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其边界也一直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有学者干脆称之为“无边的比较文学”，或者说比较文学有一个“移动的边界”。100多年来，经过中外几代学人的不断开疆拓土，比较文学形成了以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和比较诗学等为主要研究范畴的独立学科。目前，比较文学正以其蓬勃的活力而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学术生氏点。
在比较文学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中，国内外学者为其理论建构和学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方面，我国学者乐黛云先生的付出很有代表性。乐先生不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出力流汗，还先后从事过具体、深入的学术研究王作。如乐先生在著作《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中以“意象、象征、原刑的比较研究”为题，分析原型研究之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成为国内较早将原刑研究归入比较文学范畴的学者之一。受乐黛云先生相关“原刑”论述的影响与启发，本文进而考察原刑批评与比较文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相通之处，探讨将原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分支领域的可能性，以及比较文学范畴的原刑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原型批评的差异之处等问题，以期这一话题引起国内外比较文学者的关注与思考，将来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完善比较文学原型研究。
一、原型批评与比较文学
原型批评是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艺批评模式，曾与精神分析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起被西方学界誉为文艺批评的“二驾马车”。原型批评的产生是对英美“新批评”的质疑和反驳，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为原刑批评的创建者。弗莱原刑批评主要以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和荣格的心理学概念为基础。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考察原始祭祀仪式，根据“金枝国王”故事中王位交接的习俗在地中海地区普遍存在的事实，认为不同文化中的原始仪式反映人类相似的行为模式。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经验的基本模式，是自远古时代以来人类心理经验的积淀。而“原刑”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是“人类自从远古时代就己存在的普遍意象”。弗莱分别从“离心”和“向心”角度借鉴弗雷泽和荣格的理论，提出“文学循环发展论”和“整体文学观”等文学研究主张。原型批评为后来文学评论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
原型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与比较文学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首先，一者都是一种宏观性、整体性的文学研究，都是从不同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中寻求客观规律，进而发现人类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相通性。弗莱及其门徒对“新批评”的微观研究方法极为反感，认为新批评的研究视野过于狄隘，既割裂了不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无法探究人类文学活动的普遍规律。弗莱主张打破不同地区的文学界限，通过原型将不同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它们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意义系统。
个别作品就会被归入某个原刑系统，从而形成具有一定意义“链条”的互文性文本。杰斐逊(Fridric Jameson)指出，弗莱的最大贡献在于把神话、宗教的原型再现和阐释提高到普遍的、社会性的、集体的经验层面。弗莱原型批评的显著特点就是将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与之相似，比较文学者往往从比较的立场和国际视野出发，打破文化、语言、民族、国家甚至学科的界限，以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客体，或运用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方法寻找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或将不存在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横向比较，探讨不同民族、国家文学之间共同存在的审美关系;还可以运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理论阐释另一国家的作品或理论，促进不同民族文学走向交流与对话等。从根本上讲，比较文学和原刑批评都是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文学作品，旨在探求文学或文化规律的批评模式。
其次，原刑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都具有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原型批评脱胎于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和荣格的心理学，在研究过程中无法完全避开两种理论的影响。弗莱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知识探讨不同神话和祭祀仪式的相似之处，其批评模式因此被称为“神话一原刑”批评。评论界对原型批评的批评始终没有消弹f认为它未能将文艺批评与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严格区分开来。
