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反映艺术至上主义主题的作品，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与金东仁的《狂画师》，在日本和朝鲜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芥川龙之介心醉于艺术至上主义，在日本文坛作为传播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家而受到瞩目。金东仁作为韩国高举纯文学旗帜的领军人物，对韩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两部作品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基于对这些相似点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两部作品产生这种相似之处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地狱变》; 《狂画师》; 思想意识; 审美观; 伦理观;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在日本文学界有“鬼才”之称。在短短十余年间，芥川创作了大量的小说珍品。他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特别是他对艺术和人生的态度，引人深思。《地狱变》便是很好地诠释他对人生和艺术态度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发表于1918年，是根据日本古籍《宁治拾遗物语》（卷三）中的《绘佛师良秀喜欢火烧自家记》和日本古籍《古今着闻集》（卷十一）中《弘高的地狱屏风图》的故事而创作出来的。小说通过叙述日本一个强大势力的贵族和他豢养的一个画师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奴役者与被奴役者之间深刻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描绘了为追求艺术而倾尽一生的艺术家的悲剧。
金东仁（1900—1951）是韩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品，创作于1935年的小说《狂画师》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描写一位因最终无法实现对心目中美的追求，而将少女推向死亡的疯狂画家的故事，表现了主人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在日帝时期，韩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可以说仍处于未分化的状态。金东仁于1918年秋东渡日本，此时正值日本大正时期民主主义盛行的时代，主张艺术至上，注重个人感觉，强调个性解放的唯美主义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坛的重要文学思潮之一。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便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可以推测，此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具有多愁善感气质和唯我独尊性格的金东仁受到了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深刻影响，并有选择地借鉴和发展了唯美主义文艺思想，从而使得金东仁与以追求崇高艺术和深度人生意义为鲜明特点的唯美主义产生了强烈共鸣。
由于芥川龙之介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金东仁在韩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他们的文学作品从很早开始便受到学界的重视，并被深入研究。吉田精一对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至上主义评价道：“他是将艺术的绝对价值视为人生最高目标的艺术至上主义者。”[1](69)通过对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具体分析，吉田精一认定芥川龙之介为艺术至上主义作家，他说：“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观可以在其作品《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中得以了解，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将他的人生和艺术相互调换，他也是绝不会后悔的艺术至上主义者。”[1](69)关于作为耽美主义者的金东仁，贤昌宇在《金东仁和耽美主义》中写道：“是自尊心和自负心挽救了陷于时代破败漩涡中的金东仁，《狂画师》和《狂炎奏鸣曲》两部作品可以成为了解金东仁艺术观本质的最恰当作品。”[2](219)高尚恩在《芥川龙之介和金东仁的比较文学考察：以〈地狱变〉和〈狂炎奏鸣曲〉〈狂画师〉的比较为中心》一文中，以艺术家的生活为中心，通过对三部作品的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且总结出金东仁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接受西欧和日本的唯美主义，而是在自己特有的创作手法中，进一步发展为承载韩国情的唯美主义文学。[3](31)
