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悉的认知中,古典时期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和马克思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它的研究旨趣和理论与方法论走向,他们被称为社会学的“创立者”,或者“社会学之父”(founding father)。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描述中,白人男性构成了社会学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不同肤色的人和女性完全处于不在场的消失状态。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这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完全是由男性主导的吗?
性别话语的兴起挑战了上述认知,学科史的书写在这样的思潮下面临着重构的任务。男性主义的书写模式被摒弃,对多元文化、种族和性别的考量,指导了学科史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历史上被遗忘的女性社会学家被重新发现,进入学科史的书写。她们的加入扩大和丰富了社会学史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弥补和修正了学科史中女性缺席造成的偏见和遗憾。
本文首先回顾学科史的书写方法和策略以及性别视角的缺失,其次探讨学科史重构过程中女性的加入及其影响,再次将性别视角引入中国情境下的学科史书写讨论,最后进行总结讨论。
一、社会学之父们:父权制的学科史书写
本研究的重心在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学科史重构,女性研究或者性别主义作为分支理论与方法固然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本文的主题。事实上,在阿伯特等人编写的《社会学导论:性别主义视角》中,认为性别视角已经在社会学的不同领域展开实践。特别是在性和身体、认同与差异、视觉和文化社会学这些主题中,性别视角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在身体与疾病、家庭、工作、犯罪和生活史领域的研究中,性别视角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有一些领域,性别视角还没有完全获得认可,如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领域。因而本文更关注学科史作为生产学科认同的重要场域,在其书写策略和过程中如何将女性排除,又是如何将女性纳入的。
本文认为,在书写学科史的工作中,体现了父权制的显著特征。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贡献者,几乎全部都由男性构成,他们成为了“社会学之父”。这种书写策略完全排除了女性学者的学术实践和历史成就。父权阴影下的学科史书写所导致的后果,营造了这门学科由男性构成和决定的假象,社会学成为一门由男性垄断的研究社会的学科。此外,在社会学之父的群体中,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也缺席了。
事实上,在古典时期的一些主要人物那里,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并不友好。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一名词,并以“实证主义”给这门学科定调,但是孔德对女性的态度表明了其男权主义的立场。在和穆勒的一些通信中,孔德谈到了自己对男性和女性差别的看法,认为自然界中雄性都是优于雌性的,唯一例外的情况可能发生在最低等的无脊椎动物那里。孔德认为女性的自卑感源于她们无法进行抽象思维,理性被她们的激情所打断了,所以她们不适合主持公司、领导军队,也应该完全禁止她们在政府部门工作。
虽然孔德的男权思维在后期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创始人的“缺陷”,很少出现在学科史的叙述中。
一般而言,学科史的写作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建立人物和学派为中心的学科史,这种办法颇为常见;其二是对历史进行理论化,用“传统”或者“范式”对社会学进行梳理。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种方法虽然都会结合学者所处的历史情境来阐释他们思想和概念,但是在方法论上仍体现出类型学的特征。
此外,其历史性或者时间性,在逻辑上依循“古典 -现代 - 后现代”的叙事模式。关于第一种方法,在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中,从孔德到兹纳涅茨基,科塞列举了 15 位思想名家,他们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构成与发展,起了实质性的作用。
但是这些思想家们清一色都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不仅缺少西方地区之外的学者,女性学者更无从谈起。因而,标题中的社会学在缺少具体时空指涉的情况下,不能掩盖其背后西方的在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学被等同于社会学本身。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同样也是男性社会学家的集体出场,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和托克维尔被其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
在国内学者的著作中,周晓虹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是代表性的著作,虽然他将社会学的历史场域标定在西方,但是父权色彩浓重的学科史书写延续了下来。在 10 多位确立社会学历史发展与知识体系的经典社会学家中,从实证主义的助产婆孔德到经典时期的最后一位社会学家索罗金,没有一位女性或者黑人学者在场。
在第二种方法中,建立社会学的传统或者范式,本身便有将学科史“经典化”的特点。柯林斯认为社会学存在 3 种传统,分别是:冲突论传统,代表人物有马克思和韦伯;互动论传统,代表人物是米德和布鲁默;社会团结传统,代表人物是迪尔凯姆。传统在柯林斯那里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还存在扩容的可能,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被归为第四种传统。
瑞泽尔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其作为对社会学进行知识分类的标准术语,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存在多重范式的科学,存在社会事实、社会定义和社会行为 3 种范式。范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基本操作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本身意味着一种学科认同的建立。显然,以范式为方法论工具,对社会学史的不同理论取向和流派进行分类,本身体现了一种元社会学的理论倾向,即对社会学理论流派进行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构。值得注意的是,瑞泽尔的范式和柯林斯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叠。马克思和韦伯可以归于社会定义范式;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可以归为社会事实范式。
不管是传统还是范式,柯林斯和瑞泽尔最终需要回到历史人物那里去寻找依据。其可议之处在于:一方面,在建立这些传统和范式的时候,并未在性别视角下进行;另一方面,他们寻找的历史人物,和第一种方法一样,仍是以西方的男性白人为主。女性学者与少数族群仍被排除在了经典化的学科史之外。
