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论来自博物学，是以博物学为基础和对象的一种哲学理论，或者说是哲学博物学。博物论与博物学的关系类似于知识论与知识学或方法论与方法学的关系，后者属于一种科学知识范畴，前者则是哲学的一个方面，是“二阶”的博物学或元博物学。
博物学的来源与特性今天，人们听到“博物”二字多感陌生，以为都是一些老古董，属于博物馆里的内容( 当然，这和今天的博物馆盛行没有直接关系) 。说博物学古老固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本就是人类知识的活化石，但若以为博物学离我们很远却是不对的，因为它正是我们身边的学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和学习到的知识大多属于博物知识，倒是数理科学的知识离我们的生活很远，需要到实验室和专业的课堂里才能系统学习。
毫无疑问，现在流行的标准化的课堂教学，从内容到形式基本属于数理教育。
博物学，按其字面意思，就是能“辨识许多事物”的学问。所谓“博物洽闻”指的即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见多识广，知识渊博，通晓万物之谓也。
①一如孔夫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②。西方人把博物学叫作“Natural History”，翻译成汉语叫自然史或自然志。读起来有些别扭，以为是历史科学，其实主要是叙述自然知识( 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和生态等) 的学科。博物学有时也叫博物志，指对大自然的宏观观察和知识分类，包括今天所说的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等学科中的部分内容。比如，传统的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昆虫学，都来源于博物学，最近比较时髦的生态学也是从博物学中衍生出来的。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博物学是指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的，对大自然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宏观描述以及对系统内在关联进行研究的学问。它既包括思想观念，也包括实用技术。所以，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范型和研究传统。
③博物学知识的来源主要有下述几种途径:
( 1) 个体的生活亲知，也就是日常活动中的感受和体知。因为博物学知识主要是围绕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而展开的，所以大体不离开人类的基本活动，它很少把这样的求知过程变成一个类似现代数理科学的专项化活动。
( 2) 集体或族群的劳动协作。博物学知识既是个体的知识，也是族群的知识，人们获得经验后通常要在族群中进行交流和验证，逐渐汇聚成小群体或部族的共有知识。
( 3) 先民经验的传承。博物学知识的长期传承途径是口述，即口头流传。当然，随着记录条件、工具和手段的出现，一些知识也开始以文字的形式流传和积存。
( 4) 知识分类。这也是博物学最主要的工作，通过分类把握知识的脉络和谱系。较之数理知识，博物学知识经常显得散碎、不连贯、说不清，这实际是按照现代逻辑化眼光审查的效果。而实际上博物学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为了把握和辨识万事万物，博物学最主要的工作是分类，由此人们也增进了自己的知识。分类有按照对象特征进行的，也有按照经验获得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把握对象。今天重新活跃的操作性定义就由此而来。通过分类，这些知识就有了自己的脉络和谱系。比如中国古人长期按照自己的知识分类进行生产和生活，“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在西学进入之前，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便利。
由于博物学是基于初民在大地上最基本的生存经验而形成的，因而就具有自然性、切近性、涉身( embodied) 性、个体性、具体性和本土性等特点，并体现为和人安身立命直接相关的基础性或根性。
( 1) 自然性。所谓自然性，是说博物知识大多数是自然地获得的，因为获得这些知识的活动本身就是随着人的生存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由于初民最早面对的都是天然自然，也就是荒野，所以博物学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荒野。在这方面，人必须首先尊重和适应荒野，才能在荒野中生存。博物学既是自然而然的知识，它的第一个立场和原则就是尊重自然。博物学所最常用的经验获取方法———观察，就是以不改变对象的现存状况作为前提的。同时由于博物学的动力来自百姓平常日用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为了谋求利润等增殖性扩张性欲望，所以它一方面和古老的巫祀文化及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它的准则里也没有后来数理知识的排他性和赢家通吃的诉求。
