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具体的总体性：总体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性的统一
在卢卡奇看来，以历史为根基的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性”.实证主义者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把整个社会看作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这使得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的物化状态从而遮蔽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卢卡奇辩证的总体则是在思维中把握活生生现实的唯一手段，因为“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2]55虽然我们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但是我们并不停留于这些孤立事实，而是把它们置于一个历史的总体中并使其成为现实的一个环节，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从孤立的“事实”不断上升为持续生成的“现实”.
黑格尔虽然最早运用具体的总体，但由于他的“总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绝对”[5] ,因而它的内容仍带有“永恒价值”的传奇性残余。与黑格尔超验的总体不同，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是对活生生的历史统一性的理解，是“历史地（因而在现实中）带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6],因而是历史的总体性。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当资产阶级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矛盾弃之不顾时，卢卡奇的辩证法却以此为出发点并将其扬弃于历史的总体性中以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最后繁荣由于其基本问题放进了整个历史过程中，而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2]86这是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性最具革命性的一面。
卢卡奇辩证法的本质不仅是历史的总体性，而且是总体性的历史，因为“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2]80.与资产阶级把社会发展的各环节都变成同等数量的“事实群”不同，卢卡奇“具体的总体性”,既不把历史发展的各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社会同一性，也不是这些历史环节的外在“堆砌”,而是把这些环节置于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中，从而使各个环节的具体可能性不断上升为社会发展的现实性。由此可见，卢卡奇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性的内在统一。
（三）改变现实：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的统一
卢卡奇以历史为载体、以“具体的总体性”为内容的辩证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实践突破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结构，因为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2]94.与恩格斯规避各种干扰因素的工业实践不同，卢卡奇的辩证法不仅使无产阶级从总体上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而且使其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和自身存在的非人性，这促使无产阶级摒弃直观态度转而采取一种革命实践态度，“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2]51.
卢卡奇的实践不仅是历史的实践，而且是实践的历史。与德国古典哲学家极力推崇的伦理实践不同，卢卡奇“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不仅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对抗，而且将其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实践与辩证法的历史息息相关。因为这种实践，既不是超历史的理想环境中的“抽象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伦理实践，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实践活动；这种历史，既不是个别历史事实的叠加，也不是脱离实践的精神运动，而是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因此，卢卡奇“改变现实”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的内在统一。
由此可见，卢卡奇以历史为根基，以具体的总体为本质、以改变现实为己任的辩证的总体，真正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运动，这是一个比任何物化的经验世界更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个超验的过程，而是现实世界中“我们”创造的结果，“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即看作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2]231这个创世的“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由于卢卡奇的辩证法始终围绕无产阶级的现实命运而展开，而工人只有经历无产阶级意识这一环节才能成为历史的主客体，因此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卢卡奇辩证法的必由之路。
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辩证法的必由之路
为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同一种物化现实，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却独具革命性？这是由两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作为物化的客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表面的主体而存在，这种双重存在使他们对生产只能采取一种纯直观的态度，这种从量上把握对象的方式只能形成一种虚幻意识。相反，无产阶级自它产生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一种“物化意识”,这既加速了工人与其个性的分离使其沦为一种商品，又迫使其成为被量化的纯粹客体。由于它的“灵魂”并没有变为商品，这表明无产阶级身上还存在尚未被资本主义克服的力量，这构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生成的起点。数量化是蒙在客体上的物化外衣，而作为历史主客体的无产阶级自身蕴含着一种质的变迁，这是无产阶级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存在的根源。
卢卡奇的辩证法就是要使无产阶级自觉地意识到：只有消除这种直接存在的虚假形式，才能作为真正的阶级而存在。直接性和中介作为辩证过程的两个因素是内在统一的。存在的每一个既定客体都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直接性，而超越这种直接性就意味着创造。中介范畴是从直接现实性通达客观现实性的“桥梁”,每一种中介必然产生一种立场。
资产阶级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把现实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事实并将其置于抽象的规律之下，这必然导致历史与起源相分离。相反，无产阶级却能超越这种直接性，因为它通过中介范畴不仅能从总体上把握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而且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性，这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至关重要，“对无产阶级来说，自我意识到自己存 在 的 辩 证 本 质 乃 是 一 个 生 命 攸 关 的问题。”[2]256只有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发展而来时，无产阶级意识才能成为过程本身的意识，无产阶级改造现实的实践才能发挥它的威力。但无产阶级即使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也不可能一下子从实践上消除所有的物化形式。因为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主体”过程的真理本身是辩证过程本身的意识，“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2]96因此，无产阶级意识的实践本质在于它不断生成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通过中介范畴超越物化意识从而把握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力量。由于卢卡奇正是发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革命性，所以才反复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自身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来对待，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自觉到革命实践。
四、思想“悖论”:卢卡奇辩证法的历史限度
毫无疑问，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辩证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本质，还是对于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都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当时，一场重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变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理论表述”[2]21.但是，由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自身存在“悖论”[3]360:它把劳动对于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看作物化的根源，但是却把“克服”这一根源的辩证法置于形式上的从属层面，这决定了卢卡奇的辩证法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卢卡奇辩证法的黑格尔色彩过于浓重。虽然卢卡奇试图通过恢复黑格尔传统狠狠地打击机会主义者，但是在寻求突破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的历史主体时却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主客体，这是 一 种 “比 黑 格 尔 更 加 黑 格 尔 的 尝试”.具体而言，卢卡奇在阐述马克思辩证法的过程中虽然力图超越黑格尔的“概念神话”并试图与其划清界限，但在涉及阶级立场与无产阶级意识的关系问题时，却又不自觉地运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这是他无法摆脱黑格尔的根本原因。
二是卢卡奇对实践的理解过于抽象。卢卡奇对于辩证法的强调不是一种理论抽象，而是始终与工人实践密切相关，但是由于他的辩证法难以摆脱黑格尔的“阴霾”,这决定了他改变现实的历史实践注定是抽象的，因为这里的实践主体是“无产阶级及其意识”.这种把主体的阶级意识等同于主体自身的做法，不可能完成“冲破”现实的实践任务。
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与阶级意识之间缺乏现实中介。无产阶级立场的根本内涵是突破“被赋予的意识”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从物与物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这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为前提。如何弥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与阶级意识之间的鸿沟就成为卢卡奇辩证法的理论“难题”.尽管他在后期试图通过劳动及再生产弥合这一鸿沟，但由于缺乏一系列可操作的现实中介环节，因而只能不自觉地通过黑格尔的“反光镜”来理解马克思，从而使马克思的辩证法退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
由于这些理论局限，卢卡奇的辩证法遭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和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的广泛质疑，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卢卡奇无产阶级意识所可能导致的极权主义的批判，还是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齐泽克）对卢卡奇革命道路的推崇，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卢卡奇辩证法的魅力至今犹存。
[参 考 文 献]
[1]Maurice Merleau-Ponty.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M].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7.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衣俊卿，周凡。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超越物化的狂欢）卢卡奇专辑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4][德]弗洛姆。在幻想锁链世界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61.
[5]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卷 [M].北 京：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4:34.
[6][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M].杜章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