总之,在学科史的书写过程中,社会学之父们构成了学科史的主要内容。这种父权制的书写是对女性的遗忘。
二、寻找社会学之母:女性与学科史的重构
学科史的书写,一方面为社会学之父们立传,将他们当作这门学科的圣徒;另一方面在建立传统和范式的时候,将社会学之父们经典化,他们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并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无法逾越。但是,对女性学者的忽略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书写策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此起彼伏的各种社会运动中,黑人运动与性别平等成为主题,社会学必须要作出回应。
哈米尔顿(Hamilton)对美国社会学学科史文献的观察发现,社会学史的书写在不同时期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中,并且面对来自社会思潮的直接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社会学的男性化写作受到质疑,19 世纪的女性作家马蒂诺(Martineau()1802-1876)被重新挖掘,当作社会学的奠基人来对待。另一个例子是杜·波伊斯(Du Bois),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也被重新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社会学亟需“重新发现”那些在历史上被忽略的女性学者们,将她们带入被社会学之父们占据的历史中去。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蒂更(Deegan)指出了社会学中父权主义的情况:女性社会学家的生活和理念,鲜有出现在社会学的教科书、课堂和学科史中。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这门学科的历史和专业化发展是父权的,并且意识到了应该修正这种偏见;另一方面需要面对的情况却是,在社会学的知识库中缺少这方面的资源。
蒂更挖掘了 10 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女性学者,介绍其生平和学术研究成果,以弥补信息上的缺乏。朗吉曼(Lengermann)和布兰特利(Brantly)梳理了 1830 年至 1930 年 100 年间的女性社会学研究者, 将 14 位女性学者称为“社会学的女性奠基人”(women founders)。
朗吉曼等人认为,这些女性学者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隐身的”,在她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学学术团体与同时代的男性同行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公众熟知的人物,并且她们的存在非常重要。只不过,在历史的书写中,她们的研究实践,甚至是她们本人,都被“擦去”(erasure)了。
这种“擦去”体现了这门学科中性别与知识的政治,因而社会学需要将曾经被排除的她们重新带进来。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中挖掘社会学之母固然重要,但是这仅仅是工作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学固有的男性文化体系中,或者在社会学之父占据的学科史中,为她们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换句话说,女性社会学家的贡献需要进入学科认同的领域,成为经典。并且,对其接纳和认可,并非出自其性别,而是根据其理论或者实践的原创性及贡献。
瑞泽尔和斯特普尼斯基(Stepnisky)主编的《主要社会理论家》收录了 15 位学者作为古典时期的代表人物。虽然欧洲和北美的白人男性是主要构成。瑞泽尔等人加入了伊斯兰学者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和黑人学者波伊斯,另有两位女性社会学家分别是马蒂诺和吉尔曼(Gilman)(1860-1935)。
多元族群和女性学者的加入,重塑了古典社会学的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认同所发生的变化,此举也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社会学学科史这座坚硬堡垒的松动。马蒂诺是向英语世界推介法国社会学的主要人物,翻译了孔德的《实证哲学》,被称为“社会学之母”(founding moth-er),是将孔德的观点介绍给英语读者的主要人物。
并且马蒂诺本身也是一名实证主义学者,相信社会进化存在的法则。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她的研究覆盖了理论和经验领域,主要关注社会道德和原则、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等主题。但是,马蒂诺并不是女性主义学者。这 15 位学者中,仅有吉尔曼的研究体现出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其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可以用性别分层来概括。在男女经济关系的研究在中,她认为在经济制度中存在男性的主导阶层和女性的从属阶层两个部分。通过引用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无法自我实现而导致“异化”的分析,吉尔曼批判了将女性约束在个人家庭的做法同样会导致异化的后果,因而提倡在公共领域对女性开放工作机会。作为 19世纪末期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爱她的人称其为“美国女性主义者的领袖”;恨她的人则以“女性主义的最高祭司”来称呼她。相比于将马蒂诺当作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家,吉尔曼的意义在于,女性主义理论在古典社会学中终于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经典理论的一部分。
除了将女性学者纳入学科史,将其重新阐释并经典化为社会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个策略是对社会学的组织抑或制度发展中,因为女性学者的存在,造成所谓性别的政治及其影响的记录。在普拉特(Platt)提供的英国社会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BSA)的历史中,记录了女性运动对 BSA 的影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运动的影响下,BSA 内部成立了女性干部小组,其目的在于打破女性在英国社会学界的孤立地位,联合她们进行政治斗争,改变女性在社会学内外的工作状况,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
女性学者虽然不是普拉特的研究主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思潮对英国社会学组织的影响,女性学者在性别认同下组织起来的学术小团体和活动,反映了在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女性扮演着积极与主动的角色。
三、中国情境下的讨论
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父权社会之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多以男性为主,虽然存在像穆斯林学者将卡尔顿推为古典社会学创立者之一的可能,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位女性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即便在近现代,在中国社会学的早期推介者和主要实践者中,女性学者仍比较稀缺。这对中国社会学重新梳理自身历史和传统时对女性社会学家的挖掘提出了挑战。我们很难像在西方发生的那样,将那些被埋没的女性学者重新发现和挖掘,并经典化为伟大的学科贡献者。然而,这种差异恰恰体现了我们的父权文化在古典乃至近代学术研究中的实践和在场。