本文在充分借鉴以上观点的基础上，从两部作品的思想意识层面入手，进一步探讨两部作品的影响关系，并希望找出它们产生相似之处的背后原因，进而发现艺术至上主义在芥川和金东仁创作生涯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一、超越“美丑”的审美观
在《地狱变》中，良秀所追求的美可以说是充满“恶”的美。小说主人公良秀是出生在平安时代极具天赋的着名画家，但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性格都流露着怪诞诡异的气息。
良秀不仅外貌丑陋，性格孤高傲慢，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家自负感。不仅如此，良秀在画法上也热衷于画丑陋的事物。“你看，他在画那个龙盖寺的五趣生死图的时候，就跑到一般人特意扭过脸去匆匆走过不看的那条路上的死尸跟前，悠悠然地坐了下来，把正在腐烂发臭的死尸的脸和四肢，分毫不差地临摹下来。”[4](116)良秀作品的艺术特征之一是在丑陋中发现美丽，并将其如实地展现在画作中。于是只画亲眼所见之物的良秀，为了画被锁链捆绑住的人，向被捆绑住的且赤裸着身体的弟子放蛇；为了画人被鸟追逐时的惊异景象，良秀让野生雕枭扑向弟子；最后为了创作地狱图，良秀做出了在常识上完全骇人的举动——亲眼目睹了女儿在槟榔车中被熊熊烈火烧死的情景。从这里可以看出良秀喜欢极端“丑陋”中的美，在他的意识中人生仿佛地狱一般，所有的人都是在地狱之中挣扎的充满悲剧性的灵魂。在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中，作家对极度丑陋的主人公及其极度美丽女儿的刻画，以及作家对画家良秀喜欢以丑陋的事物为对象进行艺术创作等一系列事件的描写，可以窥视出作家通过“丑”来表现美的这一特征。
在《狂画师》中，集中表现金东仁美学观的是在主人公模糊的意识中所展现出来的对母亲绝对美的渴望，这种绝对美通过盲女的形象得以完美体现。作家为了更加清晰地强调对绝对美的追求，有意识地将率居进行极度丑化，从而与绝对美形成鲜明对照。通过率居的极度丑陋创造了在实际中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母亲的极致美。并且在小说最后，画师率居由于没有完成内心对绝对美的追求，而意外地将盲女杀害。作者将主人公率居设定为绝世丑男的形象，并且以主人公和盲女的死亡作为结尾。由此可以看出，金东仁将“丑”和“美”进行对照，从而通过“丑”来表现美的意图。
在两部作品中，无论是芥川还是金东仁都表现出了超越“美丑”的审美观。在人物的设定上，芥川在《地狱变》中将主人公良秀设定为身材矮小、奇丑无比的艺术家形象，受到芥川影响的金东仁也将《狂画师》的主人公率居设定为因为丑陋而几十年隐居山中，且因奇丑的外表而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的画家形象。同时，在《地狱变》中，芥川设定了与外表奇丑、性格诡异的主人公具有鲜明对照的画家女儿的形象，以女儿温厚纯良的性格和恬美的样貌与主人公良秀形成了鲜明的形象上的反差，这便在视觉上和感觉上都形成了极大的“美丑”对立。同样，受到芥川影响的金东仁在小说《狂画师》中也创造了与极丑主人公率居形成鲜明对比的具有“绝对美”容貌的盲女形象。在这两部小说中，“丑”的参与赋予了作为其对立面的“美”以极大的活力，从而对整体的生动感起到了兴奋剂的作用，同时也唤起了由于痛苦而产生的特殊快感。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地狱变》还是《狂画师》，两部作品都以极致“丑”作为凸显极致“美”的映衬物，也都将极致“美”作为对极致“丑”的一种艺术升华，通过极致“美”将“丑”从丑陋中脱离出来，从而形成“丑”与“美”的对等，达到对“美”与“丑”的超越。
在“美”与“丑”方面，芥川与金东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这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本人认为主人公良秀代言了芥川龙之介的审美观。芥川几乎一生都在痛苦中度过，由于母亲自他出生起就发疯，芥川便在舅舅家长大，孱弱的身体和内向的性格使他形成了神经质般的不安和脆弱的性格。成人后初恋的失败，不幸的婚姻以及对于发疯遗传的恐惧导致了芥川敏感、脆弱、多疑的性格，使他常常认为人间便是地狱，自己便是在地狱中孤独地经受苦难的人。这样一系列的苦痛给芥川带来了悲观厌世的情绪。再加上芥川正处在大正时期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中，中产层的不安使他无法摆脱人生即地狱的这种绝望认识，所以芥川渴望在现实的丑陋中发现生命的真和美，直面丑陋的现实，通过暴露现实的丑来表现他对艺术真挚的追求和对生命强烈的憧憬。
