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性的科学社会学
1984 年，布迪厄出版了《人：学术者》一书，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科学场域的运行机制、对法国学界在 1968 年“五月风暴”中的表现进行了剖析。布迪厄强调，《人：学术者》不是挟私报复、倾泄私怨的着作，但仍有人在猜测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的同时忽略了该书作为严肃的科学调查报告的初衷。
在布迪厄学术生涯的后期，许多与他存在合作及师承关系的学者转而对他进行批判与质疑。 对此，美国学者华康德指出，作为社会学家，布迪厄一以贯之地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界盛行的种种二元对立及认识论障碍，阻力重重。 对布迪厄而言，看似客观、理智、中立的科学及学术场域中隐藏着斗争、张力与对立，派生出学者们或学术群体的独特的惯习。 质疑者们对布迪厄的攻击、布迪厄的反驳，恰好印证了由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试图揭示的秘密。
布迪厄努力揭露与批判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假象。 面对科学这一独特的社会世界，布迪厄试图将科学场域的客观结构及运行法则，将科学活动者的惯习与实践逻辑呈现在社会学的视野下，动摇学者们传统的自我形象与自我认知。 反思构成了布迪厄科学社会学思想的核心，但他并未对科学世界及理性丧失信心，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努力探寻重建科学世界的可能性及途径，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一年（2000-2001）的授课即以“科学之科学与反思性”为题。 陶东风指出，布迪厄倡导的反思性着重于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知识场域的结构、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知识分子、学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 场域视角的反思性科学社会学思想对科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布迪厄对科学社会学传统的梳理
布迪厄指出，“纯粹科学”与“奴性科学”是科学常常呈现的两张面孔，前者把科学看作完全摆脱任何社会必然性的封闭性世界，而后者则向政治经济学的控制屈服。有人将科学共同体看作快乐的理性王国， 也有人把学者之间的交往贬低为粗鄙的、工于心计的权力关系。
那么，科学世界与社会世界、科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对布迪厄而言， 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到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仍有待反思。
布迪厄认为，作为神圣的科学世界这一观念最强有力的支持者，默顿用关于研究人员与科学体制的科学社会学替代了曼海姆的认知社会学；默顿式的科学分析努力展示声誉及奖励的分配与科学正义的吻合性，科学世界总是使科学奖赏和学者们的科学成就互成比例。 在默认了科学专业知识本身应当免于社会学的审查后，默顿将精力放在影响科学规范、发现、奖励与评价的体制因素上，科学世界中的竞争与争论被以规范、同行认同与优先权为核心的制度机制所升华。
在布迪厄看来，库恩以特定的方式涉及了科学自治世界的概念； 范式等价于一种语言或文化，定义可以提出的和无法提出的问题；借助范式这一概念， 科学一方面想把自己同外部社会割裂开来，另一方面又想拥有能够保证其自治的社会条件。
面对范式理论在上世纪 60、70 年代赢得的赞誉，布迪厄认为，范式理论的社会力量较少来自信息内容本身，而是由于这一理论的产生使大学生“能够将其转变成具有特定含义的革命性口号，用来对抗学术权威”。
布迪厄指出，在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卢尔眼中，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是局部的社会文化规划， 是被特定集体的人所接受与规定的惯例。
