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作用,使国人开始了科学的思考,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震荡,并推动其转向。但是直至当下,对于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关系的研究甚多,而对于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整体发展关系的研究存有明显不足。本文希图从实证主义在法学、管理学、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重要体现的研究来发掘实证主义对中国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贡献及重大意义,以深化理解实证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路径与未来发展。
一、实证哲学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实证主义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是实证主义创始人,他在《论实证精神》中认为,“实证”一词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与虚幻对立的真实,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三是与犹疑对立的肯定,四是与模糊相对的精确。所谓实证精神,就是按照实证词义的要求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的、真实的事实为依据,找出其发展规律;所谓实证哲学,就是把实证精神推广到哲学研究上去。因此,这种实证主义与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不同,它不进行抽象,也不以感性经验作为判断事物的依据。它以事实为依据,既肯定过去,更重视现在,既承认精神,也承认物质,因而它能对过去和现在、精神和物质做出公正的评价,并能使观念与运动、进步与秩序得到基本的协调。实证主义方法论力图使人们改变过去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主张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要遵循科学主义、仿效自然科学的 研究方 法去发掘事 物 内 部 固 有 的 规律。实证主义开创之初,孔德、穆勒、斯宾塞等理论家认为哲学应以现象和经验为基础,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立清晰明白的系统知识。随着时代发展,西方实证主义发展成为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这些实证主义分支都拒斥形而上学。但实证主义在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束缚时却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那就是把束缚了科学发展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当做对事物和世界的本质及基础进行研究的哲学本身的局限性,在否定前者的名义上也否定了后者,也就是否定了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理论,特别是对本体论问题进行研究的意义,进而它否定了唯物主义,这必然会把哲学和科学都局限于现象范围,使它们失去现实的客观基础。
实证主义进入中国,起初与其可贵的实证精神并没有很大的关联,而是有更为复杂的时代用意。
鸦片战争以降,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西方实证主义进入国人的视野,首先是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其次才以哲学的面目出现,因而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
作为没有中国传统的外来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空间,同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
实证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分为引入期、发展期、反思期。严复和王国维在引入期功不可没。
严复留学英国期间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实证科学,后来他在中国学术界大力倡导西方的实证科学,倡导实证方法,初步介绍了经验原则和逻辑原则,呼吁改革传统的思维方式。严复之后,王国维研读康德的哲学着作时,接受了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从认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实证方法的哲学基础,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在发展期,胡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最具代表性。胡适留学美国师从杜威,接受了实证哲学在美国的分支———实用主义的思想。由于胡适本人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尽管他致力于弘扬科学方法,却未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自然科学家兼哲学家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弥补了胡适的不足,在五四时期,王星拱在《科学方法论》一书中介绍了实证主义的嫡传———马赫主义哲学。在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号称“科学神”的丁文江打出“唯觉主义”和“存疑主义”的理论旗帜,进一步扩大了马赫主义的影响,从而把中国实证哲学思潮推向高峰。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为反思期,张东荪、金岳霖先后尝试建立自己的认识论体系,以解决实证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张东荪从康德那里受到启发,沿着主观主义的思路,主张用先验论修正实证论的唯觉主义观点。而真正做到接着实证哲学的问题讲而又突破实证论局限的学者当属金岳霖。他认为,仅靠感觉经验并不能形成知识,知识归根结底来自独立存在的外物。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必须看到“意念”的抽象作用。他虽然也认为知识来源于感觉,但否认感觉是主观的,而强调它也有其客观来源,人们必须承认被感知对象的客观性。这种观点,最终突破了实证论的樊篱。
在刚刚从中世纪复兴过来的时代,实证哲学无疑具有很强的革命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某种程度上,它使人类从此真正走向理智、理性与科学。实证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在哲学层面上引起了有关知识论的探讨,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引入了科学思维,形成了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想,使科学成为中国人思考的坐标系,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
二、实证主义与中国相关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分析
实证主义进入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发生关联后,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具体到每一个学科又有着不同的影响。下面以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史学为例,来实证一下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关联。
(一)对实证主义的利用和改造是法学史发展的主要线索
近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外来思潮与固有传统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国人对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一部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学史主要是以此为线索展开的。
有学者通过对凯尔森及哈特的分析实证法学的研究方法及思路与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的关系探析,发现该学派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在理论上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可以将我国的法学研究从古代的“礼法合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的“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些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走上科学化研究的轨道;在实践中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修正了“法即良法”的道德原则,明确了法律与道德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恶法”在得到修正之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社会成员仍应当尊重和遵守“恶法”。这样可以规避有些人以“恶法”的名义而违反良法,最终使法治陷入困境。左军在此基础上还提出,哈特对法律语言的分析使我们发现:法律语言必须准确、简明、易懂,否则在法律实践中难免出现误解。