金东仁于1900年出生于平壤一个富裕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金东仁毫无顾忌，再加上金东仁从小受到母亲的极度溺爱，于是便形成了孤高傲慢和唯我独尊的性格。金东仁在他的《朝鲜近代小说考》中写道：“我欲在善和美这相反的两者之间发现共同点，我想将所有一切都置于美的范畴下，我的所有欲求都是美的，包括美的相反面。爱是美，厌恶也是美。善是美的同时，恶也是美的。如若有和这广范围的美相反之物，那便是无价值的。”[5](44)傲慢的他由于想将自身的所有合理化，而导致了他将从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恶魔般的欲求也包含在了美的范畴内。也就是说，金东仁时常为了追求快乐，将从本能冲动中迸发出来的恶魔特性也看作审美意识，并将其看作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动力。
通过对以上两部作品和作家间的比较，可以发现金东仁和芥川并不认可只有美的事物方为“美”的这种观点，而是展现了二者将“丑”也认定为美的一个分支的极端见解。但是，芥川从丑陋的事物中发现美的特点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金东仁在他作品中虽然没有过多表现和社会现实相关联的内容，但具有傲慢和唯我独尊性格的金东仁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恶魔的倾向，始终追求“善”和“恶”、“美”和“丑”共存的美意识。
二、超越道德的伦理观
《地狱变》的主人公良秀虽无视世间所有规则和秩序，但令他百般疼爱的女儿却是使他还有人情味的唯一存在，是女儿的存在将他和世俗社会连接在一起。良秀“简直发疯般地疼爱着他那做了侍女的独生女”。[4](112)但是看着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的女儿时，良秀仿佛像庄严的神一般头顶闪耀着不可思议的光辉，就连作品中一直站在批判立场上的隐形话者都不自觉地使用了“庄严”“欢喜”这样充满感叹色彩的词汇。良秀望着在熊熊烈火中痛苦挣扎的女儿，渐渐感受到“法悦”的光辉。良秀以女儿的死亡为代价换来了艺术的成就，但却很难简单地说这是艺术的胜利。这种和尘世相绝别的净化仪式，可以说展现了良秀超越道德的伦理意识。从芥川的观点来看，虽然良秀没有完全展现出芥川所说的“艺术至上主义”，但是都充分地展现了艺术的伟大力量。同时他也超越了世俗的伦理，接受了常人无法接受之事。
由于金东仁所追求的美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美，所以他想通过作品来追求那样的绝对美也是合乎常情的。但是金东仁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常常是与伦理的善相对立的，甚至为了实现艺术的完成而不惜以人的宝贵生命为代价。但是与只注重善的常规伦理相比，艺术更加强调善和恶、肯定和否定的平等存在。[6](90)在金东仁的小说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将包括“恶”在内的所有否定要素都纳入艺术价值的范围之内。画家率居是杀害盲女者，但是如果单纯用否定的眼光去评价主人公非道德的行为和违背伦理规范的神经质般的举动却是不正确的。盲女虽因画家率居而死，但他并没有杀害盲女之意，只是他想要完成画作的欲望太过强烈，以至在激烈的情感波动中，由于无法重新找回盲女的绝对美而备受折磨，最终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错手将盲女杀害，然而对于杀害盲女，画家率居同样也抱着深深的罪恶感。
关于芥川的作品《地狱变》，许多学者对小说中到底是道德的胜利还是艺术的胜利这一论点展开讨论，如吉田精一在《芥川龙之介》中写道：“虽然描写了弥漫狂气的艺术至上主义，但是自杀行为在这里说明伦理超越了艺术，即艺术的成功意味着现实的败北。”[1](92)与之持相反观点的三好行雄在《艺术至上主义——〈戏作三昧〉和〈地狱变〉》中认为，主人公良秀只有消除现实中的无用物，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理想。所以良秀的自杀并不绝对与人伦道德相关，反而说明了良秀为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7](23～26)笔者认为，在这里无法明确地认定究竟是艺术的胜利还是道德的胜利，当良秀注视着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的女儿时，是作为艺术家的良秀在痴迷地观赏着这一充满艺术气息的场面，此时无关伦理；而当良秀完成画作，选择自杀时，便是作为父亲的形象来完成道德的救赎，此时无关艺术。所以笔者认为整部小说超越了关于艺术与道德孰是孰非的论断，展现的是对于艺术与道德的超越。
同样，金东仁在小说中也以画家率居的死亡结尾。然而不同的是，《地狱变》中良秀的死亡为人为的死亡，而《狂画师》中率居的死亡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死亡。“就这样彷徨了数年，在某个暴风雪的夜晚，他枕着石头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怀里依旧抱着那幅画卷。”[8](255)画家即使在死的时候也抱着那幅他为其倾尽无数心血，且以牺牲了一条生命为代价完成的画卷。在这里，画作的完成与盲女和率居的死亡同样无关是非曲直，画作的完成是率居强烈欲望的产物，而率居和盲女的死亡则是画作完成的“牺牲品”。对于率居来说，对艺术的强烈追求使得艺术与生命已变得浑然一体，此时的生死无关道德，无关伦理。
