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身体生态”
在汉语原始语境中， 身体指称三方面含义，一是无规定性的肉体、身躯；二是受内驱力如情感、意志、潜意识等作用的躯体；三是受外驱力如社会道德、政治等作用的身份。 身体即肉体、躯体和身份的统一，但后世汉语言思想更多地在“身份”意义上使用“身（体）”概念，把“身（体）”等同于“身份”，从而遮蔽和遗忘了作为本源的“身躯”或“躯体”〔1〕16-17。 这一倾向在西方传统思想中表现的也很明显。20 世纪日益勃兴的身体思潮，旨在纠正人类思想史上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扬心抑身”观念。 身体思潮从多义的、多形态的角度阐释身体概念，如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提出“三个身体”理论，即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美国学者约翰·奥尼尔区分了五种身体，即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等等。 “身躯”或“躯体”意义的身体，即作为肉体的身体、作为欲望的身体、作为情意的身体等，是身体思潮着力强调和彰显的身体概念的始源意义和本体内涵。 这个意义的身体，是个体真实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个体自我的一个最切身的具象和表征。 但是，在现实性上，身体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性肉体，而是肉与灵、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意识与无意识等的统一体。
生态指一切生物的生理特性、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以及生物物种、生物与其环境等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 生态概念蕴含多样性、生成性、有机性、整体性、秩序性等意义，意味着平衡、和谐、美好、健全等。 生态环境与身体具有耦合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关联。 一方面，身体是实践性的，“身体有一种‘环境意向性’”，“身体在其周围投射某种‘环境’”〔2〕297，人 以身体生成环境 ，环境是由身体体验、创造和建构的。 只有肯定和确认人是一种身体性的生命存在，环境的生态意义方可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显现的机缘。 另一方面，身体是被环境塑造着的身体，身体是环境的恩典，环境是身体的“家”。 正是在生态环境中，身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彰显。
在空间意义上，身体生态有两方面内涵。 一是从外部环境及其演化来看，身体生态指人的身体与外部环境的生态匹配以及对其所处环境的生态适应。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本体论意义上是身体性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 人的身体”，“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3〕161。 二是从身体内部环境及其价值指向来看，身体生态指身体内部环境的有机整体性和健全性， 它将肉体与欲望、本能、情感、意志、直觉、思维、精神等诸多内在要素融为一体。 就近现代以来人类对自身的关切而言，“如果说 18 世纪的关键词是幸福，19 世纪的关键词是自由， 那么 20 世纪的关键词就是健康”〔4〕4。
20 世纪以来，健康权成为一项新的人权，人们像以前审视自己的灵魂那样精心呵护和仔细盘点着自己的身体。 健康更具“身体生态”意蕴，它不仅指身体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生理生化过程的和谐平衡与健全康泰， 而且必然关涉人的心理、 情感、认知、思维和精神状态，包括人与环境、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等的有机统一。 通过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动态平衡和协调统一，身体呈现出有序、和谐、健康、优美、高度自组织的存在状态，这即“身体生态”。 身体生态凸显了身体是一个场，是一个将躯体与环境、肢体与器官、肉体与心灵、主体与对象等包容和整合为一体的“身体场”，它好像是一棵“身体树”，既包含着它的肉体触觉、灵魂触觉和思维触觉，也与外部环境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统〔5〕75。
在时间意义上，身体生态指身体不断超越“自在”状态而进入“自为”状态。 “自在的身体”即未被任何观念、理性、文化等因素所渗透的自然生成的、由纯生物性的血肉、本能、情感等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自然性、生物性、生理性的肉体，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解剖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身体。 人的身体不仅是自然天成的，更是社会历史建构的。 “自为的身体”即经理性谋划、科学嵌入、文化塑造和社会建构而形成的有机性、智慧性和能动性的身体。 自为的身体是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人自身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生成的。 现代高科技正日益将肉体和物体、人体和机器、人脑和电脑、生命和技术、生物和文化等相互融合，构成新的人体，使人成为自然和科技的共同产品，人的身体成为一种由人造器官、 人造物件与人的自然肉体有机融合的人-机系统，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肉体〔5〕19-43。 自为的身体也就是一些思想家所说的文化身体、 技术身体、政治身体等。 自为的身体凸显了身体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高度统一，表明人的身体不是纯粹的物质或肉体，而是自然与文化、肉体与精神、情感与理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是整体化的结构与功能的整合。 身体不是一个既定的或已经完成了的要素集合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可变的、不断趋于成熟的过程集合体。
二、“身体生态”危机
