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早就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钱学森1980 年代也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具有关键性。”要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揭示哲学社会科学促进经济发展的一般方式和实现途径。
一、通过培植劳动者主体的心智因素构筑人力资本之根本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有意识有目的能动存在物。只有劳动者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知识素养和心理品行，才能成为物质资料的创造者，劳动对象的掌握者。劳动者的素质问题直接决定生产过程的优劣，制约着生产效率的高低，影响产品和服务的好坏。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不但需要较高的劳动技术素质，而且必须具备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良好的心理品质和精神状态。从事生产、经营的劳动者（包括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经营者）的心理品质、精神状态比他们所具有的技术素质更为本质和关键，这是构成人力资本最基础的东西。而劳动者主体的这些全面综合素质的养成，无论从教育和培训的途径，还是社会实践积累的途径，都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哲学社会科学所积淀的人文精神对劳动者素质的养成，心理品质的形成，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的激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劳动者心智方面的培养和提高，人格的健全和完善，决不是单靠自然科学知识能够达到。在这些方面，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决定性意义。
宏观经济的科学决策依靠多种社会科学知识凝结的深邃智慧，企业创新发展的成功取决于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整体智慧力量。一个经济决策者、管理者，有无大公无私的品德，丰富的历史知识、辩证思维的头脑，科学的经营理念，通观全局的胸怀，审时度势的胆魄，高瞻远瞩的眼光，深谋远虑的筹划、协调关系的能力，对其所掌管的企业的发展、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及效率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极需要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系统的学习和积累；对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来说，他在生产、服务和工作岗位上的品德、心理、情绪、情感、意志，必然受其文化素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行为修养等人文社科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劳动者在生产和工作中是否具有全面的文化知识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的价值观念，良好的道德品质，稳定的心理状态，顽强的精神意志，饱满的劳动热情，对他在劳动过程中是否能够尽量发挥其劳动技能和经验，充分发挥其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的效率和质量，有着直接的关键作用。这些因素就不单是自然科学技术能够培养出来的，而必须主要依靠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劳动者的综合素养的教育和培养，才能逐渐积淀而成。
它一旦形成人文心理品质，就比自然科学技术素质更具恒久有效性和普遍迁移性。日本的企业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对经营的意义，尤其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智培植，创造了许多独特的办法。日本企业家自认得益于中国的人文传统，例如孔子的仁学，推己及人的伦理思想；还有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谋略。通过这些传统人文经典把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员工的灵魂深处。
恩格斯对劳动者主体的心智因素作过明确肯定：“劳动包括资本，此外，还包括经济学家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
培植和调动劳动者的精神因素是多种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生产经营管理和社会调控中的合理地结合和适度运用。也是伦理学、人的价值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管理学、协调学、运筹学等许多学科的融合。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知识和人力资本，准确地描绘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支出要包括“接受系统的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正规教育。”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关于事物与生物的技术知识，又取决于关于人以及与其同胞的关系的社会知识。”
着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都认为：“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进而认为，发展技术必须“发展内在的知识和思想”，显然，他们所说的“系统的知识”“社会知识”“内在的知识和思想”，已不再是过去仅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范围，而是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和思维科学知识在内的大科学知识和智慧。
二、通过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
哲学社会科学在“第一生产力”中的作用的重要途径，突出地表现在宏观上充当先导推动变革社会经济制度或体制创新，有力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旦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社会实践，使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或引起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就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解放。
人类社会的每次重大变革或历史转变，都无不有力地促成了生产力在全社会领域的巨大解放和发展。例如，正是由于 17 世纪、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的中世纪神学的社会变革活动，才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而在这场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中，正是文艺复兴诞生的人学和英国、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革命充当了政治变革的先导，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划时代的发展。以往人们一般都把 19 世纪 60 年代在英国产业革命的爆发看作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等技术革命的结果，而实质上是由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由此造成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革给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美国经济曾连续 10 多年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 5000 家软件公司，有人解释美国经济快速持久的增长原因时认为，是在新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知识、智能经济为基础的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美国新经济史学派诺思等经济学家明确提出以“制度决定论”取代“技术决定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制度变迁比技术进步更为优先，更带根本性。