对于芥川来说，现实社会无异于充满黑暗的地狱。上大学期间的芥川爱上了生父家的佣人，然而抚养芥川成人的芥川家却是世代具有江户文人气息的大户家庭。于是养父母便阻止了芥川的这段感情，从而使得他对养父母的爱产生怀疑，认为他们的爱是自私的。这段经历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从而使芥川变得更加孤僻，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丑恶的，利己的。在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更加怀疑社会和道德，并试图从这种矛盾中逃脱。但芥川面对社会的重压和旧道德的束缚，却无力抗衡，最终企图在调和理想与现实，即在调和艺术与道德的矛盾中来实现自己的人生。
虽然金东仁并没有经历芥川那样失败的感情，但是他傲慢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与自负心却和他的伦理观有着密切联系。金东仁创造了不受理性控制的，完全由情感和本能支配的人物类型，从而使金东仁将对善恶的价值判断搁置一边，在作品中原原本本地展现出人类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面。金东仁始终秉持着忠于自己的自我主义，时刻关注内在欲求，并且以有序的方式去刻画无意识的冲动，这便是他对“恶魔的暴虐与神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反抗。具有傲慢性格的金东仁并不排斥这种矛盾，并试图将自己的所有欲求合理化，从而将无意识的恶魔般的欲求也看作是为了艺术的完成而为之。这种对本能冲动的合理化，也就是金东仁所说的“东仁味”的真谛。金东仁的这种追求注定会否定以道德为基础的既存权威和价值，从而试图去探索新的价值观念。《狂画师》中的率居为了完成美人图而发狂，并最终杀害盲女的情节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良秀女儿的死亡还是率居对盲女的杀害，从表面上来看都是违背世俗伦理道德之举，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芥川还是金东仁，他们真正的意图都是渴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冷漠自私的人性中寻找一方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超越存亡的生死观
对于完成地狱变屏风的良秀来说，世人眼中的良秀的艺术世界已经落下了帷幕，此时的他活在了世人所关心的领域之外。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他的遗骨至今还埋在他住过的家里，但是那块小小碑石，注定在往后的几十年里，经受风吹雨打，长满了青苔，早就认不出是什么人的坟墓了。”[4](136)从这里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人在良秀死后给予过良秀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关心，这说明良秀肉体的死亡对于所有人来说并不具备任何意义。
金东仁同样以画师的死亡作为结尾。在《狂画师》中，“绝对美”美女图创作的失败对于率居来说意味着生命意义的全部丧失。虽然之后人们都认为率居是“年迈的疯人”，但事实上率居并没有疯人的举动，他只不过是变成了一个由于遭受了绝望与挫折而丧失理性并彷徨于现世的人，变成了一个由于强烈渴求的理想美遭到破坏而最终走向死亡的可怜画家。
画家良秀的内心冲动仿佛镜子一般照出了作者芥川本人的内心矛盾。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最后选择自杀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激起的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使作为中产阶级的芥川产生了强烈的不安感。再加之疾病缠身，使芥川认为人生无法从如地狱般的社会中逃脱出来，所以他的精神世界越是沉迷于艺术之中，就越是无法从厌世的牢笼中脱离出来。诗人里尔克1(Rainer Maria Rilke）认为，他的天使任意在生与死之间游走，从而暗示对现世生命的热爱。由于里尔克绝对承认且珍视现世的价值及存在理由，所以将死亡也一视同仁地纳入现世的生命之中。然而，芥川一半相信自由意志，一半相信宿命论，所以对于芥川来说，当艺术和人生发生冲突时，他认为只有死亡才能化解这样的矛盾，且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达到永生的状态，死亡是另一种方式的生存。因此在《地狱变》中，芥川使主人公良秀最终的命运归于死亡，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自己也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在金东仁的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像芥川一样对死亡展现出神的救援般的渴望，但是与芥川由于对现实的否定和厌世而产生的对死亡的执念相比，可以更多地发现他对生命的强烈热爱。