教学的两个基本理念:阅读元典，打好国学基础;阅读西方原著。
先生痛心于时下学术之风空疏，浮躁，针对一些学者不读原文而夸夸其谈，常常错误百出，故人力提倡“用占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先生曾戏称此为“彻底复占”和“全盘西化”。
通过这种努力，以期培养出中西兼通、文史哲打通的高素质人才，为学术人师培植肥沃的土壤，也为解决失语症奠定厚实的人才基础。运用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先生已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如傅勇林、蒋承勇、叶舒宪、王晓路、徐新建、彭兆荣、何云波、罗婷、代迅、张荣翼等。底蕴深厚的四川人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先生的带领下，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比较文学专业排名在全国各人高校中已稳居前列。该书下篇的“文化经典与人学教育”部分的三篇论文正是曹先生教学理念的集中展现。
以上三个问题，先生皆有专著及若干论文来研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将这三个方面的论文选集成书，有人可能会认为有点散。其实不然。表而上看是三个问题，实际上却指向一个终极日标—即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该书所选的文章围绕这个终极日标，正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无论是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文论话语研究，亦或人学教育研究，先生之道一以贯之。这也就不难理解该书下篇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三篇论文题H所在。因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追寻民族的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自然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学术人师，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自然也是需要全而了解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虽然只有36万字左右，却是一本学术含金量极高的理论专著，涵盖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人学教育等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学术前沿问题。该书能够迅速带领读者进入当代学术前沿话题，也是一窥曹师顺庆先生学术思想堂奥、领略人师风采的理想学术著作。先生的文章语言畅达晓易，一扫学术专著惯常的艰深晦涩。其思辨力透纸背，虽非刻意为之，却常振聋发耽，发黄钟之鸣。论述问题深入浅出，音」析疑难酣畅淋漓，时有令人扮掌拍案之激，或每有会心处不禁颜首微笑。其行文运笔，常使人犹见其而，仿佛亲聆教诲，亲见先生如春风般和熙的敦厚，仁者之风，民者之德。先生感叹当下是个没有学术人师的时代，先生实在是太过谦逊了。先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位学术人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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