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STS在中国诞生以来，国内一直延续着学派述评和思想评介的研究道路，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STS学者较为全面的了解了国际STS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初步构建起了STS研究的理论图景。目前，STS一方面要走"形而上"式的理论研究，为STS寻找合法性哲学根基；同时又要拓宽实践研究领域，使其在当代社会实践中保证学科的生命力。长期以来，我国的STS研究学派述评与理论介绍较多，直面中国STS现状研究较少；偏重对国外STS原著的"文本解读",忽视对不同思想、流派的"比较研究";重视对国外STS理论的"基础研究",忽视将国外STS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实践解读";接受的理论观点较多，自主原创性理论较少。理论研究的深延性与应用研究的广泛性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我国STS发展进入困境。因此，在寻求未来我国STS研究的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我们将STS中国化的问题提出来。指出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实践场域中，将STS的基本理论和中国STS的实际相结合，并最终形成中国语境的STS.这是当前我国STS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STS中国化的理论指向
从诞生的时代和历史语境来看，STS是伴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出现的一种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反思的学术领域。从其诞生至今的50多年间，理论研究的STS在西方经历了从科学的实在论到语境论、从科学的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再到后SSK、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的一系列转向；应用研究的STS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单向的反技术运动和生态运动转向注重对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对科技政策的研究和高等教育实践领域工程教育的历程转变。尽管STS研究进路种种，论争纷繁复杂，但一直都是在西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发展、演化的。
中国STS的发展历史一直是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通过对中国STS研究的历程回顾，我们可以将STS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本土中萌芽；引介中诞生；争议中发展。
在1992年以前，虽然没有明确的STS的定义和称谓，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自然辩证法名义下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实我国科技工作者关注科技与社会（STS）研究的本土化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由《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起草并通过的《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下文简称为《缘起》）中就阐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STS）对中国之必要，《缘起》指出"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主角。科学和技术日益具有决定前途命运的力量。"并认为"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固然可以有无限量的利助，但用之不当，也可以构成人类自招毁灭的因由。"因此提出要"遵循最有效最恰当的途径","以服务于我们的国家民族".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STS名称与统一的学科范式，但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展开了对科学与社会、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探讨。
1992年之后，作为一门具有明确学科称谓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引入中国，美国学者米切姆和卡特克里夫介绍了STS的概念及一些基本理论，并促使中国学者开始反思STS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问题。如陈昌曙教授在1992年就发表了"STS研究与中国国情问题"的文章，强调指出中国的STS研究应当重视理论与现实这两个方面，即"STS问题有它的普遍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又有它的特殊性。中国的STS研究应当重视这两个方面，尤其要注意结合当今中国的国情",即STS的中国化问题。这不仅是指把STS发展的一般理论运用于我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要从我国的国情引出需要探讨的新课题〔2〕.
我们认为，STS的中国化就是以中国的科学技术实践为基础，借鉴国外STS基本理论，进而寻找STS理论与中国STS的结合点，并对中国科学技术实践的事实和经验加以研究或分析，从而提出我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与规律，逐渐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STS理论体系，以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实践，推进我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STS中国化的实质是：学习借鉴国外的STS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的STS问题；分析研究中国的STS现状，产生创造中国的STS理论；运用发展中国的STS理论，分析研究国内外的STS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
1.STS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关系
STS的全球性指的是在经济、政治、科技日渐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普适性的原理来分析、解决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问题。正如陈昌曙教授指出，STS是一个大系统，它不单纯是S（科学）、T（技术）或S（社会）。但如果分别地看，第一个S（这里指自然科学）有很明显的国际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无国界，科学原理的普遍性、通用性，科学成果的非阶级性等〔3〕.对于技术而言除了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同时它也具有地方性的特征。所谓技术的地方性就是指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由于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一个地区在技术体系方面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性。我们曾在2001年"第12届技术哲学国际会议"（University ofAberdeen,Aberdeen,Scotland,July 9-11,2001）提交的论文"论技术、时间、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民族性"指出了这一点〔4〕.目前在STS研究领域，受文化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启示，科学技术的地方性研究已经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学者普遍认为，科学与技术已经不再是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特征，任何科学与技术都要依赖具体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等情境的建构，这具体表现在科学哲学中语境论和技术哲学中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地方性STS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欧美主流STS文化的克服，包括亚太STS的兴起，东亚STS的兴起。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欧美STS研究传统的不同以及对东亚STS研究的启示，例如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岛秀人（Hideto Nakajima）指出，不管是美国传统还是欧洲传统的STS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对于东亚STS的发展来说要各取其精华。欧洲STS的优点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科学问题的强烈关注，美国STS的优点是基于范式的科学中立主义〔5〕.在STS中国化过程中，STS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关系问题是研究中国STS的深层次问题，承认STS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双重特征是研究STS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只强调地方性，而不强调全球性，势必影响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与沟通；只强调全球性，而不强调地方性，将使中国STS研究失去特色和地位。
2.STS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众所周知，STS主要起源于两个不同的知识开端，一种是伴随着美国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系列激进运动而衍生的。这种开端的STS所关注的是由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权力的集中化和个人自主的丧失等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影响，他们看到了社会拼命追求科学技术的后果；科学驱动出另一种思想，而技术驱动出其他生活方式〔6〕.
