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西方人说中国人不会笑，没有幽默的传统。这是因为西方的笑文化源于古老的文化狂欢节，巴赫金（ M. M. Bakhtin） 通过对狂欢节活动的经典分析，将“狂欢”上升到哲学高度，升华了笑的文化意义。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狂欢节传统，也没有幽默传统，唯一可称得上笑的传统的，便是鲁迅所讽刺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的传统。[1]（ P41）基于这种观念，民间笑话（ 以下简称笑话） 在我国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甚至粗俗、猥亵的污言秽语，不受文人重视，备受学界冷落。与神话、传说、故事等散文叙事体裁相比，笑话的研究成果十分薄弱，主要集中于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视角。其实，也有学者尝试从美学角度研究笑话，认为笑话本质上是丑与美的矛盾冲突，通过对丑的讽刺和批判，间接表达了对美的向往和追求，体现出一种奇异、颠倒的美。①这就使笑话脱离了以往粗浅和低级的论调，提升了笑话的文化品格。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仅对笑话的美学意义、价值、内涵和结构进行了初步探索，还缺乏对许多基本问题的深度剖析。例如，笑话中丑与美矛盾的美学前提是什么； 丑与美的矛盾冲突如何发生和消解； 笑话具有哪些美学特征，具备怎样的美学性质； 笑话的审美实践如何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阐释，不仅有助于完善笑话的美学研究，也具有推动我国笑话理论整体建设的重要意义。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关照。将“说笑话”定义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分别阐释了审美的三个要素---客体（ 笑话） 、主体（ 民众） 和语境（ 日常生活） ,最后概括出笑话作为一种“消遣的艺术”的美学性质，倡导回归日常生活语境下的审美研究范式。
一、两个世界的划分： 笑话的美学前提
笑话的生命在于讽刺。笑话中很少出现对美好事物的讴歌和赞美，绝大多数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批判。但是，讽刺作为一种手段，不是笑话的最终目的； 丑陋作为讽刺的内容，并不是笑话的审美理想。
（ 一） 笑源于丑
笑话以语言艺术为主，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最重要的特点是能够引人发笑，具有喜剧性。传统西方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都认为，“喜剧（ 滑稽） 是一种丑”（ 亚里士多德） ,“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 车尔尼雪夫斯基） .[2]（ P2）因为不论是在荷马笔下，还是在狂欢节中，滑稽人物都是丑陋的。他们可能有跛脚、红脸、秃头等异样的身体特征，可能行为怪诞，与众不同，容易引起人们的笑声。亚里士多德指出： “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致使人感到痛苦。”[3]（ P3）可见，在西方美学家眼中，“笑”与“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丑陋的、错误的、违背常理的事物是可笑的。
我国的笑学理论也有相关论述。清代文人陈皋谟《笑倒》中附录的《半庵笑政》，从“笑品”、“笑候”、“笑资”、“笑友”、“笑忌”这几个方面对笑话的特质进行了阐释，可算是一部笑话理论研究的提纲。在解释“笑资”时，作者提出了“乡下人着新衣进城拜年”、“听醉语”、“学官话”、“哑子比手势”、“村夫掉文”、“和尚发怒”、“口吃人相骂”、“痴人听因果垂泪”、“胡子饮食不便利”等致笑因素。[4]（ P132）虽然这些“笑资”有嘲笑人体生理缺陷或行为怪异的倾向，但是发现了这些行为与日常惯习之间的差异和不协调，其美学意义在于捕捉到了笑源于丑。
（ 二） 笑话是对丑的直接表达，对美的曲折追求
笑话引人发笑的原因，似乎也在于展现了丑的事物。《笑倒》中记录了这样一则笑话：
瞎子矮子驼子三人吃酒争坐，各曰，说得大话的许坐第一位。瞎子曰，我目中无人，该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 长） 人，该我坐。驼子曰，不要争，算来你们都是侄辈（ 直背） ,自然该让我坐。（ 《争坐位》）[4]（ P117）瞎子、矮子、驼子分别运用巧妙的语言和敏捷的思维，对个人缺点进行毫不遮掩的自嘲和打趣，目的在于争取第一个入座吃酒的机会。三人外在形象上的弱势与巧言善辩的强势之间形成鲜明反差，不符合人们的惯常思维，自然可笑。但是，这则笑话的可笑之处绝不仅来自于对异样、丑陋身体特征的展示，还源于对人性弱点的讽刺，它生动地揭示了一些人吹牛、自私、贪利、巧舌如簧的性格特征。
