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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价值中立”的方法论思想探究
【第一章】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探析绪论
【第二章】韦伯“价值中立”说的理论背景
【第三章】对韦伯“价值中立”思想哲学基础的分析
【第四章】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第五章】课堂教学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第六章】韦伯“价值中立”对于中国学者的启示
【结语/参考文献】价值中立理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5课堂教学领域中的“价值中立”
在课堂上，对于教师如何做到“价值中立”这一原则，韦伯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教师要区分清楚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这两层含义；再次，教师不得在课堂上单方面灌输自己的政治利益倾向。《以学术为业》这篇文章是1918到1919年之间（时间问题仍有争议存在），韦伯应慕尼黑大学的邀请而对学生做有关就业问题的指导时的发言稿。在“价值中立”的问题上，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政治该不该进入课堂。韦伯的另一篇着作《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也涉及到关于教师在课堂领域的价值中立问题，这篇文章是1913年在“社会政策协会”上韦伯进行的一个发言报告，然后根据他的报告内容整理成了这篇文章，整篇文章围绕着这么一个主题而展开，即“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该’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它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1.
5.1教育背景状况
韦伯所生活的时代在前文相关篇章已经详述，韦伯经历了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达到了一种对经济政治领域都处于高度掌控的一个状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的教育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教师总是想要与政治当局的统治保持一致，但是国家在资本主义迅速膨胀后企图统治世界的意图却随着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而宣告结束。所以另外有一部分人主张德国的教育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政治上，韦伯是对德意志民族给予厚望的，他的毕生愿望是用教育的手段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尽快发展，增强国家的繁荣稳定。但事实是与韦伯的期望背道而驰的，一战中战败的“魏玛政府”面临协约国的割地赔款裁军等一系列的苛刻要求与条件，必须承担其发动战争的责任的德国政府答应了这些条件，使德国陷于危险之中。让韦伯感到黯然绝望的是，面对当时的这种情况各政治派别都没有想象中应该有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就把自己期望的目光投向下一代的青年人身上。韦伯认为要想实现民族的强盛，就必须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培养青年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实现他的目标，但当时德国的教育现状很令韦伯不满，韦伯认为作为学术研究者以及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大学教授对年轻一代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应该自觉做到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
在当时的德国大学教师中分为两派：其中一些教师认为大学及大学教师应该向学生灌输政治的、伦理的及其他意识形态的知识，这样可以起到塑造学生人格的作用；而另一部分人认为学术教育要发挥其本身的作用和价值，只有通过专业的教育才可以实现，教师要让自己的学术讲堂遵循客观事理，做到“理智的诚实”.
对于第一部分人，韦伯认为教师是没有权力向学生单方面地灌输价值判断的。而大学讲堂的学生有权力自己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权利自己做出决定。对于第二部分人的观点韦伯也不赞同，他认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也可以向学生说明自己的价值观点和政治立场，只是要在明确区分二者并向学生阐明的前提条件下才可以进行。
当时德国的情形是禁止讨论事关民族命运的重大价值问题，所以就算是允许教师向学生灌输政治、价值观念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要求教师只做专业教育而不宣扬任何价值的教育路线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教师会出于现实的因素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而难免会带上激情地片面强调自己赞成的某些价值观念。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韦伯认为作为一名学者或者教师，在课堂上授课时一定要区分两类内容，并向学生澄明哪些知识是纯粹的对事实的说明或对这些事实进行逻辑推演而得来的客观的命题，哪些是出于本人的主观的价值判断。并且教师要把这件事情看作是自己所承担的重大的责任。所以，韦伯的观点是一名学者或教师可以宣讲自己的价值判断，可以在出版物中，可以在公共场所社团或其它的地方以任何可以利用的方式去宣扬价值判断，但在学校的讲堂上必须遵循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原则。当时德国的情况是，“价值”问题是一个充满争议而使人们无法统一意见的问题，韦伯察觉到了这个敏感问题是个需要解决的事情，“价值中立”可以说是韦伯在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中为了解决“价值”问题而提出的。