原刑批评研究因此会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研究特点。比较文学则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或审美关系，探求不同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质和内在联系，进而探求不同民族跨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般社会意识形态并非孤立存在，它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和艺术都会发生各种联系，这就要求比较文学者进行文学研究之际，需要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或知识领域联系起来，如考察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科学等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印证和相互阐发的关系等，从一个新的视野和角度来探讨文学的本质和特点。正如曹顺庆先生所指出心‘以文学为一端，以其他艺术门类、学科为另一端，在对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中，一方面解释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制式形态的同质与异质，另一方面彰显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
最后，原刑批评与比较文学的最终指向与立足点都是文学。弗莱的原型批评尽管涉及许多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但“原刑”在他这里己被“移位”成文学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弗莱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大海、高山、森林等意象，在其他作品中同样也会出现，它们不仅是对自然景象的“偶然”的模仿，还凝聚着人类极为复杂的心理经验。弗莱的“原刑”由此实现从人类学到文学的意义转向。弗莱认为‘我没有能力把《金枝》
作为人类学著作来讨论，因为我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我倒要说《金枝》看起来与其说是一本为人类学学者写的书，倒不如说是为文学批评家写的书更合适’，⑥。归根结底，原刑批评在研究过程中会涉及民俗学等其他学科知识，但其根本要务还是要探求不同文学作品的原刑模式，进而使人类的文学经验形成一个整体。
比较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偏离文学”的研究倾向。肇始阶段，法国学者热衷于探讨“影响”的事实联系，以实证主义方法在各种信件、游记和回忆录中寻找蛛长马迹，使得比较文学陷入历史学研究的尴尬境地，为此，法国学者后来在教堂山会议上受到美国学者的严厉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文学又迎来“文化研究”大潮的挑战。一些比较文学者运用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化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等理论进行研究，使得比较文学领域出现了“向外转”的文化热。这种文化研究热潮引起国际比较文学学者的警觉。美国著名比较文学者卡勒在论文《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主张比较文学应该围绕“文学”这个中心。我国知名学者陈惊、孙景尧和谢大振等教授也认为，文学和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有着不同研究对象的两种学科，“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互相取代。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比较文学，它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本身的问题……它总是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
二、比较文学原型研究
以上讨论的是，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实践，与原型比评之间的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学科，又可以将原刑研究作为自己一个分支领域，从而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边界。
乐黛云先生对原刑研究之于比较文学的价值有着深刻认识，她认为“原型批评的方法帮助人们不仅研究主题、题材、母题、意象，而且注意从人类的共同心理经验出发，进行更深的发掘，简约出更深层更普遍的模式通过原型批评，比较文学的主题研究进一步与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结合在一起而发展向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说，借助“原刑”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原刑研究是比较文学一个重要研究范畴。
所谓“原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即比较学者运用原刑研究方法对跨越民族界限的文学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分机“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原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研究没有跨越民族文学的疆界，那么它充其量还只是国别文学研究范畴，此种研究不具有比较文学意义，可归入一般意义的原型批评。如关于浮士德的研究，倘若只是分析歌德诗剧《浮士德》和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中的浮士德形象，寻找该形象在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原刑，那么此种研究就不具有比较文学研究意义。
但是，若研究者将“大学才子”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也加以考察，那就涉及德、英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这样的研究才是比较文学范畴的原刑研究。如果说“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原刑研究的前提的话，那么“文学性”则是其终极目标。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原刑研究的文学性，是为了避免比较文学者受到人类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等影响，而将比较文学引向文化研究的歧路。
事实上，原刑批评在早期阶段的一些研究就具有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莫德·博德金(Maud &>dkin)是最早将荣格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学者。她借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进行诗歌研究，试图分析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场景的原始内涵。在著作《诗歌的原刑模式》里，博德金把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和犹太经典《旧约》中约拿的故事进行比较。博德金认为，老水手由于杀死一只信大翁，招致船上其他水手受到诅咒后悉数死亡。老水手在奄奄一息之际开始忏悔，终于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推动下得以死里逃生。与之相似，约拿也在航海过程中违背上帝旨意，海上掀起风暴而置航船于危险境地。船上众人由于恐惧将他扔进大海，约拿在鱼腹中不断悔罪、祈祷和许愿，最终被大鱼吐到岸边而获救。博德金认为两篇作品都反映了“再生”母题。这种原刑研究实际上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畴。