尽管巴恩斯在研究学者的信仰－偏爱的社会原因时率先考虑了内在因素，但他同样没有提出科学自律的问题：“社会利益的存在带来了劝说的技巧、 机会主义策略以及文化上所继承下来的方略”。 可被看作爱丁堡学派分支的科林斯和巴斯学派更多地关注学者间的相互影响、关注科学争端和解决争端的非理性方法。
与爱丁堡学派相比，巴黎学派打开了保存科学活动秘密的盒子。 在吉尔伯特和马尔凯的视野中，科学报告常常是不对称的，它把正确的信念描述成经过实验证明的无可辩驳的结果，把不正确的信念描述成个人、社会以及非科学因素的结果。
布迪厄强调，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研究高度重视文本形式如何构建社会现实的问题，“科学事实以书面命题的形式被建造、交流、评估，科学工作本质上是文字和阐释性的活动”。
三、科学场域的运转：自律性与他律性
1． 科学场域的入场费及自律性的表现
布迪厄认为自己与已有的科学社会学传统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场域”的概念。 科学场域是一个汇聚了具有结构意味的各种力量的场，也是一个旨在转变或维持这些力量的斗争的场。
场域的观念既批判把科学实践描述成自觉遵循理想规范的产物的“圣人化”视角，也反对把科学生活看成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的片面观点；学者们总会共同拥有一些东西，以某种关系团结起来，又以另一种关系分割、甚至对立起来。
布迪厄对以下事实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科学在宗教、政治乃至经济的强大势力面前，特别是在为其独立提供最起码条件保证的国家行政体制面前，逐步争取到的自律性，呈现出削弱的趋势。
扞卫自律性的目标并不在于为科学世界的某个场域建构起与社会世界完全脱离的空中楼阁，在布迪厄看来，自律性只是意味着“该场域的（张力）结构的各种力量的体系，相对地独立于作用于该场域的外界压力体系。 该场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所必需的‘自由度’以发展自身的必然性、自身的逻辑和自身的法则。 ”
不同场域的区分特征通过场域的自律性程度及对新进入者征收“入场费”的力度和形式得以呈现。 “入场费”首先指的是某种研究能力、构成团体的理论－实践资源的研究能力， 它已成为博弈的意识或科学的习性；“入场费”还意味着某种渴望与幻想，不仅体现于对科学活动付出的虔信，还体现于博弈中的虔信，尤其是无条件地顺从无功利之心的指令。
布迪厄指出，无功利之心貌似崇高、超脱，究其根本，无功利动机的活动不是“自发产生”的东西或自然的赐予， 而是学校制度行为和家庭行为的产物， 并由此型塑出一种具有部分继承性的性情倾向：人们越是走近为准备从事科学事业这类最无利害关系的生涯而设立的学校———例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出身从属于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家庭的青少年的比例越会显着增多。
2． 科学场域的结构：资本与权力的类型
对布迪厄而言，作为出对出现的概念，自律强调科学场域服从相对不同于政治、经济场域的特定逻辑，他律则强调外部因素侵入与控制科学场域的企图。 科学的自主度，取决于科学场域抵御外侵、自我保护的程度，以及它能够对外界的侵入施加积极或消极制裁的程度。
影响科学场域自律程度的是资本的构成形式与分配结构。 布迪厄指出，构成科学场域作用力关系的结构是由场域中起作用的两种（现世的和科学的）资本的分配结构所定义的；科学场域是两种科学资本并存的场域： 一种是科学本身的权威性资本，另一种是施加于科学世界的权力资本。
这两种资本也可以分别称为“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的科学资本，与此相应的权力形式是科学声望与世俗权力/政治权力；“纯”科学资本主要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一些发明和发现积累起来，而制度化的科学资本，主要通过政治策略来实现。
科学场域的自律性不是一种极化的对立，而是一种力量对比的连续统，一种趋向性：一个场域越是自律的，其等级制度就越是根据科学的资本的分配结构的不同而发生更明显的分化，直到根据现世的资本而形成的等级制度采取一种逆向的形式为止。
布迪厄认为，“科学场域的结构在任何时候都是由科学斗争的先导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的态势来定义的，亦即通过他们在以前的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在不同类型下的）特殊资本的分配结构来定义的。 ”