( 2) 切近性或涉身性。所谓切近性，是说这些知识就是人们身边的知识，这些知识一般具有实用的特点。初民由于活动能力和条件的限制，与之打交道的多是一些近身事物，这种通过切身感受所获得的知识，其个案化的比例远大于今天的数理经验，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的涉身性特点。这些知识尽管达不到今天知识的理论化程度，但却都是一阶的、实实在在的和非常质朴的，它们基本都是生存所必需的，因而是可以随调随取的，其转化率也非常高。《周易》所说中华人文始祖“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④，也是表明即使这种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地位的知识，也不能远离身边的平常日用。正所谓“道不远人”⑤。
( 3) 具体性和有情性。由于古时的工具相对简陋，需要人付出更多的体能和肢体技巧才能完成劳作。在这样的语境中，人与自然的接触是直接的，感受是多样的，人的生命体验因而也是具体的。这样获得的知识自然也就比较多的是切身性的感受。它不是纯知识论的，而是寓有活动者自身的生命情感在其中，从而使活动者所处的世界变成了有己的或属己的世界，而个体性、具体性等也都与此有直接关联。这是一个附魅的世界，其内容基本是环境友好型的，表述则是附丽的、有情有意的。人也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才能涌出属于生命本身的感怀，才能体味出所谓的诗情画意和生命的本然意蕴。所以，博物学语境中的山川草木都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此，所谓诗意地栖居，必然是博物地栖居。
( 4) 本土性或地方性。本土性是说，古人由于活动范围的限制，其所获得的知识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或乡土性，是典型的“地方性”的知识。这实际就是当地人的生存智慧。它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社会秩序保持一致，是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博物学的知识有许多是“湿的”⑥、难言的，是处于生命状态的、与知识拥有者共在而不可剥离的东西。
而且，博物学没有更大的抱负，一般不主动扩展到其他区域去挤兑别的知识。
总体上看，博物学作为以观察为主导方法的知识，强调以不改变对象为前提，自然地获得事物的信息，因而是原本意义的自然学。在博物学的眼光里，万物皆有生命，皆能自我显现，从而皆有光辉。
博物学与数理学在人类知识史上，博物学传统是比现行的数理学传统古老得多、在古典时代又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数理学是以数学方式加工通过物理方式，主要是实验所获得的经验即物理经验所形成的知识类型，是数学进入自然研究的一个结果，其范围大致包括现代各门常规学科。数理范式则是以近代数理科学为基础所形成的重实验数据、逻辑和公理的理论知识类型，这是因为近代科学的规范是以数学和物理( 实验科学) 的结合形成的。所谓近代哥白尼—牛顿的科学革命，说到底就是数理科学传统对博物学传统( 那时叫自然哲学传统)的颠覆。
在数理学那里，物理是近代科学的直接基础，它的基本职能是获得关于外部自然世界的实证经验; 数学是近代科学的核心，它的基本职能是逻辑化或体系化。所谓自然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的经验被科学化，也就是物理类的经验被数学化成为“物理学”。比较而言，古希腊的物理学是指所有关于自然方面的知识，是“大物理学”，即自然学。
近代各门知识成为“科学”( 分科之学) 的标志就在于它们的实证经验本身被数学化。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后果是，理论知识以自身为目的而把世界数学图像化，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数学，把握了数学也就把握了自然。于是，数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上帝”，现代科学一下子成了数学“宗”。
⑦由于数理学既强调经验的确凿性，又强调逻辑和规范的严谨性，这都是以往博物学的弱项，所以数理学一经形成就具有了某种力量，不但很快进入知识系统的核心，确立了话语主导权，并使知识规范统一，而且因其高度的自为性和自我辩护能力，最终被确立为人类生活中的理论中心化原则。这样的知识由于纲领过强也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导致新兴的科学文化成为一种争斗的文化。这不仅是知识重心的转移，更是理论的社会地位、主导纲领和知识范式的转换。但是，这样获得的知识也使人类陷入左右不得相顾的境地。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以数理方式所获得的经验实际上只是一种“间隔性”的经验。这直接导致了三个后果:
( 1) 人类因自然的数学图像化和活动的技术化间隔，失去了与自然直接的、本然的联系。现代科学在遮蔽已有知识传统的同时，固然开出了一些新的经验，如与技术有关的虚拟经验等，在某种意义上也扩展了人对自然的理解，但是，对个体的生命存在而言，这种技术性的经验具有不可忽视的弱点。首先，这种知识只是一种人工经验，它是以技术和图像为基础的间接经验，是一种被塑造了的经验，不具有自然性和直接性，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感受是技术化、形式化的，不再是具体的、具有肉身感受性的“实在”。其次，这种经验以凸显主体的某种需求为特征，是孤立的专项化的经验，缺乏生命普遍联结的完整性。再次，这种经验以技术或形式的均一化为背景和特质，削弱了经验的个别性和多样性。结果，我们对自然索迫得越深，我们实际离自然就越远，人类原初固有的体知、亲知和默会传统，也因此变得陌生和疏离，而生命在自然状态下获得生存经验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人类已有的经验获得方式和内容被大大削减了，人的生活失去了原初的丰富性、具体性和真实性，生活的意趣和幸福观念也因此变形。
