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对社会学学科认识的演变过程
从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以《群学肄言》书名译为中文以后,国人开始接触社会学,而且很快有人开展了相关研究, 于是人们对这一新兴学科的认知就进入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概括而言,一百多年来,国人对原是"舶来品"的社会学的认识与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即早期较为盲目的模仿移植阶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初的本土化努力阶段、建国初期的武断拒斥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重建阶段和现今的理论综合阶段.
(一)早期的模仿移植阶段
晚清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个高潮. 这是因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迅速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中国面临首要任务.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种种制度性的缺陷, 根本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并走上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与此相应, 引进西方先进技术, 介绍西方风物制度,谈论西方社会思潮,便成为一种时尚. 社会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介到中国的.
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 不少人视之为一种如同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一样具有操作性的理论,认为它是福利社会体制下的工具之学,可用于了解社会现象,增进、改善人类社群关系,因而是一门具有控制功效的社会"工程"知识[1](P6-9). 实际上,就当时学术研究的整体取向而言,正是痛感于以直觉体验为基础、 以思辨为主轴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即道德伦理学知识体系)难以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促成"富国强兵"、" 救亡图存"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推崇以感官经验为基础、 以实验归纳分析法为主干的西方知识体系 (即科学知识体系). 由于西方社会学提倡科学精神和实证原则,所以得到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的高度评价,进而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2](P80-82).
由此可见, 西方知识体系移植到中国来的现象, 乃是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学的发展,又是整个中国新学术体系重建过程中的环节[1](P7-17). 也正因为这样,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 难免对西学抱有一种膜拜和景仰的心态, 从而导致移植模仿西学的过程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 这种情形在社会学上具体表现为它的早期发展以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着作、 派遣学生游学西方为主. 据统计,从 1850 到 1904 年,中国译介的重点逐渐由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其中社会学也占了不小的比例 (王晓秋,2000)[3](P112). 另据孙本文先生统计,到民国三十六年(即 1947 年),在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或任教者共 144 人,其中 10 人是美国教师,其余 134 名中国教师中, 有 107 名是留学生 ,占79.85%[4](P69). 这样一来,起步中的中国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被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潮流所左右, 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亦步亦趋[1](P3-28).
(二)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初的本土化努力阶段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学迎来了学科发展的第一个 "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的到来,是以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社会学前辈努力的结果. 尽管介绍、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仍然是中国社会学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任务, 但很多学者已经把精力主要投放在研究和解决本土问题上,从而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更具体地说, 中国社会学最初的本土化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自主培养专业人才,成立专业组织,创办学术刊物. 中国最初缺乏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所以出国留学就成为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随着留学生陆续学成归来, 中国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在上海大学、 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设社会学系或专业,开始自主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 尽管高等教育在抗战期间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到 1947 年仍有 22 所大学开办社会学系或相关专业,教师人数 120 余名,在校学生超过 400 人.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研究者还积极筹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于 1930 年成立了社会学社;先后创办了《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界》《社会学刊》《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学讯》等专业刊物,建立了自己的学术阵地.
二是以本土为依托,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发表研究成果,形成学术流派. 虽然中国第一代社会学研究者大都具有留学的经历, 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以及中国当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状况,使很多人意识到照搬西方理论无法深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于是, 他们从了解国情入手,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状况调查、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调查、陈翰笙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等等, 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不少成果,如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等,一些本土学术流派的雏形也由此显现,如孙本文的综合学派、吴文藻和费孝通的社区学派、 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派等.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编写本土教材和案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李达和瞿秋白等人的推动下,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此期间得到迅速传播和中国化. 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他通过深入调查,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许多着名文章,为认识中国社会、制定革命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三)建国初期的武断拒斥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开展全面清理和改造旧中国社会科学遗产的活动[5](P175-176),并对高等院校和学科、专业进行相应调整,社会学属于被撤销专业之一.