尽管“纯”科学资本、科学本身的权威性资本主要来源于竞争同行基于科学成就评价的承认与认可，但正如对科学着作的评价会受到着作者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所占地位的影响，科学场域时刻面临着他律性增强的危险。 就大学场域而言，因继承或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本而获得的社会等级、因科学能力和学术知名度而拥有的文化等级两者之间的对立构成了大学场域结构的固有特性，大学正是这两种竞争性合法化原则对阵的场所。
于忠海认为，站在布迪厄的场域视角， 大学是充满权力博弈、利益争夺和机制转换等资本运作的战场，在当代中国体现为承载政治资本又内循科层规范的行政管理权力和学科专业资本支撑下的学术权力之间的合法性争夺与再生产建构。
3． 科学场域中的他律性入侵
“纯” 科学资本/权威性资本与制度化的科学资本/权力资本遵循着不同的转化形式。“纯”科学资本包含特殊威信的要素（与个人威信、个人禀赋联系在一起），将它转化为实践极为不易；与此相反，制度化的科学资本，有着与所有其他类别的官僚资本相同的转化原则。
然而，人们对科学场域中权力资本吞食权威资本的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布迪厄指出，科学行政管理人员在试图对科学场域行使权力时，往往倾向于在科学场域内部寻找可以依靠的人与力量，这种现象可称为日丹诺夫主义法则： 在特定的科学场域中，“专门的（科学）资本最缺少的人，即根据科学本身的标准最不具卓越性的人， 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倾向于求助于外部的权力，以便在他们的科学斗争中最终获胜”。
尽管从理论上讲，最具权威的人掌握权力会使科学场域的运作效率更高，但人们往往更期待在“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资本的折衷妥协中获益；布迪厄尖锐地指出，“折衷妥协带来的东西，并不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反而使那些最不活跃、最缺乏创造力的研究员得到安逸。 作用于科学场的世俗权力，常常被授予研究的‘专家政治’，即被授予那些以科学标准衡量并不优秀的研究员们”；从一定意义上讲，知识冲突也就是权力冲突；场域越缺乏独立性，非特定的（政治的）权力在场域中的分配结构与特定权力（认可、科学声望）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
对布迪厄来说，他律性的入侵对科学场域的自律性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意味着以政治、行政权力为代表的非科学因素在科学场域中公开发挥作用，意味着外部因素的涉入与干扰。
科学世界呈现为一种有规律的斗争。 在科学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者把他们在科学实践中、尤其是在选择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时有意、无意遵循的原则，强制性地规定为学者生产科学价值的普遍准则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者是能够强制性地规定科学定义的人。
布迪厄认为，在场域中占据的优势地位，为人们强制推行划分社会世界的符号暴力提供了保证， 无论是学术型高校与权力型高校的划分、审美品味的区隔，还是科学规则的界定，同样如此。 究其实质，那些宣称推进了现实中最为确定的标准的科学，只不过是记录了关于分类的斗争状态，当科学话语被卷入它试图将其对象化的分类斗争中时，再次开始在分类斗争的现实中发挥作用。
布迪厄指出，科学的“主体”并非一个完整的集体，而是一个场域，一个完全单独的领域，各个行动者和组织机构之间的作用力关系和斗争关系都服从某些特别的法则，这些法则贯穿着两个紧密相连的基本特性，即同行对手间的竞争性和实在世界的裁决。 科学世界与社会世界、自律性与他律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反思性科学社会学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科学理性从实践理性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把科学操作的关键步骤留给原模原样的社会世界。
四、科学场域的建构：扞卫理性与自律性
1． 科学事实的建构