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有学者认为,法学界长期以来思辩传统极度欠缺,但是最近40年的法律研究,人们更多关注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存在和维系。这时所谈的法律实证主义,较少学理的意义,而更多历史的意义:它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一种历史性前提和背景,而当它最后带着某种可以名之为实证主义的印记延伸至当代社会时,那已是一种深刻畸变了的法律实证主义。所谓新时期法学,是经此深刻畸变了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最新发展,如果说这一段历史中含有什么超越的意义,那就在于,1977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间,逐渐产生了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力图从根本上摆脱旧有格局的努力。现在要对这样一种非主流的贡献作全面的评判为时尚早,但要说这种努力可能代表了中国法学未来的希望却是大体不差的。
(二)实证主义是管理学中情感逻辑的补充
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管理思想从此进入理性分析、系统发展的年代。泰罗在书中明确谈到,“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倡以高工资和低劳动成本作为最良好的管理制度的基础,指出在最困难的环境下有可能保持这两个条件的一般原则”。在他看来,管理不再是属于个人支配的问题,而是客观社会规律的作用。这也正是实证主义精神所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主要包括三部分:工作定额原理、标准化原理、职能化原理。这些原理奠定了现代管理的基础,成为现代管理发展的起点,直到现在仍在管理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些吊诡的是,西方的管理理论中的实证主义精神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发展后,却越来越欣赏东方管理理论中的情感逻辑。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伦理型市场经济,注重情感投资,注重于群体本位。和西方防范性管理不同,中国的管理具有引导性特点,即通过特定的途径,使员工接受企业准则和伦理,接受规则和条例,从而形成自我管理、自觉管理的特点。这样,中国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哲学在现代管理中的确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中国这种以“情”为纽带的管理模式,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这符合当今世界管理学的趋势,也有它明显的优势。而这种现代管理中的“情感逻辑”优点,却使中国的管理生产出了自身的缺陷: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充分,而在强调任务和规则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过多偏重于关系学,已经导致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了。
因此,中国管理模式在自我型塑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自己的人本主义精神不衰败,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引入西方的实证主义精神。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一旦这种实证主义理念在中国管理模式中扎根,中国的管理必将实现质的跳跃,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发展。正如熊美娟所说:“中国文化中缺乏了这种实证的基因,应通过介绍、引进的方式使在已有的情感逻辑基础上加构效率逻辑,从而真正发挥它的优势。”
(三)实证主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实证主义进入中国后,首先,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大众层面上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想,使科学成了中国人思考的坐标系,成了处理观念和现实问题的工具。其次,才表现为一种学术追求。当时,由于社会学刚刚引进,高校社会学专业教材与参考书多是翻译过来的西方社会学着作,以介绍西方社会学为主,在体系和内容上相当程度地受了西方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一般采用西方的社会调查方式,并且多是在外教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调查成果多在国外发表。虽然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实证主义的引入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但是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最底层的地基。
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历史进程深受费孝通先生的影响。费老的社会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从现实生活的现象入手研究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就社会学来说,所谓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意思是说通过到研究对象的现场去了解事物的完整过程,从而发现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费老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坚决拥护者和践行者。费老一直主张,一定要到现场去,一定要深入实际生活。费老在生命最后20多年的时间里,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研究,即使到了90多岁高龄,每年还要坚持200多天在外地调查。费老还将实证主义提升到“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高度加以思考,并将其作为基础的方法论。他认为,如果能抓住问题,不懈努力,深入研究,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他主张,在培养中国社会学工作接班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联系科研的原则。社会学一定离不开社会调查。在他的影响下,“今天中国社会学主流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分层研究、单位制研究、社区研究,还是大量的问题研究,都需要通过实证才能构建起所谓的理论来,或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涂尔干曾说,社会学如果无助于社会的改造,那么它就毫无价值。费老一生都将社会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器物,致力于“强国富民”,凭借自己的睿智与身体力行,为中国社会学奠定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指明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发展方向。
(四)实证主义与史学的融合与排异
实证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进入史学的领域,引发了史学的革命。这种革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史学的研究对象,把史学从考核史实、记叙历史现象之学引向探索规律、研究历史本质之学;二是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史料为基础,广泛收集资料并给予严格的考证。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进入中国历史研究场域并发生作用,最初是由梁启超来实现的。
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即提倡民史,反对君史,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进行了编写新体中国史的实践,将中国史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强烈的“致用”目的下开展的史学革命,过于强调了将群众作为研究对象并挖掘其影响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忽视了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致使当时的史学出现空疏、浮泛和忽视史料建设等方面的弊病。实证主义史学的第二个宗旨是胡适将其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史学”,坚持“对史料考证的重视,主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坚信历史学完全可以成为同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的实证科学”。“五四”前后出现的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名震史林”新考证学派,就是将西方实证主义与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求真尚全”的考据方法相结合,使这一时期对史料的重视和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 而 在 历 史 研 究 领 域 取 得 了 诸 多 突 破 性 成果。
实证主义进入中国史学领域后,引发了史学革命,直接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史学研究。但是有学者对此却深有不满,他们认为这种成功之处,正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失败之处,“史家们所奉行的理论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更准确地说,是用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且认为中国史学陷入了“理论的困境”,“理论的贫乏与教条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学生命力的衰微”,这是“实证主义在中国历史学这块园地结下的苦果”。