( 2) 数理科学试图把精神物质化的努力，也使得人自身工具化，这正是现代性介入人类经验和生存的一个后果。它导致历史进程发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转换: 原本打着人文主义旗号登场的科学，却因把自身旗帜化而将人文让给了哲学、宗教和艺术等。科学从此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营的配给资源，成为物欲扩张的推进器，从而走向原初的反面。
( 3) 以数理科学的纲领为中心形成了一种数理学的世界观，即用孤立、片面、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其核心是“自然界的绝对不变性”⑧这样一种见解，我们习惯称之为机械论的世界观。自然从此失去它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成为人类自我中心体系的要件，直至最后走向死亡。
数理科学的兴盛遮盖了博物学的光芒，导致博物学在 20 世纪出现沉寂。但博物学虽然不在科学的聚光灯下，却蜗居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自得其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通过揭示任何知识背后都有一种价值预设并有一种权力在起作用，从而在流行的宏大叙事之外发现了系谱学知识，也就是一种博物学知识。
⑨同样，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兹所说的地方性叙事，以及现在认知科学所探究的身体知识等，也都是重要的博物学知识。其实，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之中仍然时时处处有博物学在发挥作用。我们是人，而人是生物，因此没有博物学我们就根本无法生活。这也就是数理科学及其所支撑的启蒙运动最致命的地方，它们因为自己的兴发而欲将他者置于绝地，却也割裂了自己同传统与对象及环境间的联结。
与数理学相对，博物学至少有四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从发生学上看，博物学作为原始古老的知识形态，也是一般知识的原初形态，就是说，现今的所有学科都有一段博物学意义上的发生史。
其二，由于知识是供人使用的，所以现在的许多知识都还遗留有博物学的特性，特别是需要手工操作的技术实践类型的知识，比如医学的临床实践，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门手艺型的技术，需要涉身性经验; 此外，电的使用和技术规范、地质学和天文学的实践等也是如此。
其三，就思维方式而言，博物学的思考是整体论的而非还原论的，是有机论的而非机械论的，是多元论的、有情的可以兼容相处的，而非简单排他的、无情的。
其四，由于数理程度较低，所以最初的博物知识大多是和其他知识有机融汇在一起的。在博物学看来，世界上存在的东西没有无用和没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存在至少有三方面的价值: 自我价值，为系统而存在的价值，以及作为自然显现的价值。这就像一片森林，其中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不能随便抛弃的，只是由于社会在某一时段的侧重点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系统性知识特征。比如，在物质财富没有明显增加、社会结构大体稳定的情况下，人天关系、人伦原则就上升为主导关系，这是维护共同体存在的一个基本手段和形式。于是，在东方领跑的是伦理，而在西方领跑的则是信仰，在希腊实际上是政制。后来，到了罗马时期，政制让位于宗教。其实，那时的宗教也是一种“政制”。博物经验的这种“混合”性也是导致数理学认为它们“纯度”不够、不是科学的原因。
综合来看，如果非要为以上两种思想范式寻找其源头，那么它们大体可看作是哲学史上柏拉图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某种展现。我们可以将博物学与数理学的特性差别以直观形式简要对照如下:【1】
今天的博物学既然能够劫后余生，不仅表明它不是随便可以被驱除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它的回归还要向人们说明一个关于科学和人类生存的完整原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眼光。
博物学的纲领由前述知道，博物学作为一种古老的知识范型，是一种有机的世界观。它不是争斗性的、跋扈性的知识，而是宽容厚道的学问，它不会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随便宣布别人为非法。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是对话的和建设性的，是可以沟通与合作的，这是和谐精神的典范。当我们把博物学的立场上升为一种纲领和准则即博物论时，它就成了与数理学所推崇的现代性方式极为不同的建设性观点和立场，成为现代思想对话的重要推动力量。
建设性是相对于破坏性或否定性而言的，是以对既存事物和状态的某种接受与承认为前提，通过非激烈性否定的方式促进事物完善和系统提升的一种准则和规范。从基本后果上看是以不导致局面破裂为原则，因而是协商或建议的姿态。
