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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价值中立”的方法论思想探究
【第一章】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探析绪论
【第二章】韦伯“价值中立”说的理论背景
【第三章】对韦伯“价值中立”思想哲学基础的分析
【第四章】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第五章】课堂教学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第六章】韦伯“价值中立”对于中国学者的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价值中立理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6韦伯“价值中立”对于中国学者的启示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的时期，社会科学也相对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
当今时代整体呈现出一种“大科学”的趋势与特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军事、工业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不例外，社会科学家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术以外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物质及功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干扰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进程和方向。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想要完全排除价值判断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在选题上还是研究过程中都是如此，因为所有的经验或是材料都是以客体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必须由学者去赋予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以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哲学观，根据个体的特殊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哪怕是相同的社会现象事实，也会因人而异得出完全迥异的结论。虽然可能每个个体会根据自己的哲学价值观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但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不会完全依据个人的价值好恶来进行科学的研究，不会说自己的研究是纯主观的发挥而没有客观的科学价值。所以，这样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有没有价值关联或价值中立，而在于作为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能否做到价值中立，也可以换句话说，韦伯的价值中立是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种呼吁。
虽然说现在大部分的学者都保持着一定的学术自觉性，也不乏为学术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人物，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个别的“伪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商业学者”“傍大款学者”,这些所谓的学者知识分子实际是在利用学术与科学的名义为特殊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服务。这些人为了某种利益追求而放弃了学者本该有的责任感和学术的自觉性，造成了我国学术界的社会信用度的大幅下降。在如今这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要警惕这些被政治化或者商业化的知识分子混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这样的话，韦伯的“价值中立”对于规范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及作风有着很大的启示与引导作用。
6.1当学术面对政治
中国的统治长久以来都是君主专制，相应地就会缺乏民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专制统治下，文化没有例外也打上了紧紧跟随政治脚步的烙印。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比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对于与当时的政治不相符的思想一律以高压手段摧毁，因此人们的思想长久以来都是被禁锢着的。虽然中国当今的民主社会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提倡思想自由发展，但是几千年来的文化惯性并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根除的，由以往的长期专制统治带来的恐惧依旧作为一种文化惯性深埋在人们的记忆和心理中，这种文化惯性使得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无意识地不自觉地会跟随着政治的脚步走。
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着政治压力，说到这里我们无法逃避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这个是老一辈的社会科学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们所经历的匪夷所思的灾难，在此不再赘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意识形态的压力已经逐步淡化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公共政策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压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双百方针的贯彻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即使学者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其权利仍旧得不到保障，以至于很多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社会科学家会主动地从所谓的“敏感地带”抽身而退，哪怕社会十分需要此方面的深入研究。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对政治风险的规避，因为并没有谁警告或威胁或禁止社会科学家们进入此类研究。他们明白，关于这些所谓的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敏感问题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难度，因为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广泛的研究而且就算如此也不会很快得出成果，单位认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这些问题是碰不得的，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有引火上身的可能性。尽管一再宣明的口号是“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但要使人们把两者明确分开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这造成了多数学者不愿意投入此类问题的研究。而又由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这种对于政治压力和风险的主观判断，会导致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供给严重不足。
所以，原以为是社会科学家没有做到他们应该做的和需要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主动地规避这些领域，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对政治风险的潜在的恐惧感在心中。
但是正如军事技术最后会转化为民用技术一样的道理，这些所有的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所谓敏感问题都会在最后转化为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日常问题，这时就会需要社会科学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可结果可想而知是没有的。这样就把社会科学工作者推入一个困境中，会有来自各方面的谴责，很多人会说国家耗费了财力物力可培养出来的都是无用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需要他们的关键时刻毫无用处，不能解决需要他们提供理论的重大现实问题。这种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分化为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由于感受到了强大的挫败感，选择隐退到纯粹的学术理论的世界，自觉地与现实与时代保持着一种所谓的安全的距离，做着自己的不痛不痒的理论研究事业；而另一部分人则被这种挫败感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的欲望，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论影响和改造这个社会。于是近些年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活跃在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口力劳动者”,他们会向社会宣讲一些“社会科学”道理，还会收取一笔可观的酬金。这部分人往往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每当政府有新的纲领或政策出台，他们便会蜂拥而上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而且会以与当局者一致的价值判断为当局提出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为其博得民众支持而论证其政策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这样这些人就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以上这些学术工作者的这些做法都是与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相违背的，我们所要努力去做的就是尽量使价值中立原则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原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尽量接近客观真实，保持价值中立。总之，在学术面对政治时，我们应该坚持政治中立的态度，尽量排除主观的价值因素，注重从实践性和操作性方面来研究。
众所周知，从1957年之后，因为意识形态之争，老一辈中国人受了多少苦，现在的我们务必要提倡意识形态“冷淡化”.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着十分强的“政治倾向性”,这是时代的必然，而作为当代的学者们，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而应当坚持“政治中立”的研究态度。这样才能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更接近中国现实情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也正是我们研究韦伯“价值中立”学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6.2当学术面对伦理道德
首先要在这里讨论一下科学研究自由与伦理道德约束的关系，可以把科学研究比作航船，而伦理道德就好比是灯塔。毫无疑问，要想促进科学的发展，想要向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就必须把科研自由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则加以维护和遵循。科学知识的获得必须依靠创新，简单的复制和模仿是没有结果的，为了科学的发展，必须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鼓励学术工作者的创新精神。
