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席勒的《兄弟阋墙》与曹禺的《雷雨》都深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在悲剧观念、结构安排、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遵循“三一律”，采用“回顾穿插”结构模式，塑造了自私老成的卫道者与单纯冲动的少年形象。相比较，《雷雨》主题更具批判性，结构安排更巧妙，人物形象更丰满。究其原因，是因为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审美追求各异、接受的文化影响不同，因此，相同题材的作品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 席勒; 《兄弟阋墙》; 曹禺; 《雷雨》; 比较研究;
《兄弟阋墙》是德国剧作家席勒的一部仿古的命运悲剧，集中描写了兄弟之间的权力、感情之争。《雷雨》是我国着名的戏剧家曹禺的代表作，该剧从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入手，将命运、伦理、阶级矛盾、新旧思想斗争集合于一体，形成了一场“雷雨”。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俄狄浦斯式”悲剧宿命观念，又颇具个性，本文将从悲剧创作的角度窥见《兄弟阋墙》与《雷雨》的异同。
一.《雷雨》对《兄弟阋墙》的借鉴
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曹禺的戏剧创作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田本相在《曹禺传》里写道，“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等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1]。曹禺曾阅读席勒戏剧作品，接受席勒的影响，其代表作《雷雨》与《兄弟阋墙》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无法逃避的命运
古希腊人认为命运支配着人和神，无法抗拒，这种宿命观也反映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王》便是古希腊“命运悲剧”的代表作，其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节”，为众多文学作品所效仿。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家庭中其他孩子出现时，俄狄浦斯情结扩展成家庭情结，孩子会认为是其他孩子夺走母亲的爱，激起他对新来的人的厌恶感。随着新兄弟姐妹的成长，孩子对他们的态度发生转换，在青春期，兄妹一次次被性欲吸引，成为对方可能的乱伦对象，产生兄妹恋[2]。《兄弟阋墙》与《雷雨》都反映了这种兄妹恋。
在席勒《兄弟阋墙》中，大哥曼努埃尔与弟弟凯撒都爱上了亲妹妹贝亚特丽丝，刚刚和好的兄弟又成了水火不容的情敌，最后导致了全家毁灭的悲剧。尽管戏剧人物有对命运的反抗，但反抗已然是无用的。而曹禺笔下的《雷雨》也反映了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曹禺曾提及《雷雨》里还有“第九条好汉”，那就是古希腊戏剧所提到的命运。周萍与他的父亲一样，爱上了丫环，仿佛在重复着父亲的命运，兄弟俩又爱上了同一个人，正是侍萍所说“好不公平的天哪”[3]。《兄弟阋墙》与《雷雨》都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尽管剧中人物竭力反抗，但终因各种机缘没能逃脱天道轮回。
（二）相同的结构模式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冲突是戏剧的戏剧性所在，整体性、紧凑性和进展快是戏剧的三个特殊定性，《兄弟阋墙》与《雷雨》都体现了“三一律”原则。在《兄弟阋墙》里，冲突在王宫里发生，矛盾浓缩在曼努埃尔、凯撒和贝亚特丽丝之间，全剧矛盾冲突集中，从兄弟和解到两败俱伤，从皆大欢喜到满目哀伤。《雷雨》将两个家庭三十多年的恩怨情仇在一天之中铺展开来，冲突发生于周公馆和鲁家，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真相大白，四凤与周冲触电惨死，周萍绝望地开枪自杀。不难看出，两部悲剧都在不断地强化冲突，剧情一环扣一环，直到冲突达到顶点，戏剧中的实体性力量从统一到分裂，最终达到平衡。
为了使矛盾更集中，《兄弟阋墙》与《雷雨》都使用了“回顾穿插”的结构，在对话中向观众展现前尘往事。《兄弟阋墙》里，曼努埃尔、凯撒与未婚妻相识的过程在“回溯”中展现，曼努埃尔对合唱队讲述时回溯到五个月前行猎中与心爱姑娘的奇遇；凯撒在花园遇见朝思暮想的女孩时表白“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君主的葬礼上”[4]。可以说，“回溯穿插”结构出现在戏剧各段情节中。在《雷雨》中，尼姑和姐弟俩的对话讲述了教堂楼上疯女人的来历，这是第一层“回溯”；在十年前的周公馆内，鲁贵向四凤讲三年前屋子“闹鬼”的事，鲁侍萍与周朴园回忆三十年前的往事，这是第二层“回溯”。与《兄弟阋墙》不同的是，“回溯穿插”结构整体贯穿着《雷雨》的戏剧情节。“回溯式”结构，通过在整一事件中穿插回忆，使读者观众了解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避免叙事过程中的平铺直叙，推动情节发展。
（三）相似的人物形象
