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食疗的萌芽
我国的饮食疗法,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医食同源”的说法,即认为食疗的起源与医药的起源是一致的。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医疗作用的食物,就把这种食物作为药物。因此,药实则来源于食。《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辛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反映了我国远古时期人们在发现某些食物的同时也发现了某些药物和毒物。《书经#说命篇》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记载。在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力有了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人们有了余粮可以酿酒。《战国策》记载夏禹时(公元前2205-2198年)仪狄开始作酒。《书经》记载商代人嗜酒。殷墟发掘出来的青铜器,大多为酒器。酒是防病治病之品,同时也是日常的饮料。酿酒用的麴,已有用于治病的记载。酒与麴都是食药兼用之品,也是食药同源之一例。
中国传说“燧人氏”时代人们开始学会用火,历史学证明山顶洞人懂得了人工取火。有了火,就可以“炮生为熟”、“以化腥臊”,防止一些胃肠病的发生。由吃生食(寒食)过渡到吃熟食(饔食)是食疗由萌芽到形成雏形的一个重要因素。谯周《古史考》中谓:“太古之初,人吃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民人大悦,号曰燧火。”人类开始利用火以烧煮食物,从而有了烹调技术的发展。公元前1》世纪的商代,又有了“伊尹始创汤液”的记载,出现了最早的食物汤剂。《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老处方之一。因“桂枝汤”中的五味药如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大枣都是厨房里的调味品。
总之,食疗萌芽于古代原始人类寻找食物的过程之中,人类对火的利用,熟食的烹煮,促进了它的形成。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食物品种的增多,与疾病和自然斗争经验的积累,同源的医食逐步分化,食疗与药疗渐渐分开,为以后食疗形成奠定了基础。
2 食疗的形成和发展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对饮食保健极为重视,并设置了食医和食官以专司其事。《周礼#天官》记有:“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其职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六羞、百酱、八珍之齐。”食医专管调味食物,注意营养卫生,说明食治在当时已有很高的地位。西周至春秋战国,医药比较发达,并注意到饮食调养和饮食卫生。《周礼#天官#疾病》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食品要与药品相互结合才有利疗养疾病。《论语》中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撒姜食不多食。”反映了儒家对饮食保健卫生的严格要求。《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中国现存较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其在食治食养方面确定了明确的原则和实施的方法。如“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湍,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这就是说饮食的五味必须调和,不能偏胜,偏胜则引起种种疾病。若能五味调和,饮食合宜,则健康能获保证,寿命就长。又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说,凡毒都是用以攻邪的,五谷是用以营养,五果是用作为辅助之用,五畜之肉是用以补益,五菜是用以充养,气味和合而服食以补益精气。
我国最早的食疗专着,当推汉代人假神农之名写成的《神农本草经》。这是一部重要的中药典籍,所记载的食物药中,包括谷、米、果、木、草、鱼、禽、兽等356种,分成上、中、下三品,作为可以长期服用、补养身体的药品来对待。同时代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采用不少食物,用以治病,如书中提出的“猪肤汤”和“当归生姜羊肉汤”都是典型的食疗处方。三国时期的曹操,对食疗也颇有研究,亲自撰写了《四时御食制》,可惜此书大部分已佚散。当时着名神医华佗用蒜泥加醋治疗重蛔虫呕吐病历获愈,开了食疗用于急症的先例。西晋末年政府南迁,此时我国的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移往长江流域,文化医药也有了发展。东晋时代葛洪《肘后方》中所载“海藻酒方”乃是用海藻、昆布等治疗“瘿”病(即甲状腺肿)以及用猪胰治消渴病(糖尿病),东晋医学家支法存对脚气病(维生素B1缺乏病)颇有研究。南朝齐梁间的陶弘景《名医别录》指出用牛、羊、肝治疗雀目眼,并总结前人成果,写成《本草经集注》,首创把药物分成八类,其中就有三类即果、菜、米食属于食疗食物。