其实，大多数笑话都是对性格类型的展现，如愚昧、贪婪、虚伪、自大等，这些性格类型多半是人所共有的、极其普遍的。流传于山西南部的万荣笑话，2008 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致笑原因在于笑话中的主人公都带有一股“Zèng 气”.“Zèng”是晋南方言，指有悖于常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通俗来讲指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憨傻可笑。“Zèng 气”是万荣笑话的精神内核，是笑话主人公所共有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的表现形式多样，以下几种较为典型： 一是经常做一些违背常识、违反常理的事。例如，一个万荣人怕摇坏扇子，便把扇子插在墙上，脸对着扇子左摇右摆（ 《摇扇子》）[5]（ P21）； 路人踩了万荣人的田地，赔礼道歉后准备按原路返回，不料万荣人更生气了： “你都踩了一次了，还想踩第二次？ 你站着别动，我把你背出去！ ”（ 《背出去》）[5]（ P18）这些笑话直接表现了主人公以直觉式的、经验性的方法认识客观世界，缺乏探寻事物本质规律的能力。二是倔强、执拗、争强好胜、不服人。两个万荣人在独木桥上顶住了，互不相让，直到日落西山，孩子前来叫两人回家吃饭，一人说： “告诉你妈，爸今晚不回去了。”另一人说： “告诉你妈，爸这辈子都不回去了，让她改嫁吧！ ”（ 《不信顶不过你》）[5]（ P156）类似的笑话很多，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倔强、执拗的性格。三是讲偏理，巧言善辩。一个万荣人推车下坡，不小心碰了人，此人出言不逊： “你没长眼吗？ 怎么往我身上撞？”万荣人答道： “你才没长眼呢！ 你不看看，这大坡上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撞你撞谁？”（ 《推车》）①这种巧言善辩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万荣笑话所揭示出的憨傻、自作聪明、倔强、讲偏理等带有“Zèng 气”的性格特征，都是普通民众身上常见的性格弱点，万荣笑话予以集中强调，目的不仅在于讽刺、批评和嘲笑，还在于抛弃弱点，实现思想品质的净化和升华。朱光潜曾针对亚里士多德“笑源于丑”的观点进行批评，指出“笑虽非一种纯粹的美感，而它的存在却须先假定美感的存在”[6]（ P284）。丑是以美为基础而存在的，笑话“所体现的喜剧美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往往用曲笔，通过丑的被否定、被揭露、被批判、被战胜来体现美”[2]（ P53）。所以，“丑”与“美”并存、“丑的世界”和“美的世界”的划分是笑话的美学前提。
（ 三） 两个世界的划分
丑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错误、乖讹、可笑事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统治阶级拥有无限话语权，平民大众则被束缚于官方话语体系之中，阶级对立鲜明。同时，这个世界还存在诸多不良之风，对功名富贵的过度追逐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养成了自私、虚伪、贪婪、自作聪明、缺乏诚信等性格特征，每个人似乎都带着虚假、滑稽的面具，遮蔽了本真的自我。丑的世界，类似于冯梦龙笑话理论中的虚假世界。他认为当下世界的功名富贵道德礼教皆为毒害人们的“虚假”,受“虚假”毒害的人成为“假人”.这些“假人”组成了当下“虚假世界”（ 官方世界） .
笑话的生命在于讽刺，其讽刺的对象正是各种丑陋的事象。所以，丑的世界是笑话的基础和支点。与丑的世界对立而存在的是美的世界，即冯梦龙所指的本真世界。这个世界中，没有阶级统治与压迫，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权威，平民大众完全可以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一切权力、身份、地位都被消解，人们揭下面具，回归本真的自我，以真诚、善良、美好的情感相处，建构起一个和谐、融洽、平等、自由的世界。这种“本真”,并不是“真实”和“现实”的同义词，而是美学意义上的表征，是一种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
笑话充分体现了丑与美两个世界的对峙，以及丑与美两种审美判断的矛盾。这种抽象的矛盾来源于实际生活。生活中，丑与美的矛盾和斗争无处不在，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冯梦龙在《笑府》序言中写道： “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4]（ P47）陈皋谟在《笑倒》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大地一场笑也，装鬼脸，跳猴圈，乔腔种种，丑状斑斑。”[4]（ P107）两位文人的态度颇为相近，他们都站在平民大众的立场上，借笑话嘲弄世间。两人分别将“古今世界”比作“一大笑府”,将“大地”视为“一场笑”,体现了他们思想深处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不满，也间接说明了丑与美的矛盾其实来源于整个现实生活。笑话中两个世界的划分，是对现实生活直接透彻地反映，其根本目的在于批判丑陋，追求美好，使两个世界的对立得以消解，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