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技术哲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向,并体现出多元互补的样态,那么,当下中国的工程技术哲学研究恰好反映了这样一种努力。
一、技术哲学转向的考察
近年技术哲学转向话题备受关注,张卫、朱勤、王前的《从Techn特刊看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的转向》[1]给出一个清晰且详尽的轮廓,呈现出技术哲学“三种转向“的先后次序与内在逻辑,揭示发生转向的具体原因。该文指出最早发生在西方“经典技术哲学”传统内的“两种类型的经验转向”---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和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克服了经典技术哲学的局限:对技术的批判、否定态度,强决定论色彩,对具体技术差异、技术实践的忽视。问题是,无论“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还是“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都带来了新的代价:丢掉了早期技术哲学关注技术的社会及政治影响的传统,丢掉了以前的批判的、超越论传统,把规范性分析变为一种纯粹的描述性研究,甚至把对技术本身的研究作为最终目的,从而丧失了技术哲学的社会价值。新的弊端呼唤技术哲学再次转向---“伦理转向”,它是对“经验转向”重描述轻规范的一种纠正,是对规范性研究的一种回归。然而,这一转向仍不完备,以至于使技术哲学面临着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克服“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片面性,如何把经验转向的描述性研究和伦理转向的规范性研究结合起来。因此,费贝克指出,我们需第三种转向(third turn):这种转向对于描述性研究来说,技术的伦理和政治意义需要给予重视;对于规范性研究来说,我们不但要去“分析”(analyzing)技术伦理,而且要去“做”(doing)技术伦理。
林慧岳和夏帆在其《经验转向后的荷兰技术哲学:特文特模式及其后现象学纲领》[2]中论述了荷兰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范式,在后现象学分析框架下形成的“特文特模式”具有描述性维度与规范性维度,通过双重聚焦价值和非伦理部分,提供了一种技术哲学的视角,并且“经验转向”在“特文特模式”的后现象学纲领下引入文化元素,将推动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
二、技术本质主义问题的探究
本质主义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耿阳、洪晓楠、张学昕发表的《技术之本质问题的探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3]一文,对杜威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分析与对比,考察了他们在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的概念与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用上存在的分歧,从追问技术本质的根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探究的意义三个维度分析了二者观点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使得在者整体(包括人在内)向着可能的方向展开,并在保持这种展开状态的技术整体中追问技术的本质渊源。而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科学为改造我们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资料,是哲学兴趣从审美转向实用,从静观调和好的景物转向改变不调和为调和的世界,他破除了技术的认识论立场,使得机械论成为实用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首要条件,经验的起源与经验的利害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在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它促使一切存在者成为持存物,将人类送到了不可抗拒的命运性的解蔽道路上。杜威认为技术经验的主要特征在于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破除了自然理论与现象世界的对立与不连续性。此文最后从突破形而上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两种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为当代技术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路。
三、语境论与技术哲学结合的思考
“语境”作为元哲学问题,并非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朱春艳与陈凡在其《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4]一文,以分析“语境”的含义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语境论对当代技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从关注技术“本身”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尤其是关注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问题。具体来说,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的引导下,运用语境论的方法论原则对技术做动态的考察,尤其是考察在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阶段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层面。应该说,此文提出的将语境论应用于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得技术哲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从两极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进而能够影响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实践向度的关注
乔瑞金、师文兵的《从人的解放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主题与聚焦点,按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威廉斯三个代表人物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从技术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关系的不同视角,给予初步的讨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为人类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阐述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张晓红的《国内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研究综述》[》],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概念界定、技术实践主体及其生存状况、技术实践价值、技术实践批判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万长松的《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7]认为,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间接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失去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也不能脱离实际,要适应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五、技术思想史的探微
主要是从技术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古人对技术的思考。
赵玉强在《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8]一文中,对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从而解释庄子生命本位的哲学对于当下社会的指导意义。作者提出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