这实际上是从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的人文主义反思的角度来理解STS.另一种是库恩对科学的哲学理解的实在论和历史的讨论中诞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进路。他们集中关注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性质，并且断定这些是人类的话语（discourse），它们像其他东西一样，都是由文化价值、集团谈判以及意见一致过程和"可以避免的"选择形成的。他们断言，对于科学技术成果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它们都是社会过程的产物〔7〕.这实际上是对科学技术社会生成的解释学研究。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开端也导致了STS研究的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是侧重理论导向的科学技术学（Scienceand Technology Studies），一种是侧重应用导向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这两种传统的分立已经成为当前STS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并且这两种传统的分立在我国也有折射。
在应用领域的STS研究中，随着向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STS越来越表现了交叉学科趋势。
STS学者逐渐摒弃了对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的总体评价，从对一般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微观的、具体的技术的社会评价，尤其是对新兴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风险评估、治理模式、政策选择等研究。虽然国外STS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是当前的主流，但如何在中国具体实践情境下建构我国的STS研究的理论框架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对于我国STS研究来说，坚持理论研究，才能保持STS的学术生命力，坚持应用研究才能保证STS的前途。
3.STS研究的学派述评和问题导向的关系从国际STS研究动态来看，问题导向是STS研究的趋势。加里·鲍登（Gary Bowden）指出，"STS的大多数研究采用的都是着眼于论题的方法，研究者运用自己特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来考察科学或技术的某些方面"〔8〕.从中国STS研究动态来看，中国学者在学派述评和思想引介的道路上已经探索了30多年，大量的STS研究理论已经被引介到国内，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与后SSK、实验室研究、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较为全面的追踪了国际STS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初步构建起了STS研究的理论图景。而对于如何运用已有的STS理论成果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实践相结合，则是今后中国STS学者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工作。
实际上在我国STS学科产生之前，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内的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也十分注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东北大学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东北学派"关于工程技术实践的研究，关于科技政策的研究等等，因此每当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出台之时，都会得到中国STS研究的强烈关注。毋宁说，中国STS研究从发轫就秉承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9〕.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的STS研究，既符合国外STS研究的实践特色也符合中国STS研究的学派传统。
二、STS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国际STS研究正处在一个多维发展的时期。一是当代国际STS研究在主流路径、研究纲领和基本旨趣上，呈现出学派林立、方法各异的特点；二是国际STS研究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又表现出高度整合的特征。
STS的实践取向促使其延续着传统的伦理关怀与政策导向，同时哲学的反思特征又向STS的哲学根基提出了形而上的追问；三是就国内STS研究现状来看，也面临着"接着做"还是"照着做"的艰难选择，尤其是在超越国外STS研究的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STS研究纲领上。基于此，我们认为STS中国化路径可以走以下几条道路：
1.立足于中国实践情境的STSSTS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是澄清中国语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情境是中国STS研究的母体。中国实践情境是在全球化状态下不断发展的中国语境，全球化既是科学技术逻辑的普遍化，又是在这种普遍化的条件下结合了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特殊化，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殖民语境的显著特点。面对这样的时代语境，如何坚持中国语境的STS本土化，对于中国这样科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2.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STSSTS中国化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STS研究，这是中国STS研究不同于西方STS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西方的STS研究有建构主义传统、实用主义传统、文化人类学传统、现象学传统、分析哲学传统等等。
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优秀的STS思想的合理成分。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STS研究，一是要注重研究马、恩著作中的STS思想，另一个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我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实践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科学技术的整体论视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植根于中国文化的STS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以心物二元论为基础的自然哲学，宗教哲学关注的是超越的彼岸世界，而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则是面向人的现实世界，面向的是注重家庭伦理的人伦观和注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不仅内含着求"真"、求"知"的意向或因素，而且它更具有求"善"的取向。以儒道为基调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自然观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倡导"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当然，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并不是直接"上手"的，它需要创造性的转化。这就更要求当代中国的STS研究，深刻把握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尊重自然和求真向善的精神，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4.聚焦于中国问题的STS有人认为所谓"中国问题",是指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10〕.