这一思想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在中国，社会变革到五十年代中期，实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的生产力成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地增长；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开始全面改革，摈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破除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思想观念，实行市场取向的新的经济机制，曾被严重束缚的生产力像火山一样喷射出来，国民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迅速提升。国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家庭承包制对增产的贡献占 52%，也就是说，在诸多因素中，其他自然条件没有变化，制度变革的作用在生产增长中占了一半多。这种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得益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乃至人文科学理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创新和突破。如果不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恢复弘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教条主义理论和僵化管理模式及形而上学思想方式进行大胆扬弃，勇于制度创新，探索新路，中国大地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哲学社会科学通过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所带来宏观上的经济飞跃是无与伦比的，是任何一项具体自然科学技术在微观上带来的经济效益所不及的。
美国学者拉坦把社会科学知识看作是制度创新的源泉，而制度创新又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凝结和物化形态。拉坦首次对制度安排进行了“需求———供给”分析，他指出“，正像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和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及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成本，正像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一个社会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越多，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中国三十年来变革过程和历史提供了这一论断有力的经验事实证明。我们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遵循价值竞争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可以看到哲学社会科学引导制度的革命变迁对推动 30 来年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增进，有利于优化制度目标设计，有利于提高制度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库和管理者）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有利于消除制度替代过程人们传统观念的惯性。还有利于节约制度变迁的成本。因为在缺乏哲学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指导和深邃智慧参与的情况下，制度变迁即或可能进行，也只能是不断试错多走弯路，势必导致因制度变迁的反复曲折甚至挫折失败而增大改革成本。
三、通过转变为社会技术促进经济增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把观念形态的知识力量转化为物质形态的实践力量，即把科学知识物化为实践性的技术行为和手段。它们对生产力作用的方式之一是表现为通过技术，进入生产过程和社会实践，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或物质力量。表现为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两种基本形态（在当代很多情形下是多学科知识形成成综合科学技术）。我国着名科学家钱学森于 1980 年就着有《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专门阐述了社会科学是怎样变成社会技术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无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还是企业生产经营，都同时需要两种管理：以自然科学技术指导的调整物的技术规范的生产经营管理，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指导的调整人的价值效能的思想行为管理。
社会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有三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形式：社会科学通过政策、计划从宏观上引领经济全局。社会科学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和全局需要，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产业政策和规划方案以及实现这些方案的重大战略决策，促使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保证经济的健康有序，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这对于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全局的意义。在当代，实施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求不能孤立地单纯追求经济量的增长，而要考虑质的提升，特别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本身。例如，中国始终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立高度重视农业的方针，形成了一整套发展农业的社会技术，包括治理水土，保护耕地，减轻农民负担，重视农业基础建设，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普及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推进农村民主化管理，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等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这些社会技术是建立在对多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系统研究，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和实施的。因此，我国农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依靠着仅占世界约 7%的耕地基本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现代化发展具有关系全局的意义。
第二种形式：社会科学技术通过生产过程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实现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把生产要素“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实现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需要社会科学技术发挥作用。在当代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联合劳动共同协作的社会联系更加紧密复杂，客观上要求在生产实践和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管理中，以对社会科学成果的自觉运用来代替经验和行政手段，即运用社会科学和各种技术方法，对生产力的各种资源长远规划及合理地配置，对生产过程和经济运行实行科学的调节和有效监控，才能取得生产力的整体效益和长远发展；人们在生产中不同的物质利益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趋向，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技术进行调控，使社会经济关系达到效率和公正的统一。很难设想，不用正确的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技术调控，经济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消除效率与公正的矛盾。