金东仁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完成，是生命的顶峰，所以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也就领悟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当人们把理想置于生活的中心位置时，死亡便具有了悲剧美的意义。从金东仁对死亡的极度关心也可以看出，他曾努力赋予生活多种意义，如果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意味着他对自己的生活也存在着畏惧。一方面艺术产生于生活中的不安，另一方面又产生于对死亡的不安，产生于死亡的艺术作品比产生于生活不安的艺术作品具有更加强烈的冲击力。因为与死亡相比人们更熟悉生活中的事物，却不愿承认在生活的底层潜在着如陷阱一般的死亡，一旦死亡接近便会认识到在现世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安，从而使源于死亡的艺术具有了更大的冲击力。[9](22)我们也可以认为，在金东仁小说中存在着的大量死亡样相，或许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潜在着的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和不安感的反证，甚至可以说在金东仁的小说中引入死亡是为了证明生命的价值。
通过对以上两位作者及其作品对于生死观的比较可以发现，主人公率居和良秀都在完成作品后选择了死亡，而作品的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的代言人。性格敏感的芥川虽然想追求欣欣向荣的生活，但由于生活在充满伪善和不安的社会中，而感到看不到继续活下去的方向，于是走向了与此相反的另一个方向——死亡。而当与芥川性格迥然相反的金东仁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和不安感的时候，虽然没有像芥川一样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但却在作品中通过死亡样相来表达内心的不安感。两部作品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可以说无论是芥川还是金东仁，当面对生活中的不安和不确定感时，并不是选择回避生活，逃避现实，而是勇敢地用死亡来面对和“超克”生活中的种种不安，从而可以看出芥川和金东仁对于生死问题的观照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即死亡是生命的扩张和延续，是生命的完成和顶峰，解决了死亡的问题便悟得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四、超越万物众生的艺术观
“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10](97)这是芥川龙之介在作品《傻子的一生》中的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芥川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便是艺术，说明了芥川始终秉持着将艺术视为至高无上的强烈信仰，作品《地狱变》以艺术家为主人公，把握艺术的命运，从主人公良秀为了创造艺术，从而超越所有道德规范和生命这一点来看，可以看出芥川向艺术迈进的超脱姿态，即“为了艺术的艺术”的审美主义者的态度。他认为生活只不过是艺术的素材，而信仰艺术至上主义的艺术家们将所有的一切都奉献于寻找真实的感觉和体验。同时，良秀的身上还有追逐道德和生命对立感受的艺术至上主义画家的面貌。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良秀代表了芥川的艺术观。“无论怎么样，作家都应该期待作品的完成，若不如此，为艺术而奉献则是无意义的。如若只追求人道主义，那仿佛就像听说教一般，既然崇尚艺术，那么作品所应该表现的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艺术的感情。除了作品的完成，作家别无所求。作家如若不为了作品的完成，便不能称之为作家。”[4](460)芥川与任何人相比都更加倾向将毕生心血贯注于作品中。当良秀完成地狱变屏风后选择走向死亡，即意味着这种结局是无法避免的艺术命运。
金东仁同样通过艺术去化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将艺术置于所有道德与生命之上。在小说中率居为了自己的画作将盲女推向死亡，也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行为，从艺术至上主义的角度来看，是个人欲望所导致的结果。寻找十余年而最终发现的绝对美——盲女，由于率居的男女关系欲望而在一夜之间被玷污，变成了“充满爱欲的眼神”，率居将盲女推向死亡可以说是表现了作家对自己的美学观、创作观遭到破坏的一种补偿行为。以一个生命的牺牲为代价而完成的美女图，正如作家金东仁一生所追求的在无意识中栩栩如生存在着的母亲的样貌，是作为灵魂同伴者的永恒的女性形象。正因如此，《狂画师》表现了当现实和理想相冲突时，通过艺术的魅力将其化解的一种信念。率居虽然并不是绝对为了艺术而选择死亡，但当艺术在牺牲中被创造时，便具有了真正的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东仁为了艺术的实现而不惜破坏任何事物的心理和态度。为了艺术连“恶”和“不道德”都被允许的事实，也确定了金东仁真正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文学家的身份。