比较文学原刑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掘和探索各类“原刑 ff。荣格认为原刑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己存在的普遍意象”。弗莱从“向心的角度”在继承中发展了荣格的原刑说，认为“原刑 ...…是指一个把一首诗和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乐黛云教授认为，原型指世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现象，“包括题材、题旨、主题、意象等等”。学者们分别从狄义和广义层面来理解文学，所以侧重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总体来看，原刑属于人类社会所共有的行为、思想或意象等，如大地母亲、大洪水、大海、森林、湖泊、为民请命的英雄等;其中，有的原刑广泛存在于人类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反映了人类初民的自然崇拜心理和原始思维特征;有的原刑属于一定文化圈的原刑，如耶稣受难、荒原、菩提树、佛陀等，这类原刑大多与宗教存在一定联系;还有一类原刑带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色彩，如大团圆结局、才子佳人原刑等。这些原刑反映了一个民族或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这种普遍的心理经验成为不同民族文学走向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比较文学原刑研究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原刑进行分析，寻绎不同民族作家创作心理、民族文化和人类思维的相通之处。如中西神话中都有为民受难的英雄原型《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拱水滔大、鲸窃帝之息壤以埋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鲸于羽郊。鲸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定九州。为帮助人民抗御洪水而盗取息壤，最终为大帝所遣的祝融杀害。鲸是一个为民造福、违抗大帝意志、九死未悔的英雄。鲸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比较相像。普罗米修斯希望送人类一件礼物，他盗取奥林波斯山上太阳马车的大火，因此被绑在高加索悬崖上饱受日晒、风吹、雨淋，苍鹰每大去噬啄其五脏六腑，他饱受折磨却从未向宙斯低头服输。根据莱维·施特劳斯的观点，神话是人类最深“心灵结构”的直观外现，是最直接、最原始的“心灵结构”的外化形态，这些为民受难的英雄原刑反映了人类渴望征服自然的普遍心理。远古时代，人类面对自然界时感到自身力量渺小，他们希望有个顶大立地的英雄拯救他们于险境。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与希腊民族在思维和心理上是相同的。
“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就要经过分剖和简约过程，剥除各种复杂现象，发现其主题的深层结构，找到与其他作品共通的原刑。在王蒙中篇小说《布礼》中，年轻党员钟亦成由于创作小诗《冬小麦自述》而被诬陷为煽动叛乱的“敌人”，在“文革”中惨遭非人的人身迫害和精神折磨。他希望能够找到机会证明自己清白，结果却与他愿望相去甚远。他拼命救火却被误解为放火者。钟亦成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一直幻想能够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名”。从表面上看，小说通过钟亦成的遭遇反映“文革”
给人造成的伤害。从深层结构看，作品揭示出疯狂年代人的精神变态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尤其是极端环境下个体存在的孤独和自我求证的困难。与之相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隐藏一个“自我求证”原刑。老人桑迪亚哥独自一人出海捕鱼，却连续84大空手而归。老人在此情况下并没有向大海退却，他仍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好渔民，终于在第85大捕获一条大马林鱼。然而船到岸边时，他捕获的大马林鱼己被鳖鱼蚕食得只剩一具骨架。周围人对这堆马林鱼遗骸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那是鳖鱼的骨架。
桑迪亚哥的自我证明并不被人理解、认可。乐黛云先生认为《老人与海》表现了“虚幻无益的自我求证”原刑。通过“自我求证”原刑这个纽带，小说《布礼》与《老人与海》之间就建立了密切联系。深入分析作品中“自我求证”原刑，可以发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作家的心理是共通的，都祈望主人公能够超越困境以验证自身的本质力量。
三、原型研究三个维度
朱立儿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这样阐述原刑批评‘在批评实践中，原刑批评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刑。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模式。”该观点是针对原刑批评而言的，实际上，此番表述同样适用于比较文学范畴的原刑研究。我们认为，比较文学原刑研究主要通过对跨越民族界限文学作品中的原刑意象、原刑结构和原刑人物的研究，探讨不同民族在审美、心理、思维、文化甚至世界观的异同，进而寻求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可能。下面，我们以基督教经典《圣经》为例，阐述一下比较文学范畴的原刑研究的内涵。