第三种形式，社会科学通过管理技术直接作用于生产力过程，推动经济增长。社会技术中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管理技术。用最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和环节进行科学、合理、高效的结合和匹配，以形成最优化的生产力和工作效率。作为生产过程关键因素的管理，则主要是各种社会科学凝结而成的“社会技术”过程，而不单是自然科学技术。例如，系统科学、现代管理理论、国民经济计划学、决策科学、组织行为科学、领导科学、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学、预测科学等等。一个国家的汽车工业，除了生产所必需的自然科学技术外，还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汽车市场就离不开对社会需求和市场用户作出预测和调查，同类企业的国内外生产技术发展趋势，汽车行驶的不同公路交通现状，汽车交通运输的法律制度，许可证制度，汽车的道路行驶，所用燃料能源对环境的未来趋势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知识，作出系统研究，才能做出企业汽车生产的科学决策，并制订相应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最终实现汽车生产和效益。
社会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科学管理，在世界上有很大发展。围绕着如何看待生产过程中人的本质和价值这一中心，形成了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以发挥人的内在能力，有利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为重点的组织管理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规范、手段和方法。70 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企业文化理论，其显着特点是以物质的、精神的和文化的手段，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自由创造精神，这无疑对美国经济的迅速转型和持久发展，对外吸收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这种以更加人性化为突出特征的管理技术，更加彰显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效应。
四、通过软科学研究提供重大决策创造经济效益
软科学综合地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的学科知识及现代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是适应当代社会实践的空前复杂性，使面临的问题必须经过缜密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决断的必然产物。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在其中明显地表现出主导的优势。因为软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解决任务的特殊属性，更需要得到对社会问题的结构性的、全局性的、整体性的和未来发展的系统知识的支撑。软科学十分注重从对象系统各种的内在联系入手，研究和探求规律性的东西和应对方略，为主体机构组织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和最优化方案。
通过软科学研究，国家社会和企业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政策、决策和规划、方案等等的课题研讨、论证的成果能够更高效地交付社会用户，最终付诸实践。
软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在于它所提供的基础结论和战略决策或工作设计能在既有条件下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发挥最佳效益或获得成功的结果。如果一项重大的决策或实施方案被实践成功地运用和证明，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人称之为“智能经济”。美国这类研究机构由于给政府和公司提供研究成果而获得的收益每年可达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软科学所提供的决策智慧和政策咨询给现代国家和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和成功的事实使世界各国对软科学高度关注和重视。早在 80 年代，日本一些财团和公司通过收买美国的思想库或研究成果来影响美国对日政策并频频奏效。
1969 年，瑞士人发明并设计了第一只石英电子表，但没能被瑞士手表制造业利用，当时瑞士业界认为，瑞士在精密机械表技术上拥有巨大优势，不必调整产品结构去生产电子表。但这一信息很快被日本得知，立即组织调查论证，认为，日本拥有雄厚的电子技术优势，生产电子表大有可为。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引进了瑞士人的电子表发明专利，大量生产石英电子表。结果日本的手表业第一年就占领了世界手表业在美国市场的 5%，在欧洲市场的 4%。而瑞士的手表市场份额迅速下降，从 1974 年的 8400 万只降至 1979 年的 6000 万只，由此导致 178 家中小手表企业倒闭，甚至连着名的欧米伽和天棱两大公司也亏损严重。日本与瑞士两国手表业一起一落，正源于对于手表业发展的决策取向和对石英电子表技术专利把握上的迥异不同。
军事战略决策研究成果更是同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有项研究这样认为，中国要确保在新世纪建设的能源供应安全，对外贸易安全，海上军事安全和海洋主权安全，实现中国 21 世纪中叶发展目标，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能源、原材料和粮食进口及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必然使中国更加关心海上运输交通的安全。而中国能源进口和对外贸易目前主要依靠经由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海洋运输实现，这就使得中国取得制海权和安全畅通的海上运输通道的问题尤为重要，“甚至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如果美国及其他外国势力控制了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台湾，就使中国“失去了最接近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海洋通道。”那将对中国产生灾难性后果。这一有见地的研究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依据的是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军事学、海洋学、外交学、地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知识及其有机结合，而它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判断又是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全局利益密切相关，给人一种尖锐严峻和紧迫之感。
当今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国际竞争愈益激烈，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大国，空前地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事关国家命运和利益全局的战略研究，对这些软科学研究机构中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迅速增长，使它们能够依靠雄厚的势力和优越的条件，进行科学决策的战略研究，从而为国家政府和财团在各方面能够把握战略的全局，占居主动。这或许是当今世界各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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