对现世充满厌世情感的芥川，虽然渴求欣欣向荣的理想生活，但社会的险恶和人性的伪善，使他看不到希望，所以芥川渴望在艺术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求通过艺术来化解和“超克”一切矛盾。虽然在金东仁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与时代相关的内容，但作为高举韩国纯文学旗帜的先导者，金东仁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艺术的纯粹性和自律性，始终倡导“为艺术的艺术”。于是，在《地狱变》和《狂画师》中，两位作家都通过死亡这种极端情况呼吁艺术的绝对价值。这样来看，芥川和金东仁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波德莱尔的“恶魔般的唯美主义”性格。良秀的女儿和盲女都可以说是为了艺术的完成而无辜牺牲的“祭祀品”。不仅如此，《地狱变》中的良秀和《狂画师》中的率居这两位艺术家都在艺术的完成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和金东仁都将艺术视为所有价值中的最高价值，认为为了这样的艺术必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作家通过主人公为了完成艺术而牺牲伦理和生命的行为，明确地阐明了自己将艺术置于生命最高位置的观点。反映了艺术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而必须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实现的艺术观，即超越了万物众生的艺术观。
五、结语
本文将《地狱变》和《狂画师》分为四部分加以分析，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部作品的相似点和影响关系。芥川龙之介和金东仁分别作为日、韩两国着名的艺术至上主义代表作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两部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家的美学态度。
从美学观层面来说，二者都通过极致的“丑”来表达理想中的“美”，从而追求“善恶”“美丑”共存的美意识。从伦理观层面来说，芥川和金东仁都表现出对既存价值和权威的挑战，表现出想要追寻新价值的意图。从生死观层面来说，两部作品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从中可以窥探出作者渴望通过死亡来化解艺术和生活的矛盾，即通过死亡来超脱生活和艺术。从艺术观层面来说，无论是芥川还是金东仁都将艺术作为人生的真谛和最高价值，认为生命中的万事万物在艺术面前仿若细缕微尘，唯有艺术才是生命意义的真正体现。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受到芥川龙之介影响的金东仁在对待艺术和人生的态度上和芥川有诸多相似。对于他们来说，艺术是至上的，他们始终将艺术的完成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并认为艺术家应该用毕生的精力和信仰去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但是艺术和人生也是矛盾的，在现实生活中，当美丑、善恶、生命、伦理等与艺术相冲突时，他们坚信艺术是可以将一切付之一炬的坚定力量。
参考文献
[1] [日]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东京：樱枫社，1981年。
[2] [韩]贤昌宇：《金东仁的耽美主义》，《自由文学》，1963年第3期。
[3] [韩]高尚恩：《芥川龙之介和金东仁的比较文学考察：以〈地狱变〉和〈狂炎奏鸣曲〉，〈狂画师〉的比较为中心》，济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4]文洁若，吕元明等译：《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 [韩]金烈圭，申东旭：《韩国近代小说考--金东仁研究》（IV），首尔：新文社，1982年。
[6] [匈]卢卡契：《美学批评》，金泰京译，庆州：大田出版社，1984年。
[7] [日]三好行雄：《艺术至上主义--〈戏作三昧〉和〈地狱变〉》，《论筑摩书房》，1976年第6期。
[8] [韩]金东仁：《金东仁全集》（3），首尔：朝鲜日报社，1988年。
[9] [韩]金斗皖：《宗教音乐的美学》，首尔：神爱音乐宣教院，1981年。
[10][日]芥川龙之介：《傻子的一生》，首何黎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
注释
1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奥地利诗人，代表作有《生活与诗歌》《新诗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