破坏性和否定性更多地表现为斗争性和对抗性，它们追求赢家通吃或唯我独尊，这都有使正在进行中的活动终止或激烈转向从而导致事情整体瓦解的取向。而建设性则是以正在进行的活动通过有序调整而适当延续或使事物整体得以保存与优化为取向。所以，相对于斗争性与“破”的哲学原则等终结和激进的强纲领，建设性具有有限性和柔性，是弱纲领，是“立”或互利的哲学，因为今天人类的主体性实在过于强大，用一个时髦的词来描述，建设性的原则就是非暴力的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是“和平学”⑩。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全球时代并形成某些具有全球性的共识，人们已经开始修改和超越古典轴心时代的一些准则，并努力寻找和确立一些新的时代准则。建设性就是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所凸显出的一个新准则，它来源于古代的博物学，但增加了新质，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新纲领。人类之所以需要建设性，是因为文明发展中的确定性在“丧失”，因为“风险社会”的存在以及文明在整体上存在崩溃的可能性，那些在以往曾经被看作是杞人忧天的幻景，如今却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于是，当建设性成为一种交往原则时，就有了特殊的意蕴。
首先，在基础存在论的层次上，建设性立场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万物一体，承认多元共生和共同福祉，因为在共生圈中，万物各有其存在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先天自有的，不是任何事物后天赋予的。
其次，在价值论上，建设性立场就是有关各方都有好处，对所有参与者都有意义的情况，是对成果的共同分享，讲究共生、互利和共赢的情况，它以大系统整体的最优为价值取向，坚持大系统整体运行中成本和消耗最小的原则。虽然对所有参加者都有益处的结局，并不一定就能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却是追求整体利益在价值上最终必须满足和实现的唯一选择。
其三，在方法论上，建设性主张共容、相互尊重、欣赏，乃至于赞美，从对方的美中看到自己的美，从与对方的交往中来成全自己。费孝通先生晚年所倡导的美美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谓其绝佳表达。
最后，在现实行动方面，建设性的立场把强者和弱者拉到同一水平的谈判桌上，要求强者自我约束和对弱者适度扶持，强调责任分担。正如《圣经》和《老子》所宣示的，那原本强的，必要表现为弱; 那原本高的，必要表现为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整个系统的运行维持下去。
建设性纲领的提出作为博物学的一个成果，是人类交往世界观转变的一个根本点。因为它涉及交往的目的和出发点———我们的一切活动究竟是追求整体共生，还是要独享其成? 如果基于前者，那就是建设性的，它带给人类的是一个新文明。
建设性的原则虽不复杂，但是实现建设性的努力却异常艰难。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类已有的多种多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探索通往建设性的多种有效途径。
( 1) 要积极挖掘人类文化中的建设性资源，确立建设性的理念和思维。如果我们简单套用一下黑格尔的辩证法则不难看出，斗争性的哲学其实属于比较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而建设性则是比较高级的辩证性思维，因为它讲的是通过强者自律而实现对立面的统一，是“合众为一”。因此，为了推动这个“统一”，首先就要有超越对立的更高的意识和智慧。
( 2) 要有建设性的组织。建设性并不是无条件的亲吻和拥抱。有时，为了实现建设性，也需要持续地和强者、利益占有者开展不懈的斗争，就像甘地和曼德拉那样。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历程，但又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高尚者身心的献祭和涅?，才能引领我们勇往直前。他们是文明真正的火种。
( 3) 要开展建设性教育。人类的生存不只有对抗，还有合作和共赢，而这需要起码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谦和、忍让、宽恕和赞美并不是软弱与无能的表现，而是一种文明和教养，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智慧。这里，除了一般性的规范教育以外，更对强者提出了自我约束的特殊要求。因为“强”不再是建立在对他者的欺压之上，而是建立在战胜自我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知强守弱”。世界上唯一先验合理的否定是自否定即自我约束。新文明的跃升，就是从强者的自否定开始而确立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因此，从他否定的哲学走向自否定的哲学应成为建设性建设的第一准则。这也意味着，有了建设性，我们的一切特别是生活的意义等，就将获得新的解释。建设性原则的实现，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层次将获得大幅跃升。