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实际上并不复杂, 大体可以归结为共和国创始者早期治国理念的简单幼稚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盲目模仿苏联取消社会学学科的做法; 二是教条式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没有弄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 以至将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同起来; 三是分不清革命与建设的界限, 机械地把战争年代的经验运用于和平年代,使斗争哲学泛滥成灾;四是对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共性认识不清, 因而易于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个性去否定这种共性. 在这种氛围下,源于西方、强调秩序、注重改革的社会学必然遭到冷遇,而且随着"冷战"思维和极"左"思潮的滥觞,对它进行简单粗暴批判和武断拒斥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便如此, 今天任何人都不应该站在道德至高点上, 对社会学乃至整个知识界当时的表现进行指责. 因为"无论人们对新中国抱有什么样的看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世纪中提供了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 这一成就本身无可争辩地结束了 20 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思想家、 学者中间的一场长期的争论---中国发展是应当走枝节改造的改良之路还是走根本改造的革命道路"[6](P44).
事实上,正是由于"正统"社会学理论未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传统理论"搞错了",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问题是,何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当时政界、学界都是说不清的.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使用过社会学的概念, 而西方改良主义道路恰恰又被马克思认为是行不通的;从实践上讲,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推行总体上是失败的. 因此,在康生于 1957 年一次重要座谈会上将各种 "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社会学,继而胡绳又写出一系列批判文章之后, 社会学在中国就进入一个漫长的沉寂阶段.
(四)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重建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标志. 由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各个领域都展开了拨乱反正,社会科学界也不例外. 1979 年 3 月,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第一次为社会学"正名".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科学要"补课",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学.于是,中国社会学进入恢复重建阶段,其主要任务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在高校逐步恢复和设立社会学学科、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由于中国社会学中断了 27 年,专业人才严重断层和匮乏, 所以恢复重建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 为此,国家一方面在一些有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恢复或增设社会学专业并招收研究生,另一方面开办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为代表的讲习班, 迅速培养了一批至今活跃在教学科研领域的师资和研究队伍. 到 2006 年,全国仅高校就有近 300 所开设社会学或相关专业, 教师人数达 4000 余人,各个层次在校生人数近 3 万人.
二是翻译介绍国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打通国际交流渠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进入一个快速而又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 由于社会学历来以追求"秩序与进步"为宗旨,所以在新形势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能够较为有效地解释西方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变迁趋向,对缓解西方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而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必然逐渐加速进入转型期,而且也必然参与到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这就要求中国一方面要立足国情,坚持改革,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通过对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变迁机制的精准把握,实现学习吸纳与合作共赢双重目标.翻译介绍国外尤其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打造国际交流平台,无疑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因此,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派出大批留学生,邀请大批专家学者来访,从而对国外社会学及其动态有了越来越全面深入的了解.
三是成立各级专业团体,打造专业学术刊物.一个学科的繁荣,不仅需要大批学人,而且需要有强大的专业组织和坚固的学术阵地. 到 2006 年,除了高校, 全国还有各类社会学研究机构 50 多个,群众性学术团体近 50 个. 此外,还陆续创办了《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学》《社会》《社会工作》等10 余种专业刊物, 国内其他人文社科类重要期刊大多也开辟了社会学栏目.
四是开展理论研究,服务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社会分化一方面会促使社会运行的整体效率日益提高, 另一方面则使社会整合的难度日益增大. 换言之,社会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会呈现交织性、 突发性和多面性的特点. 而社会学本身具有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功能,所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获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当前的理论综合阶段
尽管社会学在恢复重建阶段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决策依据,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无论从学科发育程度还是制度环境上看, 都尚未全面具备充分发挥社会学作用的条件. 所以不难理解,在此期间社会学何以还会出现几度波折,如"八九风波"后,社会学就曾受到严重的质疑. 从这种意义上说,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
随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的到来与两个大的历史背景相关: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发展,改革进入"深水区";二是当代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开放面临新挑战. 这自然也对社会学提出了新任务.
这个新任务就是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机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预测,为解决社会问题、减缩社会代价提供决策依据,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学理支撑. 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综合,逐步建立一个立足本土、 联通国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社会学在人才储备、学术积累、平台搭建、国际交流、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已具备较为扎实的基础, 只要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的同仁努力不懈,增强理论自觉,就完全能够承担责任,达成任务.
二、理论自觉的本质意涵及其内在动力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 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理论自觉的不断增强,才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形成了现今的大好局面. 那么,什么是理论自觉? 为什么要强调理论自觉? 提高理论自觉的路径及其内在动力是什么? 这正是以下要回答的问题.
(一)理论自觉的内涵及其来源
最早提出理论自觉概念的是郑杭生先生.他在2009 年 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概念作出如下解释 :它"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 '自知之明', 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7].