在布迪厄看来，在科学世界中，表面上个人化的构建其实是集体构建的产物，科学世界中的活动受到它从属的场域所强加的特有社交性原则的制约。布迪厄强调，科学的事实是通过征服、构建和思考而获得的，科学事实的构建一方面由实验室或学者在科学场域中占据的位置所决定，另一方面又受到与科学事实接受者的地位有关的感知范畴的影响；人们就科学事实达成的一致化，即理性化的一致化，原本是对话和讨论的产物，但它并不来源于一种随随便便的对话，场域的出现确保了这种对话的顺利实施。
在《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一书中，布迪厄回避了对海德格尔进行纳粹主义者的简单还原及哲学文本的封闭升华这两种解释倾向，尝试描述何种因素能够为学术语汇增添系统性和必然性的外表，使这种语汇看似独立于产生它们的历史因素及社会条件。
晦涩的文风及双关语使海德格尔将自己的着作置于不可触及之地， 预先谴责了所有解释，读者在面临困难时只能向作者本人寻求帮助，文本的神圣化符合海德格尔的旨趣与要求，排除了在哲学中对政治的公开指涉，掩盖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政治性。
布迪厄认为，专业化话语抵制对象化的最佳机会在于，要将专业化话语蕴含的诸多关系所构成的系统揭示出来，任务非常艰巨，困难不仅来自于知识上的挑战，还在于这一工作与重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产场的结构、重构大学场的结构、重构权力场的结构无法分开。
科学社会学关注的真实性问题在布迪厄的视野中，被转换为历史建构的某种事实宣称。 布迪厄指出，实在论看法认为科学的话语是实在性的直接的反映或纯粹的复制， 而相对主义的结构论则认为，科学的话语是被利益和认识结构导向的构建的产物； 对唯心论的结构主义与实在论的实证主义、对逻辑主义的绝对论与历史主义的相对论的超越，都蕴含着相通的考虑，都意味着对科学事实的表象的超越。
2． 科学场域与科学理性的互构
在布迪厄看来，科学理性的计谋就是坚信偶然性或意外的情况来自必然性，或者说，把社会的必然性变为科学的功绩；一方面科学的正式看法保证了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集体信仰；科学的另外一面是既被游戏参加者普遍承认，又像公开秘密一样被他们当作宝物似地加以掩藏；我们会竭力地宣称与确证， 科学像认识论书本所说的那样在前进，而这种共同加以维持的集体虚构的东西可以继续构成各种实践的理想的规范。
如何揭露“科学理性”的计谋？ 反思性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途径。 反思性工作的目的在于对象化认知主体在认知活动中不知不觉地赋予的先验无意识，这种无意识表现在认知主体的习性中，反思性要求我们将认识的社会—先验条件作为研究对象。
当完美科学世界的观念被祛魅后，如何确保并发现存在着有利于理性的交往和沟通的机制呢？ 布迪厄认为，“科学场既制造出了你死我活、一争天下的冲动之举，同时，也使约束这些冲动之举的机制得以建立起来。 ”
科学场域中的生产者所面对的客户，严酷、强有力、有本领、好挑剔，生产者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和力量来面对批评；凭借这一阿基米德支点，人们可以产生最核心的科学的理性，确保科学理性不受相对主义的贬损，自律场域的自我封闭构成了理性的产生及其标准的实施的历史根源。
华康德强调，反思性使我们能够在不消解理性的前提下将理性历史化，能够建立一种可以调和解构与普遍性、理性与相对性的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 对布迪厄来说，理性是历史性的产物，理性的历史并不意味着理性可以被降格为其自身的历史，而是强调使真理的产生成为可能的那种交流的社会形式的出现存在着历史条件。
布迪厄认为， 只要严格地遵循自律性原则，场域的内部就存在着有助于产生 “更佳论辩力量”的象征力量与利害斗争的关系；“‘场域’ 越缺乏独立性，其竞争性就越不完善，活动者也就越容易在科学斗争中自主地引入非科学的力量。 相反，‘场域’越独立，其竞争就越近似纯粹和完善，审核性的工作就越能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变得更科学化”。
布迪厄声称，必须坚守“认识论标准”，在场域内部遵守“游戏规则”的形式化，必须对那些保证争议与交流工作有序地开展的规则或规范进行明示，争议工作是在一个特定的公共领域面前完成的一种集体的程序，它必须遵从某些规则；真理是在科学场域所具备的完全独特的条件下完成的一种凝聚着集体效能的产物，它的成就是因为同行学者在竞争过程中又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合作。