刻画人物形象是戏剧的中心，人物形象是现实原型的典型体现，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下，人物的言行举止一次次加剧矛盾冲突。《兄弟阋墙》与《雷雨》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十分相似。两部戏剧中，凯撒与周冲的形象十分相似，凯撒鲁莽简单，尊重兄长，大胆追爱；而周冲“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他年青，在美的梦里活着”[3]，与凯撒一样冲动单纯。此外，两位父亲的形象也存在相似性，周朴园和国王都如同主宰者一般，专制虚伪。国王为保护儿子，维护家族统治，残忍地决定杀死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周朴园初见鲁妈时，他表现出内心的自责与忏悔，得知侍萍就在眼前后，他开始严厉地指责，担心侍萍敲诈他。可见，他们都将功利价值置于情感价值之上。
二.《雷雨》对《兄弟阋墙》的推进
《兄弟阋墙》与《雷雨》同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在命运观、结构模式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但是，《雷雨》较之《兄弟阋墙》有着更深刻的主题、更精巧的戏剧结构和更丰富的人物形象。
（一）《雷雨》主题更深刻
《兄弟阋墙》通过演绎两兄弟爱上同一个女孩导致兄弟相残的悲剧，体现单纯的宿命论，使读者和观众感受到戏剧带来的崇高感，是席勒古典主义思想在创作上的呈现。
《雷雨》同样体现浓厚的命运观，但作者不再单纯表达命运意识，而是着重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雷雨》通过叙述两个家庭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牵扯到过去三十年的恩怨，揭露中国封建家庭和社会的沉珂，展现阶级矛盾，发泄被压抑的愤懑，表现作者追求社会解放，渴望用一场“雷雨”冲破社会黑暗的理想。曹禺曾提到蘩漪的原型是他同学的嫂嫂，后来与他那个同学有了爱情关系，在人们看来她是“罪大恶极”，但这位嫂嫂的遭遇引起曹禺的怜悯和尊重，于是就成了现在的蘩漪，曹禺说：“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蘩漪”[1]。他将蘩漪和侍萍、四凤结合一起，把她们的声音呼喊出来。而周冲和鲁大海是作者的视角，他们的存在代表着曹禺的憧憬和理想。可见，《雷雨》更富有批判性。
（二）《雷雨》结构安排更巧妙
《兄弟阋墙》借鉴古希腊悲剧，不分幕和场，采用“回溯”的手法对情节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补充，以“发现”和“突转”的手法在种种巧合中使读者和观众发现真相，选取“锁闭式”结局。《雷雨》同样继承古希腊悲剧的特点，但在结构安排方面更巧妙，包括“完形”的结构和“出走”的结局。
“完形”结构即人物甲没有表现出来的行动和性格用人物乙来补充，乙没有表现出的经历和思想性格用甲来补充。周朴园因为家庭意识和阶级意识放弃了爱情，周萍与四凤的爱情便是对上一代周朴园与侍萍的“完形”补充[5]。为了避开两个女人，周萍选择去矿上，至此，周朴园与周萍在面对爱情和家庭时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周朴园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自私世俗，这也为周萍选择决裂的缘由作出“完形”补充。曹禺用这种互为补充的艺术使人物性格更丰富，两代人相同的选择也体现了命运的循环重复。
《雷雨》里，鲁妈、四凤、周萍和鲁大海都有“出走”情节，其中鲁大海的“出走”意义最为深刻。雷雨夜过后，鲁大海出走没了消息，鲁妈疯了后经常“痴呆地望着窗外”，鲁大海是母亲的冀望，也象征着工人阶级未知的未来。这使得《雷雨》具有更深的社会意蕴。
（三）《雷雨》人物形象更丰满
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必须拥有丰富的内容意蕴与美好品质，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6]。《兄弟阋墙》鲜明地显现出这种创作倾向，席勒赋予笔下人物高尚的心灵和杰出的才能，塑造“理想人”。伊萨贝拉温雅慈爱，曼努埃尔性格平和忠厚，凯撒暴躁却敢于担当，贝亚特丽丝善良单纯。可见，《兄弟阋墙》里人物性格单纯，存在崇高的人格魅力，用这种创作方法塑造的人物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形象单一化问题，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离心。
反观《雷雨》，其人物形象更复杂，人性弱点逐渐暴露，导致悲剧结局。周朴园与国王两个形象尽管有很多相似性，但周朴园形象特点更耐人寻味。周朴园经常在家人面前提起周萍的母亲，塑造自己伟大父亲的形象，他又有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自然不愿意公开周萍的生母，只是最后面对蘩漪的逼迫，周朴园不得不承认。其次，同作为母亲的蘩漪与王后伊萨贝拉相比，蘩漪是一个更具争议的人物。蘩漪是一个极端“雷雨式”的形象，一方面，“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3]；另一方面，蘩漪内心燃烧着火热的激情，“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象只恶狗信信地，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3]。曹禺笔下的蘩漪象征着渴望爱情、追求自由解放的独立女性形象，是曹禺为旧时代女性树立的标杆，曹禺也用蘩漪这一人物冲破自己内心的抑郁情绪。
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的《兄弟阋墙》与《雷雨》