3 食疗的兴盛
食疗经过前代的发展,到了唐朝集其大成,而出现了专着。孙思邈《备急千金方》中有食治专篇。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食疗专着,其中收载食物150多种。该书序中指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并认为“能用食平,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除绪论外,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虫鱼”四门来叙述。他总结出五脏所宜食法,如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韭等,心病宜食麦、羊肉、杏、蕹等,脾病宜食稗米、牛肉、枣、葵等,肺病宜食黄黍、鸡肉等,肾病宜食大豆黄卷、豕肉、栗霍等。孙思邈的弟子孟诜的《食疗本草》是一部最早的专讲食物疗法的药物学专着,共收药物食物241种。
其中不少品种为唐初本草书中所未收录。另有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和藻菌类食品的医疗应用以及不同地域所产食品和南、北方不同的饮食习惯,妊产妇、小儿饮食宜忌等记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外,王焘着《外台秘要》有多种食治疾病的方法和食禁,并记述饮食不当导致疾病,如“夫消渴者,凡积久饮酒,无有不成消渴病者”,认为预防消渴须注意:“一饮酒,二房室,三咸食及面”。昝殷的《食医心鉴》也提出了各种疾病的食物疗法共13条,药方209首,如高良姜治心腹冷痛,牛乳治消渴等。
4 食疗的全面发展
宋、金、元时期食疗学有较全面的发展。如宋朝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记载28种疾病都有食治方法。宋朝赵佶编《圣济总录》中专设“食治”共有30条,详述各病的食治方法。林洪着《山家清供》载各种食品102种,有荤有素,有茶点饮料,糕饼羹菜,粥饭果品等。金、元间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学术争鸣。各家用药立论虽不同,但都主张饮食是防治疾病的基础。如李杲《脾胃论》主张用甘温一类药如人参、黄芪补养脾胃、培养元气。张从政着《儒们事亲》主张食养补虚谓:“养生当论食补”,“精血不足当以食补”。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元代宫廷的饮膳太医忽思慧写的《饮膳正要》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营养学专书。该书从健康人的饮食方面立论,继承了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每一种食品都同时注意它的养生和医疗效果,书中所载的基本上是保健食品。且对所载各种食品,均详述其制作方法,烹调细则,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叙述“食补”的。正如“自序”中所说:“,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者,集成一书,名曰饮膳正要”。此外,吴瑞着有《日用百草》,也是我国营养学的名着。
5 食疗理论与实践的完善
明、清两代时期食疗本草有了进一步发展,食疗着作很多,其中有的还从营养学观点出发讨论食物的营养价值,有的则从治疗学观点论述各种食物的治疗作用,并且把食物按治疗作用进行分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载药1892种,增加新药347种,其中不少是食物。《本草纲目》中把水放在全书的首卷,他指出:“水为万化之源,,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这说明在明代人们就已经充分注意到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性,而且知道水是饮食中的首要食物。朱所撰的有《救荒本草》则专门记载了人类用于救荒的食物范围,这是食疗学上的另一重大发现。同时代还有汪颖的《食物本草》,宁原《食鉴本草》都是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并且行之有效的食疗着作。许多药是要经过生物变化才能制成的,如酥、乳腐等大大丰富了食治的食品。
王士世雄所着的《随息居饮食谱》是清代着名食疗名着。书的前序中谓:“人以食为养,而饮食失宜或以害身命”。王氏主张“食无求饱,味忽厚滋,而以清淡洁净,适合时令为佳”。清代瘟病学说创立,如叶天土《温热论》,孟河费伯雄撰有《费氏食养》三种。黄鹄辑的《粥谱#附广粥谱》成为药粥现存的第一本专着。
总之,食疗在上古时代与医药同时萌芽和发生,至商周已具雏型,经周、秦、汉、晋逐渐充实,至唐而集大成,达繁荣昌盛之境。宋、金、元、明、清各代皆有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食疗食养理论学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运用日常饮食物来进行保健和治病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