文化经典《圣经》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同时也是西方文学诸多原刑的重要宝库。弗莱认为它是解开西方文学的“伟大的密码”。西方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伊甸园、失乐园、受难、拯救、死而复活、基督、魔鬼和荒原等，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相应的原刑。如旷野这个文学意象在犹太和基督徒看来有着特殊的文化意味，凝结着复杂的民族记忆和心理经验，一旦出现就能唤醒西方读者的集体无意讽《旧约》中施洗约翰在旷野上靠蝗虫过活;《路加福音》中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之后不断受到魔鬼诱惑，但他始终坚持信仰没有走向堕落。旷野这一意象由于上述背景内容显得意义复杂。它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往往与蒙难、忏悔、神启和神佑联系在一起。学者认为:‘他们太熟悉那使他们的先知听到上帝召唤的荒野，也太熟悉那静静的山谷及山巅，在那里人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文学作品中的旷野意象传达了超越民族界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不同民族文学由于“旷野”而形成互文性的文化系统，这为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圣经》的U刑结构也成为许多西方作品的原刑。弗莱认为《圣经》开篇“创世纪”讲述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犯戒被上帝逐出乐园《圣经》末篇“启示录”则宣称人类将重新得到拯救(复乐园)。在“失乐园”和“复乐园”之中，《圣经》记录犹太人经历的各种灾难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悔罪意识，叙事层面的基本结构特征是“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使情节发展到最为难的低点，此后，情节中某种吉利的线索使结局发展为一种大团圆”《圣经》由此呈现“堕落一受罚一忏悔一救赎”U刑结构模式。这一结构模式在后来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
从17世纪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的《大路历程》到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从陀思妥耶大斯基的《罪与罚》到列大·托尔斯泰的《复活》、从菲茨杰拉德的《重返巴比伦》到豪威尔斯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从奥康纳的《人造黑人》到索尔·贝娄的《雨王汉德森》
等，几乎都借用了《圣经》的原型结构模式。U刑结构通过“堕落”与“拯救”的因果关联，显示了人类对上帝的饭依和上帝对人类的博爱。
西方民族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如救山_主、魔鬼、善人、叛徒等，绝大部分形象也可以追溯到《圣经》。
以魔鬼为伍止《旧约·失乐园》中魔鬼化身为毒蛇，在伊甸园中诱惑人类始祖夏娃堕落。这是一系列魔鬼故事的源头，此后关于诱惑人类、骗取灵魂、使人堕落的魔鬼形象大量出现。弥尔顿诗剧中的撒旦、拜伦《该隐》中的该隐、歌德《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等都是引诱人堕落的“恶”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山_俗化的魔鬼形象。如戏剧《奥赛罗》中的旗手伊阿古、《伪君子》中的教士达尔杜弗、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红字》中的医生乞灵沃斯等。这些作品中的魔鬼都代表着与善、真理相对立的负面价值，是人类社会中邪恶的化身或万恶之源。然而在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中，魔鬼却是一个敢于反抗上帝权威、不甘屈服的高大形象，俨然是一位百折不挠的反抗暴君的革命者。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形象则更为复杂。靡非斯特代表一种否定、辩证的精神，他从未伤害浮士德周围的人。相反，魔鬼帮助浮士德实现!日_俗愿望、造福人类。靡非斯特尽管代表着生活中的恶和阴暗面，成为“作恶,“否定”和“破坏”的毁灭力量，但他又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因而《浮士德》中的魔鬼集“作恶造善之力之一体”。魔鬼形象在不同作家笔下面目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作家在个人经历、生活环境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魔鬼形象发生变形的根本原因。
原型是不同民族文学潜在的联系纽带，对比较文学而言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正如荣格所说“一旦原刑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比较文学者从跨民族、跨文化角度对某一文学现象进行梳理，探析该文学现象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布，并追根溯源其最终的文学表现模式—原刑，通过这些意象、结构和人物审视这些原刑在传播过程中文化意义的失落与添加。如此一来，不同民族文作品在意义碰撞中实现相互解释、相互阐发，进而产生相互依存、由此及彼的意义关联。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学科，完全可以将原刑研究作为自己一个分支领域。这不仅符合比较文学研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特点。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刑学形下‘它的历史就是不断发生并克服各种危机到达新阶段的过程。它的现状在多种联系中充满着复杂矛盾，它的未来通向千百种可能的途径。在此，笔者呼吁比较文学者关注原刑研究的价值，并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充实和完善它。相信原刑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学术生氏点，会在未来比较文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除乐黛云先生编撰的《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外，国内出版的各类比较文学教材很少将原刑研究归入比较文学范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不少学者明知某些原刑批评研究带有比较文学的色彩，然而为了撇清比较文学与原刑批评的过多牵扯，他们不愿意明确提出“比较文学范畴的原刑研究”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比较文学者没有必要那么小心翼翼，以致失去了与原型批评学者一起探讨的自信。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学科，完全可以将原刑研究作为自己一个分支领域。这不仅符合比较文学研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特点。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刑学形下它的历史就是不断发生并克服各种危机到达新阶段的过程。它的现状在多种联系中充满着复杂矛盾，它的未来通向千百种可能的途径。在此，笔者呼吁比较文学者关注原刑研究的价值，并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充实和完善它。相信原刑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学术生氏点，会在未来比较文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