郑杭生坦承理论自觉源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 在北大人类学所 1997 年一次研讨会上,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 ,形成的过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8](P188).
郑杭生认为,"与'文化'这个大概念相比,'理论'是一个小概念、次级概念. 理论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对文化的某种提炼提升. 因此,'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特别是一种与各门学科及其成熟度有关的形式. 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9](P2). 可见,他不仅承认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之间的传承关系, 而且把这种传承视为践行理论自觉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理论有"自知之明"的具体表现.
很明显,理论自觉所强调的是两个"反思",即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当然也包括像社会学这样的具体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既要勇于和善于反思自身的理论,又要勇于和善于反思他人的理论.
唯其如此,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提高理论上进而文化上的自主能力, 以便在变动不羁的环境条件下获得理论从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提高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路径
强调理论自觉, 归根结底是为了保证中国在当前和未来世界文化格局中,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提高自主能力,获得自主地位. 因而也可以说,理论自觉是时代对中国学术共同体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学人应该具备的学术品质, 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不言而喻.
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 固然可以看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理论自觉的逐渐增长过程,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相对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对社会学提出的任务而言, 目前所达到的高度还是非常不够的, 具体表现为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不足、 对他人尤其西方理论反思不足两个方面.
对自身理论反思不足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古今学说的评判方式有待改进. 对自身理论的反思,自然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评判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承(包括理论演变)是在文化创新、文化采借、文化变异、文化断裂和文化重建相互交错的过程中实现的,其内容极为庞杂,人们对它的情感又相当复杂,所以很难作出客观、精准的评判. 从原则上讲,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尽可能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很多情形下都是难以判断的,因而也难以选择"扬"什么、"弃"什么.
怎样才能破解这个难题呢? 首先是要对古今的学说、理论进行系统的清理,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其次是要对这些学说、理论进行功能分析,特别是从实践的角度考察它们是否有利于人们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 是否有利于为人们提供一种稳定的、向上的行为准则,是否有利于塑造合格的社会成员,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复古主义的思潮, 尤其要坚决抵制那些打着尊重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借古讽今、以古非今的现象;二是"存在即为合理"的思潮,严防极端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现实生活中泛滥.
对他人理论反思不足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外尤其是西方理论的评判方式有待改进. 对他人理论的反思,基本目的当然是"洋为中用".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 撇开科技领域不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最大的成功莫过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了它的中国化;而对于其他的学说,则始终把握不好,消化不良. 特别是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很容易在两个极端上摇摆,即拿来主义和关门主义.
拿来主义就是主张把西方的理论、 文化生搬硬套到中国来. 这种"西化论"的观点在建国前比较常见,建国后曾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后又有回潮之势. 从表面上看,建国前后持这种观点、立场的人的误区是一样的,即不了解"社会科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是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10](P183)的. 具体到社会学,是不承认西方之社会学理论乃工业社会的产物, 充满着迷思与偏见[1](P2). 实则不然. 早期的西化论固然源于国人对西方理论、 文化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但更是出于当时人们希望"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态. 因此,尽管这种主张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 但是不应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以来时隐时现的西化论性质完全不同. 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罔顾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往往只是抓住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全盘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当然是绝不允许的.
关门主义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理论、 文化的盲目拒斥.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建国前,同样也存在于建国后,但原因大不相同. 前者主要源于文化我族中心主义, 尤其是源于一些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的心态; 后者主要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尤其是不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共性特征,忽视甚至不承认西方理论对于这一过程的解释的科学性, 进而否定其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的参照意义,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待外来尤其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首先还是要加强对它们的研究,不仅要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更要揭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其次是要批判性地吸纳其中合理的成分,并通过实践这一链条对它们进行中国化的改造,搭建"中西合璧"的多元平台.
(三)理论自觉的内在动力
如前所述, 理论自觉的根本意涵是对古今中外学说、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反思. 这固然需要针对不同的学说、理论选择适当的技术路线,但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培植进行这种反思的内在动力:自信、包容和理性.
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首先要自信,而后才能自觉、自强. 具体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自信主要表现为不同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要坚定不移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相信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这样,学人们才能自觉自愿、潜心耐心地研究中国问题,平和地看待国外的世界.