作为STS与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是指与当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直接相关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战略政策取向。因此，"聚焦于中国问题的STS",应当以提高我国公众的科技意识素养、促进中国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为主要目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把STS发展的一般原则运用于我国的具体实践，而且还要从中国的国情引出需要探讨的新课题，获取有实践意义的新见解。比如"中国的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海峡两岸的协同发展"等区域性STS问题，还有"航空航天工程"、"京沪高速铁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等STS案例研究问题，以及"气候异常、转基因食品、H1N1甲流感"等"非常规科学"的典型突发事件等STS问题，这都是中国STS研究本土化应该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技术的社会化：一种STS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STS学者就已经开始了STS中国化的研究，如东北大学陈昌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登祥教授、东北大学陈凡教授等对"STS的基本理论问题"、"STS与中国国情"和"技术的社会化"等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近年来，王汉林的《技术的社会型塑---镇江香醋酿制技术变迁的社会学考察》（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4）等论著也被看作是走向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研究。
在当代社会学进路的STS研究中，赵万里教授认为，应用最多也是最为成熟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的结构功能论，一个是反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社会建构论，特别是现象学社会学。从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出发，容易导致科学技术的决定论，从社会建构论出发，容易导致社会决定论或者极端的相对主义。对于我国STS研究来说，如何走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建构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双向影响模式，是我国STS研究的一个方向。
在社会学进路STS研究领域中，我们提出了技术社会化的理论，这是对STS中国化过程中建构技术与社会互动模式的一种有益尝试。在《技术社会化引论---一种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中，我们比较系统论述了技术社会化的概念、实质、技术社会化的功能、技术的社会角色、技术社会化的过程、技术的社会整合与调适等基本概念和理论。
陈昌曙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这篇论文"对技术社会学学科的形成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构成了关于技术社会化的相当完整的体系",而且"又可以成为中国人的技术社会学专著"〔11〕.我们认为，技术杜会化的实质是通过对技术的社会整合与对公众心理的杜会调适，使技术被杜会所接受，被公众所认同，成为杜会相容技术的过程。
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在社会区位的整合下，使技术满足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心理的调适，使公众对技术形成积极的社会态度，最后使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被社会所接受，被公众所认同，成为社会相容技术，这就是技术的社会化。技术社会属性的获得和完善，技术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发展则构成了技术社会化的基本内容。技术社会化是技术社会属性的获得和完善过程，是技术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实现过程〔12〕.
技术社会化的实现机制在于技术的社会整合与社会调适。
技术的社会整合，不仅指技术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一种秩序维持的过程和状态，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作为一种社会分化之结果的技术系统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形成与外部社会系统诸异质要素之间的适应与协调，即形成与社会相容的技术，并实现技术社会化的过程。因此，技术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应包括对技术的社会建构、选择、调试、控制等诸多内容。相应地，技术的社会整合观也应当包括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选择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技术的社会控制论等技术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技术的社会调适主要是指对社会技术心理的调适。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表现出一定的心理取向，即形成有关技术的一些社会心理过程和心理现象行为，如对技术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等，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技术心理。
在技术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技术心理调适主要是通过舆论媒介和法律规范等方式进行，适当的社会技术心理调适不仅会增强公众的科技意识，平衡公众对技术的情绪反应，而且它对形成技术发展的社会驱动力，实现社会对技术的接受和认同，将是十分有益的。
技术社会化理论是在社会学基础上对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思考，强调了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区位与技术的整合，舆论媒介和法律规范等方式对社会的调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技术社会化理论还结合世纪之交中国的技术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技术主体的社会化、传统技术及其社会化、高技术及其社会化等现实问题。
结语
技术社会化的理论只是一种STS中国化的有益尝试（我们同时也应研究科学的社会化、自然的社会化；当然也要研究社会化的科学、社会化的技术、社会化的自然），但当下我们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在分析借鉴国外STS理论的同时，开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STS研究；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STS研究；立足于中国实践情景的STS研究；聚焦于中国问题的STS研究，逐渐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语境的STS理论体系。
STS中国化的路径选择，第一要立足本土化，这是STS中国化的实践根基；第二要面向国际化，这是STS中国化的理论视域；第三要促进建制化，这是STS中国化的未来发展。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自觉面向科技全球化背景，基于我国科学技术实践，朝向企业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的STS研究就会逐渐形成具有基本研究范式、明确研究纲领、科学研究方法的STS学术共同体。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特色突出地位、以研究体现水平、以应用寻求前途、以开放促进发展",中国特色的STS学派将逐渐在国际STS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孙小礼.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1996年4月。引自殷登祥.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356.
〔2〕陈昌曙.STS研究与中国国情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增刊）：86.
〔3〕陈昌曙.STS研究与中国国情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