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1]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言，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着作。众所周知，卢卡奇的辩证法经常被人们冠以“历史辩证法”、“总体辩证法”、“历史实践辩证法”、“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辩证法”等名号，这些名号仅仅是为了突出卢卡奇辩证法的某个局部，还是对同一个内容的不同“称谓”?如果是前者，这就遮蔽了卢卡奇辩证法的真实意蕴，重又陷入我们所批判的“细枝末节”中；如果是后者，这些不同的“称谓”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理解卢卡奇辩证法的症结所在。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称谓”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突破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契合的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穿越物化“幻相”重建被物化消灭的人。
一、物化意识结构：物化“幻相”产生的内在逻辑
面对实证主义“抹杀”辩证法的“挑战”和庸俗马克思主义“歪曲”辩证法的“危险”,马克思辩证法面临空前的危机。为什么马克思的辩证法面临如此大的“灾难”?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一种非常迎合自然科学方法的物化意识结构。正是这种物化意识结构，使人们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把握，从而把持续生成的现实割裂为孤立僵硬的事实，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不仅切断了劳动主体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幻相”.卢卡奇的辩证法就是针对这种物化“幻相”提出的。那么，这种物化“幻相”产生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描述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入手的，他把商品拜物教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问题。首先，卢卡奇从主客观方面考察这种“物化”现象：“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2]152-153这种“物化”,不仅客观上切断人与劳动对象的自然关联使物与物的现成世界与人相对立，而且主观上使主体与自身相分离从而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系都变成可计算的偶然联系。由于这种“物化”根源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后者在主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因而物化对应着“抽象的暴力”[3]292.
其次，受韦伯合理化思想的影响，卢卡奇不仅从主客观方面阐述“物化”现象，而且深入剖析合理化原则对人灵魂的 “侵蚀”---物化 意识。在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人们的劳动过程逐渐被分解为一些抽象的局部操作，工人由此变成机器的零部件，“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2]154.当这种合理性原则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时，处于机器链条上的工人就会失去对整个劳动过程的总体性把握只能对其采取一种直观态度，这种态度侵入工人的心理结构并使其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枷锁”,“这种物化意识的出现将消解人的主体性，使人全方位地接受物的统治”[4].
再次，合理化、规律化使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永久化为根深蒂固的物化意识结构。随着劳动过程的日益合理化，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丧失作为劳动主人的身份，因而对生产只能采取直观态度，这种态度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即“时间空间化”.这样，时间就凝固成一个精确的、可量化的“物”的连续统一体即空间，同时处于这种“物性”时间下的劳动主体也被分割为僵化的孤立原子，“在物化的意识看来，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 性质---作为物 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2]161这种由可计算性形式不断加强地物化意识结构不自觉地浸入人的意识，并使得人的肉体和心灵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
最后，这种物化意识结构在哲学上的体现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两难困境”.由于近代理性主义愈来愈发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联系，当理性主义要求成为认识整个存在的方法时，非理性问题就会起到瓦解整个“理性大厦”的作用，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这一非理性界限的典型。因此，对康德“自在之物”的克服就构成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旋律”.康德从主体实践出发试图克服理论理性的内在局限，但普遍必然性的知识须以先验的物质基础为前提，这必然导致自然的必然性与个体的自由性之间相矛盾。费希特试图把康德的“认识主体”
转化为“行为主体”并通过“正、反、合”的主体设定活动为康德的先验辩证法注入活力，但最终陷入自我的“怪圈”.为解决这一问题，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出发把思维的主客对立纳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中，既把一成不变的概念溶入理性的自我运动中，又把所有的逻辑问题都建立在内容的物质特性上，这使得辩证法成为一种有内容的总体辩证法。但由于黑格尔的行为主体是先验的世界精神，所以这种总体注定是抽象的。
由此可见，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已经把握到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并试图通过向内发展的道路加以克服，但由于它只是在思想上把这一矛盾推向极点，因而最终只能陷入“两难困境”,“古典哲学本来要在思想上打碎形式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局限性，并因而在思想上重建被物化消灭了的人，但在这种表面现象中，它的全部尝试都化为乌有。
思维重又落入主体和客体的直观二元论的窠臼之中。”[2]235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德国古典哲学在试图克服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结构时陷入“两难困境”,但它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为我们穿越物化“幻相”奠定了坚实的辩证法基础。
二、辩证的总体：如何从事实上升到现实？
卢卡奇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贵遗产”,从辩证的总体出发试图把孤立的事实不断提升为持续生成的现实。但是，“如何从事实上升到现实”直接关涉到卢卡奇辩证法的本质问题。实质上，卢卡奇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总体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总体性的统一以及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相统一的“内在一致”,这是从 “事实”上 升到 “现实”的根本路径。
（一）历史根基：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的辩证法的统一
卢卡奇把历史作为整个哲学的理论基石。在他看来，面对形式与内容的分裂，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反而回避问题本身，其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这些孤立事实的历史性质。因此，我们要突破资产阶级物化结构，就必须把辩证法奠定在坚实的历史根基之上，“几乎在每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后面，都隐藏着通向历史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就是通向解决问题的道路”[2]228,黑格尔哲学在这一点上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他发现了形式和内容统一的辩证中介即绝对精神的历史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内容与形式等所有僵硬的对立都溶解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了。
卢卡奇把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倾向发挥到极致，既把社会生活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历史问题，又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对抗，与此同时他也识破黑格尔绝对精神表面上创造历史的“概念神话”.在卢卡奇看来，真正的辩证法就是要剥离黑格尔的“绝对主体”,把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置于总体性的现实历史之中，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因此，卢卡奇的“历史”是从孤立的“事实”上升为持续生成的“现实”的一把“金钥匙”.
但是，卢卡奇的“历史”,既不是黑格尔抽象的“理性运动”,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辩证法的历史，“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2]62这种“历史”是人一连串的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关涉形式与内容等二元对立的问题都将得以解决。同时，卢卡奇的辩证法既不是脱离历史的自然辩证法，也不是超越历史的“绝对精神”运动，而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2]27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辩证法与历史看作同一个过程。因此，卢卡奇辩证法的历史根基是 辩 证 法 的 历 史 与 历 史 的 辩 证 法 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