学术研究的自由意味着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加以研究，意味着可以公开发表属于自己的学术见解，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追求和探索真理，意味着可以用现有的研究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怀疑，意味着可以排除权威的干涉，等等。学术自由可以说是保证科学研究真正繁荣发展的必备条件，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科学研究的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造福，所以科学研究需要适当的伦理道德加以规范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的发展更有利于人类的幸福。
虽然理论上科学研究和伦理道德具有辩证的约束关系，但是也不能把学术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混为一谈。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期，由此而引发了多元价值观念的彼此冲突，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受到巨大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把学术问题和伦理道德混为一谈的泛道德化倾向十分明显。当人们用道德标准来要求学术观点与研究时，就会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一个糟糕的境地。社会科学工作者知道道德化的学术成果可以让他们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的认同，这就使社会科学工作者会不自觉地向道德靠拢，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或者是为了博得公众的支持。这种泛道德化的倾向已经深入人心，而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我们低估的。如果我们任凭这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样发展下去而不用手段加以控制的话，学术研究领域就会面临学术与道德评价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已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经济学为例来看看泛道德化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经济学在最近几年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社会各界不论是内行外行都对经济学家进行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指责。无一例外他们都是以各种价值观来指责经济学家不能帮助他们自己所在的特定阶级或集团实现任何一种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的现实问题。就连完全的外行，甚至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拿着“道德”这把利刃，便可以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横加干涉。问题是不仅经济学以外的人们会用道德的借口来批判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泛道德化的现象。如果说学科外部的这种做法是社会转型期的压力所造成的焦虑的后果，那么经济学内部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内部都在对泛道德化进行强烈的呼应，这个现象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因为外界人士以道德来要挟说事，而国内的经济学家们谁都不愿意被指责为是无道德的，这样在道德伦理的压力下对泛道德化的呼应的结局是经济学家们完全没有办法进行基于学术基础上的自由讨论与研究。
在经济学的研究遭遇到泛道德化的威胁而陷入困境之时，社会科学家应该及早认识到这只是“道德专制”的开端。而一些社会科学家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是加入到对经济学的批判的行列之中，往往这种批判还不是学术上的严格基于科学规范的批判。其实，社会科学家应该想到，如果不对这种泛道德化的趋势加以控制的话，那么经济学所遭遇的道德专制仅仅是一个开始，社会科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处境。
面对学术与道德之间产生的这种冲突，我认为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对于消除道德专制所带来的危险是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我们都知道社会科学只有从它所服务的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进行，才可以说其是道德科学，否则是无从谈起道德与否的，但是这种基于某种价值的社会科学活动本身则应该是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做的是选定某一课题确定其为研究对象，之后他所关心的问题就应该是与此问题有关的社会实在因素，收集这些相关的经验材料和相关数据，在事实的基础上推理得出结论。在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专业标准的规范下，作为一名合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摒弃主观的价值判断，就算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事先宣明自己的道德倾向和所属的价值立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社会科学面临的泛道德化的风险，也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一定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而言，去道德化可以说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素养的要求，要求其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摒除价值判断。我个人认为做到这一点，坚持韦伯的“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健康积极地发展是很有益处和很有必要的。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外的“外行人士”则不必勉强，他们作为“消费者”有自由也有权利选择哪种学术成为他们自己的参考。对于外界的道德化的评论及运用，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淡然处之，努力保持学术的纯洁性和客观真实性，不要自己首先失了追求真理的态度而去吹捧基于一定阶级和服务目的的伦理道德。
6.3当学术面对商业化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商业化浪潮对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尤其是对人们思想道德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科学家们也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其中。我并不否认，这种商业化所带来的利益竞争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很显然其负面影响是我们所要警惕的重点。
社会科学研究在商业化的浪潮下被用做商业目的，被那些受经济利益驱使的社会集团所操控，为了他们的需求而“生产科学成果”,这使得社会科学日益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社会科学家也会不可避免地对衣食名利有所追求，难以抵抗巨大的商业利益的诱导。而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从对社会和市场的服务中所取得的报酬，甚至于现在许多学科会用市场和社会所支付的报酬的高低来直接衡量这一学科的学术价值的高低。学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但现在的情形是无一例外都受到利益的导向，甚至人文社会学科也都在积极地寻求知识与市场的接轨，很多学者都依靠演讲和咨询服务来取得丰厚的收入。这样，就会导致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和引导。这样一来，在学术研究领域一旦出现市场调控的失灵，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一方面，那些投资大，耗时长，需要专业的学术知识的研究领域人员不足，造成这些领域的科学知识成果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那些短期效益很显着又门槛很低的领域则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和重复投资，研究成果过剩而无用。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日益严重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倾向慢慢淡化了社会科学本该有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利益的驱使下忘记了学术研究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不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度，即使是从科学本身来看，社会科学也日益成为一种社会事业，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是在国家、科研机构、军事机构、企业等领域进行的，这些科研活动通常是为了某一目的某些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或多或少都已经负载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哪怕是说受雇于其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把握住科学的真实属性，可以坚守自己追求科学真理的崇高理想，也在努力追求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研活动的自由，但即便是这样，他的思想倾向，他的学术活动也会潜在地受到他所在的组织的影响。很明显，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如今这个各种社会因素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已经与市场机制和商业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展。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已经受物质功利方面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会干扰到社会科学的进程会导致研究方向的偏离。
面对商业化浪潮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韦伯的“价值中立”方法论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给我们解决的方法。如果科学家都能坚持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遵照韦伯所提出的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把自己的主观的价值判断加给学术研究，这样就可以避免商业化下的利益因素带来的主观思想价值的改变影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纯洁性。
正如石里克所说的：“一个思想家在进行哲学研究时，只应怀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否则，他的思想就有被感情引入歧途的危险。他的意欲、希望和顾虑会把一切诚实的科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客观性给破坏了”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坚持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对于商业化浪潮下纠正人们的各种利益及欲望的追求，对于学术工作的歪曲的校正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可以有效地抵御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对于科学的负面影响，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使社会科学事业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