庄子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中对技术的探讨突破了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显出一种超越之维;在社会领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的领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内在本己的价值,从而提升生命的境界。项继光和任莉的《古希腊时期技术的哲学思想研究》[9]便挖掘与分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如何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泉的。
六、工程的演化、本体论与人文反思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涉及两大主题:
一是对工程演化及其本体论的阐释。李伯聪、王晓松的《略论工程“双重双螺旋”及其演化机制》一文,把工程演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双螺旋”过程,即由“技术链”和“非技术链”(“经济)社会链”)共同构成的“双螺旋”。演化过程则由“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工程“双重双螺旋”中“技术链”的演化,其基本内容是“技术硬件(机器)和技术软件(知识和制度)双螺旋”的演化。
“选择与建构”机制是工程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选择机制使得在技术)经济进化过程中,技术创新成果经过市场的选优汰劣,保证了工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演进。建构机制则体现为技术链与经济)社会链的“双重双螺旋”变革,形成新类型的“双重双螺旋”等形式。蔡乾和在《什么是工程:一种演化论的观点》[11]的文章中,结合对工程的本质追问,也从演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工程。张秀华在其文章《工程的生存论阐释》[12]中,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主张可以从不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工程,在生存论解释原则下,面向实事---工程现象本身,自觉进入工程的生成与人之生成的解释学循环,并将工程视为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能洞悉工程的本性与存在论意义。
二是对工程的人文规范与伦理追问。《“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13]一文指出,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略论工程美》[14]则回答了工程美的功能,认为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与以上对工程的人文规约与美的诉求不同,一些学者更重视工程伦理的路径。
张应杭[1《]认为,面对因工程技术失误带来的灾难,有必要强调工程技术人员敬畏之心的培植。道家“道法自然”命题中敬畏自然的立场可以为这一敬畏心的培植提供思想史的启迪。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价值理念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和身心合一之道可以为现代工程技术伦理提供如下三条敬畏原则:自然地对待自然、自然地对待他人、自然地对待自我。任丑[1》]则追问了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并认为人权既是功利、道义、责任、权利等工程伦理学基本路径的价值基准,又是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师等工程伦理学诸要素的价值基准。因此,人权是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各类工程事业应该成为切实保障和促进人权伟业的现实力量。
熊志军还对科学伦理与工程伦理作了比较研究。[17]此外,2011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工程技术哲学的学术着作。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工程演化与本体论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的《工程演化论》[18]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了“工程演化论”的基本概念,揭示工程演化的规律和特点、工程演化的动力系统,讨论工程要素演化与系统演化,分析工程演化机制以及工程演化与文化变迁、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与说明。
张秀华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19]在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式下,借助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先行确立起生存论对于工程追问的优先地位,显示“人以工程方式去存在”及“人#工程#生存”互释共容的生存论意蕴,并据此于时空向度内考察“作为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的复性展延,进而判明工程实践之“是”与“非”、工程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担当,自我解蔽与突围,趋赴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重建时代的工程文化,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理想。
另一方面,丰富并拓展了技术追问的内容与路径。盛国荣的《西方技术思想研究---一种基于西方哲学史的思考路径》[20],旨在从西方哲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们关于技术的思想,以求呈现出一部相对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家们认知技术的路径,即西方技术思想史。陈多闻的《技术使用的哲学研究》[21]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视角对技术使用进行审视。既给出技术使用的横向结构解读:技术使用是由技术使用的主体一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以及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组成的图景;也做出技术使用的纵向历史分析:技术使用依次呈现出经验型技术使用、实体型技术使用和知识型技术使用的不同面貌,并分别孕育出相应的社会情境。曾鹰的《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22]揭示出在当下技术危机的文化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王伯鲁的《技术困境及其超越》[23],在广义技术范式下,系统分析技术困境的结构、表现、演化机理,以及超越技术困境、谋求人类解放的路径与对策等问题。陈凡、傅畅梅、葛勇义的《技术现象学概论》[24],考察了技术现象学起因,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及演进趋势,非哲学的技术现象学研究,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范例,“装置范式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现象学与STS研究、工程实践等问题。而新出版的学术着作,如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2《],王大洲的《技术、工程与哲学》[2》],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27]和刘孝廷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28]等着作,则从更宽泛的视野讨论了工程和技术问题。
总之,近年国内学术界对工程与技术的哲学研究,呈现出努力拓展解读视域,既试图回归关于工程、技术本质的本体论或存在论阐释,也注重其经验的描述、文化和审美的人文反思以及伦理规范的向度,并彰显了跨学科、跨领域的探究进路。
参考文献：
[1] 张卫,朱勤,王前.从Techn特刊看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的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3):36-41.
[2] 林慧岳,夏凡.经验转向后的荷兰技术哲学:特文特模式及其后现象学纲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0):17-21.
[3] 耿阳,洪晓楠,张学昕.技术之本质问题的研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0):27-31.
[4] 朱春艳,陈凡.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4):21-25.
[5] 乔瑞金,师文兵.从人的解放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6):5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