科学场域的特征就在于同行中的竞争者同心协力，致力于对一致“事实”审核准则的建立、对论点或假设宣告无效的共同方法的制定；简言之，就是缔结彼此默认的合同，建立和管理“客观性劳动”。
在高度自律的科学场域中，只有遵守场域的内在法则，才存在成功的可能性，科学场域等待人们的是为了获胜必须用理性武装自己的游戏。
3． 扞卫科学自律性：集体行动与强权政治
针对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的个案， 布迪厄强调，尽管竞争和冲突使研究员们相互对立，但他们能够通过集体的反抗能力，来对抗研究领域里的科学管理者及其同盟军或多或少的专制式干预。 而废除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职权功能的等级性差别，朝向科学的、有效的、民主的、真正的一体化方向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工作。 “必须除去一切等级约束和制裁，机构的所有成员都要进行集体的表达和思考”， 只有集体的想法才能动员组织机构的生力军和机构的一切资源， 才能导致一种集体的转化，才能获得一场真正革新所要具备的条件。 而对先验观念、预先假定、活动者自发形成的社会学的攻击，则是迈向集体解放的决定性一步。 布迪厄强调，为了为科学场域中的理性交流创造条件，除了集体反思的意识外， 还需要组织与机制的创新与转变，以解决把兴趣爱好截然不同、甚至在场域中对立的人组织到一起的问题。
在布迪厄看来，“要想将理性推向前进，我们唯有投身于为了理性的斗争， 将理性置于历史之中，即实践一种‘追求理性的现实政治学’”。
如果说存在着真理产生的社会条件，指的也就是存在着真理的政治学，存在着为了保护和改进社会世界的作用而不断施行的行为，而在那些社会世界中，理性的原则被采用了，真理得到了确立。
在扞卫科学的自律性时，布迪厄提倡理性的“强权政治”原则： 科学或文学工作者应该从各自的场域中走出，依靠其专业权威表达思想；尽管这种科学团体并不是真正的团体，而是充斥竞争的场域，但它的出现如同一股政治力量，对它管辖范围内的问题提出建议。 布迪厄认为，这种创新的举措所遇到的障碍之一便是思想上的惯习问题。 为此，必须摆脱知识分子的行会主义，摆脱知识分子是全人类事业代言人的幻觉，从知识分子确认自己的独立性、从扞卫学者的科学性的条件入手，以他们生存的普遍原则的名义、以他们工作成果的名义展现自身。 这种政治策略，旨在通过推动科学的进步及有关社会世界知识的增长，使一种更加现实、更负责任的政治成为可能。
布迪厄指出，旨在扞卫科学自主权的“强权政治”必须首先对由社会需求主导的社会学研究进行抨击———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是在循环流通中产生的：在法国社会，调查机构支付政治学院教授的工资，并把政治学院的问题转化为社会调查，记者毕业于政治学院，分析员和记者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而他们从事的正是政治学院的工作。
在此意义上的反思，既具有科学方面的效应，也具有政治方面的效应，科学效应反过来又产生了政治效应，两者彼此依赖；科学不仅提供了理解社会的手段，还促使我们去改变。
布迪厄不满于学院派学者以重视一些虚假问题为职业的做法，他认为“应该致力于消除不必要的问题， 同时集体地、 有组织地制造出真正的问题”，社会学有助于以一种更加明晰、更加关键，甚至更加戏剧化的方式，来直面其他科学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为此，“重要的是建立起既规范又自由的讨论场所。 ”
刘拥华指出，布迪厄在寻求一种解放的可能性工具，他揭开制度性幕布，使其面对知识和理性的评判；对布迪厄而言，理论的实践向度体现为理论的知识生产，或者说知识政治向度，社会学的知识理性成为政治解放可以依赖的手段。
五、对布迪厄科学社会学思想的简要评价
布迪厄认为，社会现实的表征已经成为我们感知到的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掩盖了社会世界运行的真实逻辑，社会学家的任务在于祛除社会世界的自然性和宿命性，粉碎遮掩着权力运作和支配维续的各种神话。 科学世界同样充斥着各种表征与神话。 借助于对科学活动、科学家角色与科学世界的各种表象的建构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认识论障碍与社会性限制的揭示，布迪厄尝试对传统的科学观念进行祛魅，体现出通过改变社会世界的表征来改变社会世界本身的思考路径。 布迪厄将客观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问题转化为社会如何确保客观知识可能的社会学问题，他通过引入场域的视角，借助惯习、资本等概念，考察了在科学世界的内在逻辑与社会世界的外在逻辑交互影响下科学场域的自律与他律问题，尝试以科学理性为根基进行科学场域的重构。