《兄弟阋墙》与《雷雨》虽然都源自古希腊悲剧，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审美追求各异、接受的文化影响不同，所以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也彼此不同。
（一）相异的社会背景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进入“古典文学时期”，被理性压抑的身体、欲望、情感和想像开始得到解放，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理性社会道德和个体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力量”，席勒试图追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7]，《兄弟阋墙》就是这个时期席勒的代表作之一。而《雷雨》的社会背景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曹禺等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抵抗外侵、自由解放之路。《雷雨》里人物可当作当时不同人群的典型，周朴园是虚伪圆滑的封建资本家，象征着封建社会必然灭亡；鲁大海是有思想、有智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繁漪则是追求解放、争取独立的新女性形象。曹禺作《雷雨》，表达对腐朽封建制度的控诉，以及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追求。
（二）不同的审美追求
席勒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国家，通过审美教育改善时代的性格，使人性格中的感性与理性调和，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以获得政治自由[8]，《兄弟阋墙》是席勒审美理想在创作中的实现。首先，席勒在《兄弟阋墙》中采用合唱队，合唱队发表忠于主人的言论，他们随着剧情的发展规劝主人，合唱队代表“理性的人”，始终保持冷静，合唱队的理性与主人的自由行动达到调和。其次，人物形象自身也是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凯撒被嫉妒之火吞噬以致杀死哥哥时，是感性占据主导；得知真相后，凯撒自责忏悔，此时是理性占据主导，最终达到人性中感性与理性的调和。最终，曼努埃尔和贝亚特丽丝尽管不得不屈服于命运，面对身体或精神的毁灭，但也证明了理性和独立的精神，这种实体性力量构成席勒悲剧理论的核心。
曹禺复杂的“文化关系”在《雷雨》中印下了深深的烙印，曹禺深受西方戏剧观念和美学思想的影响，从《雷雨》中的“命运观”来看，希腊悲剧对曹禺的渗透尤为深刻。曹禺在政治上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着他能够正视现实，憎恨剥削阶级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雷雨》的“乱伦”情节体现曹禺的反抗倾向，他向文明理性和人类道德秩序发起挑战，将人与文明置于对立的两极，对乱伦双方予以同情，这是曹禺对生命的深切关注[9]。
（三）多元外来文化的影响
席勒对于希腊文艺精神的认识是从文克尔曼那里来的，他全盘接受了“单纯的高贵，静穆的伟大”，把它看作德国民族文学所应追求的理想，他认为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因此席勒十分推崇古典美学，《兄弟阋墙》正是对古希腊悲剧的效法[10]。而他所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康德，席勒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二元论先验哲学的影响，人处在理性与感性的对立中，同时又强调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调和，但实际上康德侧重的还是理性，这一点上席勒与康德的观点相同，这在席勒的剧作中得到深刻体现[11]。
在曹禺的创作道路上，也多受外来文化影响。由于曹禺出身封建家庭，接受资产阶级教育，深受叔本华、尼采、佛教和基督教影响，形成“悲天悯人”的情怀。曹禺不止一次地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易卜生启迪曹禺去思考中国苦难大地的现实，《雷雨》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黑暗与必然灭亡的命运，以及曹禺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期盼。曹禺在大学时代迷恋上了奥尼尔的戏，奥尼尔流露出来的对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引起曹禺的共鸣。奥尼尔的作品对现实的反映又是异常深刻的，而《雷雨》正是命运观与现实问题反映的结合体。《雷雨》无疑体现曹禺对多元外来文化的继承。
要言之，《兄弟阋墙》和《雷雨》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戏剧作品，都可溯源至古希腊命运悲剧，既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众多差异，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无疑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瞥见文学接受的时代特征与个体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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