有了自信的意识, 就比较容易形成包容的心态. 同其他文化一样,中国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整体,所以既存在包容的元素,也存在偏狭的成份.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中国虽然"多次面临异质文化强有力的挑战,但结果不仅没有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反而增强了它的韧性,扩大了它的容量"[11] (P84),客 观上不断强化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但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受到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强力挑战, 不得不开始认真审视西方文化,反思自身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增长,偏狭的成份不断隐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 形成了举世公认的"中国经验"或说"中国模式",使中国人得以在一个更宽阔、 更坚实的基础上重构自己文化自信, 拓新自己的文化品格. 诚如有学者指出那样:"善于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 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的变化发展新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而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胸怀世界,则是中国新文化的基本精神. "[11](P89)由此也可以发现, 中国人自信心和包容性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理性的增长. 受自然经济以及相应政治、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历来注重感性体验或直觉, 推崇传统和习俗. 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很难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照对象世界的本来面目去开展认识活动、检验认识结果,行事原则往往偏向于情感理性而非工具理性. 近代以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因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内部需求和外部挑战. 众所周知,清初以后,中国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但是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却非常缓慢, 水平十分低下. 尤其是从 19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40 年代,"西方社会通过科技和制度的创新而在各个领域获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的时候 ,中国却处于由 '治 '到 '乱 '的历史拐点上"[12](P56),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不得不通过反省自身文化和采借外来文化的双重方式重塑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普遍张扬,进而有助于人们比较审慎地对待本国和异域的文化,按照合理化的原则行事.
总之,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成效日益明显,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形象不断提升. 与此相应,中国人的自信心、包容心和理性意识也不断增强, 从而也有力地推动了学界的理论自觉. 但是应该看到,相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而言,国人的自信心、包容心和理性精神都还有待增强,需要长期下力气去培植.
当然,"理性是冰冷的铁笼". 如果任凭工具理性不断张扬,那么就很可能导致它的异化,使社会行为被极端功利主义所左右. 因此,在提倡自信、包容和理性的同时,也应该大力培养人文精神,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从理论自觉到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
在这里讨论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首先是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影响;其次是有感于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现状;三是认为它与理论自觉密不可分.
(一)什么是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费孝通先生晚年对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他看来,不同文化之间只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有可能形成"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进而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撇开"天下大同"不谈,笔者认为"各美其美"不难,"美人之美"有难度但比较容易解决,"美美与共"则殊为不易.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文化主体对自己的文化有起码的自信,"各美其美"就不成问题;只要他们对他人的文化有起码的包容,"美人之美"也不是问题. 相比之下,"美美与共"就要困难得多,它既需要自信,又需要包容,更需要理性.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美与共"呢?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意思,它应该既是对待不同文化的一种态度,又是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 具体地说,它要求不同文化在自我欣赏和相互欣赏的基础上取长补短. 他的这个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若是把这个观点推论到社会学学术研究问题上,所谓"美美与共"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真正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美美与共"的基础. 由于这里加上"真正"二字作为定语,所以仅凭对本身理论的自信就不足以做到"各美其美";同理,仅凭对他人理论的包容也不足以做到"美人之美". 实际上,各国社会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都是为了解释本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本土特征非常浓厚. 因此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学者,都应该以自信和包容的心态,理性审视自身和他人的理论,把真美的内容分析、甄别出来而美之. 这也是学人对待国内外不同学术观点、流派的科学态度.
其次,"美美与共"的主要目的是取长补短.如果说"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差异或说个性的重要性,那么"美美与共"所强调的是共性问题. 虽然严格意义上"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必须以科学理性为准绳,但是由于实际判别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之美的过程难以回避"主客观矛盾",无法彻底做到价值中立,所以它们的基本目标实质上并非"求同",而是"存异". 这就意味着那些无法完全确定的自身之美和他人之美,都会在尊重多元价值的理念框架下存而不论. "美美与共"则截然不同. 它强调的是"互补",是化人之美为我之美,化我之美为人之美. 因此,无论我之美还是人之美,它首先都要求是"真美",然后还要"适我"抑或"适他",并非所有的"长"都可取,所有"短"都要补.