在面对给定的观念、理论与结论时，布迪厄的社会学体现出自觉的怀疑意识，将对认知表象的质疑作为科学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在怀疑主义取向下，布迪厄常常不去关注学术话语的实体性内容，而是将各门学科的学术问题本身问题化，这使他的理论兼具包容性、跨学科性和锋芒毕露的挑战性。 这种强烈的攻击性使布迪厄的社会学具有内在的警惕性与排他性趋向， 使布迪厄树敌众多、在自觉地批判他人的过程中被视为社会学恐怖主义的代表：拉若丝（Leroux）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仿佛只有布迪厄本人掌握与主宰着真理，仿佛只有布迪厄本人才能理解与批评他自身。
布迪厄并未将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中相对固定的实质性与规范性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而是将其转化为对科学实践与科学世界的运转机制及存在条件的考察，与默顿、库恩、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等学者及学派相比，对科学社会学知识积累的拓展有限。 更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布迪厄坚决反对存在预先给定的规范性作为研究起点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使他在尖锐的批判中倾向于消融学术对话得以展开的预设，将其转化为场域的斗争、资本的调配与使用、惯习的生成；通过社会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对应性，通过社会秩序与分类原则的生成与再生产，在带有布迪厄风格的社会世界图景中，一种隐藏的决定论取向在逻辑上隐含着知识相对主义的潜在倾向。 布迪厄倡导的反思，在有助于使不可见的东西可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科学研究与学术对话得以施行的前在性程序与步骤，无形中提高了科学实践的门槛。
布迪厄一再强调， 反思是长久而严肃的事业，社会世界的真理既是社会世界也是社会学界的斗争的一个筹码，为此展开的斗争是永无止境、永不停步的。 反思性是反自恋与反唯我主义的集体事业，它引导知识分子去认识支配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决定机制，敦促他们有所作为。
这种将学术场域当作科学理性问题、针对学术场域开展的分析，最容易被误解为无情的行为，虽面临尴尬，但又不得不为之。
反思这项集体的事业，虽经布迪厄竭力倡导却并未在法国学界获得应有的响应，反而为布迪厄招致批判与攻击。 在布迪厄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印证了社会限制与认识论障碍顽固的遮蔽效应，更加说明了反思的必要性与艰难性。 而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局面与布迪厄诉诸怀疑的理论锋芒与充满自觉的理论批判、对规范性问题的悬置，与其理论中隐藏的相对主义倾向，存在着密切关系。 我们不能将布迪厄对科学与学术场域的反思性批判简单地还原为个人行为与私人恩怨，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性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布迪厄来自外省的社会出身，主动放弃哲学这一法国社会科学传统的皇冠学科、投入社会学这一弱势学科的学术实践，读书、从军、回到大学、不懈论战、攀至学术颠峰的人生轨迹，这三种因素所滋生的敏感、多疑、尖锐、好战的惯习的产物，是布迪厄利用自己掌握的学术资源、 行政权力与学术声誉所从事的科学实践。 这是许多批评者认为布迪厄从科学场域中受益但对他人在场域中的实践大肆挞伐的双重标准所在，尽管布迪厄曾对自己的社会学实践进行了社会学反思，但对许多批评者而言，这种存在隐瞒与保留的分析是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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