在民国时期,孙本文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作为对当时学科发展状况最全面的概括,并没有针对性别角色做专门的讨论。在文末附及的中国社会学院系教授名单中,记录了中西学者的姓名、工作院系、留学情况和籍贯。遗憾的是,除了知名学者的性别我们可以判断,对于大部分在学科史中默默无闻的学者,我们无法判断其性别。但是,对性别的忽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本文在写作中的态度。
性别在这里属于一个被遗忘了的变量。事实上,即便在 1934 年编写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和 1948 年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虽然各个院校的情况都有详细统计,涉及机构和课程设置、教员情况和招生毕业情况等信息,但是在统计过程中仍缺少对性别的关注,只见总人数在各时期的变化,而无男女分别计算。就历史资料的完整性而言,我们甚至无法准确推断出女性学者在 1949 年之前的状况。
此外,我们可以从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人物那里寻找依据,他们的集体在场,塑造了这门学科在中国实践的学科认同。同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既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构成了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群。但是,在这个学者群体中,女性社会学家比较稀缺。闫明列举的 11 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全部由男性构成,女性社会学家难觅其踪。
令人欣慰的是,杨雅彬的《近代中国社会学》有一章专门论及女性社会学家雷洁琼 (1905-2011)的研究成果,认为雷洁琼是解放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妇女和婚姻家庭的代表人物。雷洁琼早年留美,归国后在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在中国社会学当时的几大重镇中留下了经历。雷洁琼是严景耀的夫人,后者是中国早期从事犯罪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雷洁琼对20 世纪 30年代的中国家庭问题、妇女生活及运动都有研究,提倡婚姻平等和性别平等,反对男女分校。
抗战胜利之后,雷洁琼认为战时的妇女从事了大量征募和输送工作,甚至接受武装训练,直接走上前线。抗战胜利之后,妇女应该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但是,国家应该为妇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并使妇女的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作为早期实践者,雷洁琼在中国社会学中扮演了吉尔曼的角色。
此外,早期社会学学者除了对生育制度的研究,如潘光旦和费孝通,对男女问题也有论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便论及男女有别的意义。他引用了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二元论划分,后者认为西方文明存在古典的阿波罗式,认为既存的秩序是完美的,人只需接受其安排;以及现代的浮士德式,认为冲突是生命的基础,把克服阻碍当作生命的意义。费孝通用这种二元论来解释乡土中国与西方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认为乡土社会遏制一切试图破坏秩序的力量,男女之间的鸿沟即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秩序。乡土中国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对男女之别做过多的价值判断,只是将男女之别作为中国仍处于停滞社会的一个佐证。换言之,男女的二元论成为费孝通理解传统和现代社会的一个方法论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杨雅彬和闫明都是当代的女性学者,但是在她们的学科史建构中,性别视角抑或理论的运用仍显不足。事实上,陈劲松在总结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30 年时,介绍了学科史研究取得的一些共识和分歧,如社会学阶段的划分和学派的确立等问题。
但是,在 30 年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论及社会学史研究中的性别问题。可见,今后中国的学科史研究,仍有引入性别视角的空间。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对女性社会学家进行关注。2013 年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 25 周年的庆典中,同时举办了首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对女性同行的关注,也许在时间上并不及国外同行,考虑到中国社会学经过了漫长的中断期,这项活动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四、小结
本文探讨了社会学在书写自己学科史的时候,父权制在书写策略和成果中的在场。历史上的女性学者被排除在这门学科之外,虽然她们在历史上曾留下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在早期学科史中无迹可寻。在女性集体缺席的情况下,父权阴影下的学科史营造了这门学科的知识生产由欧洲和北美男性垄断的假象。女性主义运动和性别话语的兴起,对社会学的学科史重构发出了呼声。越来越多的女性社会学家在历史中被重新发现,进入学科史,并被经典化为这门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在中国的学科史研究中,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存在不足。并且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我们甚至无法对女性社会学学者的数量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我们仍能从中发现代表性的人物。作为女性学者,她们致力于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事业的发展。女性进入经典化的学科史,意味着社会学对自身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主义历史书写的不满,作出修正的同时,塑造了追求更加多元和平等的学科认同。这种修正和重构意味着学科史的书写绝非一个固定不变的领域,它既是历史的结晶,又是现实的反映。
参考文献:
[1]Wolf Lepeni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e Rise of Sociolog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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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4]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