5.2课堂上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在当时的德国，对于在大学的讲堂上是否应该出现价值问题有两类主要的代表性观点：一类是认为应该将所有的价值问题一律排除在课堂之外，在课堂上不允许出现任何个人主观价值判断；另一类则认为可以把价值问题带到大学讲堂上，只是要明确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严格区分并阐明后的两者是都可以在大学讲堂上出现的。韦伯认为，对于这两种观点的对错是价值领域的问题，科学是无法给出答案的，因为“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它本身完全取决于实际的价值判断，因而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1.对于这个科学解决不了的价值领域问题，韦伯的解决方法就是其课堂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是教师在讲课时必须首先严格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要向学生宣明哪些是事实陈述，哪些是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允许价值理想与实施经验材料同时出现在讲堂上。他认为哪怕是以自己的职业为代价哪怕是吸引不到学生来听他授课，作为一名教师也必须履行教师应尽的责任义务，也就是要严格区分开课堂上可以向学生教授的两个部分：其一是纯粹的经验事实的描述或是纯粹从逻辑推算出来的事实，其二是实际的价值判断包括主观的价值观哲学世界观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韦伯认为教师不仅要自己严格区分开这两个部分，而且也要向学生公开说明，然后才可以在课堂上同时进行两方面的教育2.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价值判断”这个词做更进一步的了解。韦伯在此篇着作中对“价值判断”是这样定义的：“所谓的‘价值判断',如果不包含其他内容或自加说明，应当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3.韦伯在对有关“价值判断”的论述时已相当谨慎，但是对这个词的误解在他所在的时代就已经产生。很显然在术语方面的争论大都是无效的，没有使人们对概念的澄清有进展，其实韦伯自己对于这方面的争议也有一个解答：他说“对于我们的学科来说，这种讨论所涉及的是依据伦理的或文化的观点，或依据其他的理由是否值得对一些社会现实做出实际的价值判断”1.韦伯认为要区分开社会事实和价值判断，同样在教师的课堂领域也要把这两种不同领域的东西区分开向学生说明。
所以韦伯的观点是，大学教师在讲堂上必须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只有教师向自己宣明这两种区分，并把它当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时，这两类问题才可以都在讲台上阐述2.关于教师在讲堂上的授课内容，韦伯认为教师应该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有基本的三类：第一是教给学生培养自己能力以能够熟练地完成指定任务；第二是要教给学生如何区分开事实和价值判断，对于事实哪怕是不堪的事实都要勇于承认，并有承担的责任感；第三是要教给学生服从于责任感，在事实面前抑制自己的主观的价值判断以避免影响事实的客观性。不仅是教师，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对大学生就业进行辅导时认为作为所有的从业者，只需要完成自己需要做到的，每一项职业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有它们自己的权力，也有它们相应的规范，所以从业者要明白作为个人的事情与工作中的专业的事情是有区别的，要在职业承担的过程中克制自己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因素，因为这些是不属于职业范围内的，作为从业者就要区分开二者，要遵循职业范围里所要求的规范。
韦伯之所以会提出在课堂要严格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因为在当时的整个德国，有很多人把讲堂当作政治宣讲的最佳场所，他们用演讲和着述来宣扬爱国主义，来扞卫德意志帝国主义事业。更有一些人以一种看似“无激情”、“冷冰冰”的假象来授课，以掩饰其本身想要表达的价值判断。韦伯对这种现象感到不安与愤怒，他担心教师的这种不顾职业规范的行为会影响到年轻人的正确的分析判断能力，这种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以及价值的权利，作为教师在讲堂上时没有权利去教授学生关于这个方面怎么做的，如果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人或政治人在课堂外的公共场所是可以进行有关自己价值判断的演讲的，但是面对学生时教师的责任规范决定了你不能那么做，因为在课堂上没有人会提出与你相反的价值判断，作为学生就会把价值判断与客观知识混淆而一起接受，这对于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的培养都是不利的。韦伯这一观点的提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对德国大学里的教育任务的争论，人们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认为大学是进行专业知识传授的场所，对道德方面是持无所谓态度的；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大学的任务应以道德教育为主，注重道德素质的培养是高于专业教育的任务。韦伯对这两种观点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人们不愿意看到通过教师的强烈影响，把必须由人们自己做出来的个人的生活决定与专业教育--混同起来，人们也不愿意看到由于同样的影响而妨碍听众依据自己的良心来处理生活问题”1.韦伯对于两者的观点都不赞同，而是综合了其中的利弊，认为专业教育与道德教育同等重要，在严格区分开来的前提下，关于专业教育领域的事实和关于道德方面的价值可以同时出现在讲堂上。
5.3课堂上禁止政治灌输