最后,"美美与共"不是折中主义,也不是所谓"中庸之道". 当前很多人认同甚至推崇的多元价值观,本质上只是为了缓解不同文化的冲突,掩盖隐藏在不同价值价值观背后的利益分歧,因而其政治色彩明显大于学术意味. 在阶级、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无论是提倡"普世价值观"还是"多元价值观",都不可能在根本性问题上超越阶级、国家的利益,否则很难理解首倡价值中立的韦伯,何以要强调"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要使世界幸福,而是要把一个被经济进步包围的国家社会性地统一起来"[13](P244);而被帕森斯宣称为摆脱了政治与文化价值的结构-功能主义,何以也打上明显的冷战思维的印记. 也就是说,当不同文化价值与不同利益诉求牵扯在一起的时候,折中主义是行不通的. 此外,有人把"美美与共"视为"中庸之道",这也是不恰当的:前者关注的是一种文化格局及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后者关注的是天人关系,强调执着、中正、平和的人格特征.从这些含义中也可以发现,理论自觉是学术生态"美美与共"的认识论基础,离开了理论自觉,就谈不上"美美与共".
(二)中国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现状与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讲,中国社会学在改革开放后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术生态持续好转,这在第一节中已经介绍清楚. 但如果将"美美与共"的上述含义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现状相对照,则会发现二者相去甚远,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首先,在本土问题研究方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还不太紧密. 研究本土现象,解决本土问题,是各国社会学的基本传统之一. 在这个方面,中国社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对很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复杂性和交织性,不仅加大了研究的难度,而且也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使人难以真正发现自身理论之美,进而滋长"孤芳自赏"或"自惭形秽"的心态.
其次,在西方理论研究方面,理性批判的意识还不够强烈. 实事求是地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界非常重视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学术繁荣,从而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耐心、静心、潜心地探讨西方学术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也不太注重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所以也难以真正发现他人理论之美. 更为甚者,有的人只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研读和对西方社会的片面观察而认为发现了人之美,于是特别乐于兜售人之美. 其实,就算真正发现了人之美,也要充分考虑能否以及如何"化人之美为我之美",生搬硬套从来就不可取.
再次,在学术规范结构和评价、激励体系方面,存在巨大的制度化空间.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学术规范结构和评价、激励体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规则体系,但是还不太成熟和定型,而且制度化空间非常大,比较突出的是学术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界定问题,学术道德问题,学术评价和激励机制问题等.
最后,在学术共同体发育方面,学术流派比较少,争鸣空气比较淡. 尽管中国社会学研究越来越活跃,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共同体规模持续扩大、内聚力逐渐增强,学术观点精彩纷呈,但学术流派不多,比较成熟定型的更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情结、功利化的"好好主义"等其他因素,国内学术争鸣气氛还不太热烈. 因此,郑杭生先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社会学应该多一些学派,少一些宗派.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反思不足,也即理论自觉不够.
( 三 ) 增 强理论自觉 , 促进学术生态的 " 美美与共"
既然如此,怎样才能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促进社会学学术生态的"美美与共"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操作的层面上看,当前应该重点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以学术共同体---尤其中国社会学学会---为依托,推动学术规范结构和评价、激励体系的制度化. 虽然中国社会学学术规范已经初步确立,但它毕竟还只是一棵幼苗,若想让它长成一颗参天大树并发挥遮风避雨的作用,除了依靠学人对它的自发呵护以及相应的自律,更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来监护,而学术共同体就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在学术评价和学术道德方面,它的作用是其他机构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以兴趣群体为依托,以特定领域为对象,以理论工作坊为形式,培植理论流派. 近年国内有些学者陆续以社会学分支学科为对象,组织开展诸如"组织社会学工作坊"等一系列活动,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这种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同一领域不同兴趣群体通过比较持续化的研究,形成相互竞争的观点,因而有利于促成不同的学术流派.
再次,以高校和地方性科研院所为依托,拓展区域研究的宽度和深度.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十分不平衡,不同区域亚文化特征明显,所以区域研究的地位非常重要. 相对而言,地方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这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最后,以社会组织为依托,以青年才俊为对象,培养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社会学后备力量.中国社会学的过去主要依靠前辈引领,未来则主要依靠青年人开拓. 这些青年除了要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还要具有中国情怀和世界眼光,否则无法担当起振兴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责任. 近年有些社会组织如"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以应该鼓励更多机构的参与.
这里要特别指出,笔者完全无意否定政府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学术生态形成方面的影响. 在前面梳理学术史的过程中,已经粗略谈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本文的意趣是探讨学人群体的理论自觉,所以未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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