( 4) 要有建设性的行动。近代以来以数理知识为载体的同一性哲学都是理论优位的，它把理论( T) 放在世界的中心，而把生活实践放在理论的外围，自然界则在最外圈。这是一种完全把理论作为最高目的从而颠倒了世界根本秩序的做法。与此相反，新的博物学坚持理论与实践( P)是并行缠绕互为中心的，或者说像太极图那样是双中心( T＆P) 的，其整个外形就像是个椭圆。当然，这两个中心在本体上是等价的，但在表现上却不总是完全对等的，至于哪个中心在什么时候略占主导，则取决于事物的发展需要以及各自的成熟程度。
现代科学技术主要是知识和技法层面上的，而博物学则直接关涉人文等安身立命的意义，二者根本不可能简单地相互取代或合并。今天，在人类理论化过强的情况下，如何把自己的真理和善良践行出来，不仅成为新时代“改变世界”的根本诉求，也成为全部哲学的根本疑难。善是一种德，而德必须见诸行动成为德行，否则就是空洞的悬辞，有害而无益。我们曾经在很长的时段里大体达到了“贫而好礼”、“贫贱不移”的治理状态，但是今天有了成批的富人，如何实践“富而好仁”、“富而有德”，就成为良善社会建设的根本诉求。而这也是“新博物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博物经验的世界意义与那种简单地同西方去比拼中国有几项领先的发明以满足脆弱的心理自尊不同，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有更多的优长。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农业国家，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博物大国，因此中国的经验主要是博物的经验。即使是火药和指南针等发明，在古代中国也是属于博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而不是数理科学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博物的经验具有实践性、体知性、集体认知性、内在心性和伦理性( 即善的传统) 。
这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蕴涵深厚，缜密系统，虽非完全独有，但至少已是硕果仅存，因而在对抗过度数理化了的经验方面具有不可穷竭的主导性价值。
中国博物经验的形态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 1) 历史性经验。即通过由祖先崇拜和追怀所形成的血缘传递传统，保证了文脉的连续性，并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而且祖述这种历史沿革也成为今人逻辑思维的一个独特向度。中国古话叫作“老磨坊一辈留一辈”。
( 2) 人文性经验。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一神教传统，其对经验的把握主要在人天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中来体现，具有德性和修身的特点，并由此形成了人伦教养和集体共处的经验与原则———“天下”经验与和的原则。
( 3) 身体性经验。主要是通过艺匠传统传递的体知经验。中国古人有非常强势的轻言和否智传统，并特别注重在行动中把自己的修行体现出来。身体力行，戒除空谈，由此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体知经验的基本形式。
( 4) 内在性经验。所谓内在性经验主要指心灵性的经验。中国文化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在唐代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禅宗，到宋代则整体向内转，至宋明时期三教合流，形成心学。心学强调个体的内在体会和心灵认知，由此形成了强调个人修养的境界文化，达到传统思想的高峰。
( 5) 文典性传统。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文字的形态基本得以保留，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文字以经、史、子、集的形式汇聚和记载了历代的家国私人经验，代代延续，体量庞大。但这还远远不是中国文献的全部，大量野史、轶文，少数民族的文献等多有散失，保留至今的不足 1%，更何况还有许多未能见诸文字而仅凭口传和身授的经验多已绝迹。即便如此，这仍是世界上最丰富璀璨的智慧宝库，是人类文化遗产和资本中的“原始股”，值得研习和参鉴。
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在博物的意义上发展自己的实践智慧传统，形成了属于自己博物文化的重要思想和行动规则，其根本则在“生生”。经常有人批评中国古代的技术缺乏系统的理论，而存在过多的伦理干预，殊不知这种关系恰恰强调的是德( 道) 与技的一体性或不可分离性，是“德艺双馨”。现代科学和技术由于失去了道德或伦理这个“紧箍咒”，便使物欲助长了自己的“猴性”而“大闹天宫”。而在社会交往范围内，孔夫子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以及“和为贵”的处世准则，都已成为今天全球伦理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原则。
作为中华后学，我们在高喊“创新”的同时，只有像孔夫子当年那样，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继承和弘扬中华古学的文脉与精神，实现返本开新，才是比那种空泛的创新更可贵且更具质性的真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