韦伯关于课堂领域的“价值中立”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课堂上不应向学生灌输个人的政治意识观点和个人所持的政治态度。韦伯在他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主要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观点，韦伯的另一篇文章《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写作的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对当时德国的一部分教授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行为提出批判。对于教师是否应该在讲堂上单方面向学生灌输个人主观的价值立场和政治态度这个问题，韦伯说：“这个问题无法从科学上予以讨论。因为它本身完全取决于实际的价值判断，因而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2.当时的德国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不堪的局面，韦伯看到有众多的政治家空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但是在真正需要专业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决断力时却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包括大学里的教师也存在此种情况。面对着这样的形势，韦伯失望的同时也在寻求着可以解决的办法，所以他提出大学教师和学者不能在讲堂上灌输政治立场，不能让盲目空洞的政治热情取代专业的知识教育而影响年轻人的政治判断力。
韦伯之所以会反对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个人政治立场，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课堂是一个特殊的环境，不同于公共场所，韦伯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合。课堂是属于教师教授学生的地方，在课堂上学生只能接受教师所讲的而且没有选择，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关系相对来说是不平等的，只是学生的被动接受。而在公共场所，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表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当一个人在公共集会上谈民主，大可不必隐瞒自己的立场，甚至我们可以说，站好清楚明确的立场，是他们无可逃避的责任。在这类集会上，人们所用的语言，并非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一种政治诉求，为的是争取他人的支持。它们不是犁头，锄松静观思想的泥土，而是对付敌人的利剑，是武器”1.韦伯认为，在公众场所和在课堂上对待个人政治立场应有不同的态度，如果教师不顾这种差异，执意用政治诉求的方式和政治立场来代替专业知识的讲授可以说是欺骗性的行为，韦伯认为，教师面对学生时的任务只能是把专业知识客观地陈述在学生面前。我们还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韦伯所持的价值论是多元论的价值观，他认为现实的情况是诸神的争斗已成为既定的事实，这种价值多元化存在的现实使得终极一般性的选择不可能再有确定的结论。
当然，教师也没有权利和能力对这个终极问题给出正确的解答，韦伯认为“在交战诸神之间，我们应该信奉哪一位？或许我们应该信奉另外一位完全不同的神，那么他又是谁？--答案是唯有一位先知或一位救世主，才能答复这些问题”2.最终韦伯表明，当一个人面对终极的价值抉择时，不管科学知识还是教师都不许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只有靠他自己作选择。另外，韦伯认为学生方面也不应该把政治引入课堂3,学生不应该期待教师同时扮演领袖的角色。而教师这一方应该看到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事实的确定、数学或逻辑上的关系的确定或文化理想之内在结构的确是一回事，回答有关文化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以及人在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团体中应如何行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1第一类问题是属于课堂的部分，而第二类问题是不能在课堂上讨论的，因为“先知与群众鼓动者，都不属于教室的讲台”2.教师的职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课堂的知识成就，一方面是道德的成就，所以学术不仅对于关心获得事实知识的人有用，对于只关心实践立场的人也有意义。作为教师要明白这两个方面的职责，其中的知识方面的教育是首要的职责与目的，在教会学生承认客观事实的同时还要注重道德方面的教育，只有这样作为一个教师才能同时达到知识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两种成就。由此可知，学术的意义既表现在对事实的确定上，也表现在追求真理的同时所承担的道德责任，这也是韦伯所强调的一点。
不过韦伯的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灌输政治立场的价值中立观点，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不能讨论政治问题。有关政治方面的研究作为一种专业知识，是完全可以在课堂上讲授和讨论的，比如说关于政治的发展的规律或者说政治的结构这些专业的知识是与现实中的与阶级利益相关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另外一点，这种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政治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不能有政治立场，教师在别的场所，在公众集会，是可以宣扬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政治立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