三、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关系的总结与前瞻
由于社会科学基本上都是对人类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的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界线就显得比较模糊。因此,选择以上学科为代表,放在近代以来的大背景中,做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分析,对于认识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关系就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正是在这种可信性和对两者关系所做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可以对以前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作一点小结。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镶嵌在宏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之中,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需要与推动。实证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正是适应了中国发展的需要。
———实证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寄托了国人对于中国社会改造的希望。
———实证主义被引入中国后,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首先反映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方面。实证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思维习惯,使国人具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
———实证主义进入中国社会科学后,促进了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从人文主义向实证主义的转向。
———实证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证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世界上其他学者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与批评一样,有些中国的学者也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并提出了批评。
———正是由于实证主义的贡献与局限性在中国的表演,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要让实证主义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一方面要防止实证主义局限性的破坏作用。
———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关系还将进一步深化。
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关系到底将如何发展?从实证主义进入中国的历程获得启示来分析,要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出发来思考才会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判断。一是中国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二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决定着我们将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和改造这个社会,决定着我们将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开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中国当下还处于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历程之中。在这个历程之中,各方面的发展非常不均衡,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已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已经到了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社会朝前跨跃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明显不足,正在成为一对重要矛盾,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整体发展。中国在获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获得了发展的负外部性后果,并积累了大量的发展问题:群体性事件、征地拆迁、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教育公平、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多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国家也还没有形成既定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之所以没有形成,是因为对这些方面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要想彻底理解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解决之道,首先得采取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来个彻底的调查,收集经验知识。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式的调查可能是解决这些中国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需要运用实证主义来科学地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同时也为实证主义提供中国式的舞台结构。
实证主义在中国式的舞台结构上运作,这涉及西方学术理论与中国情境的关系问题。关于此,学界争论颇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本土化日益成为一种主流观点。对于这个“必须”,黄宗智认为:“由于现代西方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
不能生搬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事实,或者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这种做法,只会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严重的畸变,从而脱离中国的地气,成为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曹锦清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并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西方的经验可以参考,西方的理论可以利用,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以中国为中心就意味着,我们凭靠中国自身的经验有权利修正西方的理论。”
提倡尊重中国的经验还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有关。社会科学的理论建设应遵循:材料积累———范畴归纳———理论建构三个步骤。
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是吃透这个社会,弄清楚一系列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存在形态、形成过程、产生原因、社会影响和走向。当前社会变动异常迅速,为弄清事实的真相,为进一步的概念提炼带来极大的困难。往往刚刚建立起一个范畴,还未来得及检验,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又要重新进行材料积累的工作。因此经验积累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句话,要想尊重中国的经验,要想遵循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路径,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必须坚持实证主义研究,广泛积累中国的经验。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社会科学当前还处于大量积累经验的阶段,成为实证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实证主义本着科学精神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必将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再次做出重要贡献,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提供科学的良策。由于实证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果对这些局限性不加规避,可能会破坏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学者在运用实证主义开展研究时,还要站在时代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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