20 世纪经历了科学革命向技术革命的转变，这一转变迄今仍充满勃勃生机。 从根源上说，人的身体是技术产生和发展的 “第一因”， 人以其生命躯体、天赋本能、肢体动作、感性需要、心理知觉等要素参与技术的创建与运行， 推动技术的不断变革。
技术成为人的 “第二身体”。 就其本质和应然性而言，技术是人的身体的延伸，是人体进化的重要杠杆。 通过技术，人类可以克服身体的生物性和功能性的局限。 但是，技术一旦被创造出来，便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 在现实和实然性层面，技术也会产生负效应，甚至发生异化。 技术会弱化或损害人的身体机能， 如烹调技术使胃的消化功能退化、医疗技术使人的抗免疫力减弱、电脑储存技术使人的记忆力下降等等。 当代技术更为全面地介入人体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已引发了“身体生态”危机。 “身体生态”危机根本上是身体的异化，它既表现为身体与外部环境的失衡与错位，也表现为身体内部环境的失序与错乱，还表现为自在身体到自为身体的阻隔和断裂。
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逐步内化到人的身体之中，身体成为理解技术的新视角。 现代技术不断挑战和超越人的身体，控制、改变和重塑人的身体，如 DNA 技术、克隆技术、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人体实验等生物技术，以及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智能血压计、智能心电监测等新型技术设备。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把身体视为自然的“给定特征”的观点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因为，主宰身体的那些过程只在些微程度上受制于人自身的干预， 技术进展和专家知识已经侵入人的身体，打磨和重构人的身体。 现代性的一个悖论是，我们获得的有关自己身体以及如何控制身体的知识越多，我们有关何谓身体以及应当如何控制身体的确定性就越遭到侵蚀〔6〕173-174。 现代社会发明了诸多规训身体的技术，人们通过种种技术，不断规训自己的身体。 身体技术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塑造身体的技术， 包括现代身体工业和现代医学的种种发明，如化妆技巧、医学美容、基因治疗等；二是运用身体的技术，即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使用自己的身体进行社会交往和传达意义的种种技术， 如礼仪、身体语言、舞蹈、体育运动、演艺动作等。 这些身体技术一方面给身体的展示和交往带来了新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导致对身体的压制、暴力和伤害〔7〕141。
福柯从现代规训技术的角度揭示了身体的被动性及其异化，发现了有关身体的“权力技术学”。 这种权力技术学 “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8〕156。 这种规训身体的技术，其目的在于使人的身体变得既有用又顺从，或者因顺从而更有用。 在技术时代，人们“坚信人可以无限支配自己的身体， 坚信能够逃避任何体质上根深蒂固的问题，而且能够自我创建一种其可能性不可限量的身体机制”〔4〕141。 现代体育运动便充斥着一种对技术的迷恋。 现代竞技运动领域甚至出现虐身体化、肉欲化等现象。 所谓体育锻炼，就是呈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无法出现的方式。 锻炼项目、动作姿势、极限挑战等日益繁多，服用兴奋剂等成为普遍现象。 在现代社会，身体经过“技术化”重塑而成为“驯服的身体”，具体呈现为生产的身体、消费的身体和有毒的身体。
在泰勒制式的科学主义管理中，为了提高生产控制技术，通过对人体动作的分析，找出最合理的肢体运动路线和加工方法以及应用工具，剔除多余的与不合理的动作，制订标准的工作操作规范和流程。 这种科学主义管理模式固然更好地解决了生产中的分工、协作、效率等问题。 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人的身体受到机器和各种技术工具的限制与驯服，机器和技术工具常常违背身体的生理结构和自然限度。 身体的工具性突出，劳动或工作程序被概括为身体姿势的分解，身体被强制肢解而嵌入一种严密的程序化状态，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在我国，劳动者职业健康和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2013 年12 月，国家卫计委等 4 部门颁布《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确定的职业病种类达 130 余种。 目前，我国职业病患者累计数量、 死亡数量及新发病人数量，均居世界首位。 我国生产安全问题突出，仅 2013 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2 万多起，死亡和下落不明的有 2.7 万多人。 近年来， 以强迫劳动、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拐卖案件一度呈上升趋势，这些案件以拐卖儿童强迫行乞盗窃、拐卖妇女强迫卖淫等为普遍形式， 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奴工、黑工、包身工等。 目前，在我国，由于劳动力严重过剩、资本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就业竞争的激烈以及各种生活压力的加大， 不少人往往通过透支生命，来追求工作和生活的种种愿景。 加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加班使人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健康被严重透支。 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 在我国，过度加班是“过劳死”、猝死等的罪魁祸首。 随着器官移植等技术的开展，人体器官成为高价商品，活体器官非道德的、非法的商品交易以及盗窃人体器官等现象也滋生蔓延。 “在第三世界，贩卖穷人和难民器官的现象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奴隶制”〔4〕30。
现代人对自己的身体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呵护和利用，围绕身体的消费行为与人的自我认同直接相关，身体消费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 “身体转向”是消费文化的表征，消费文化突出了身体的在场性。 但是，身体在现代消费活动中更多地呈现为感性肉身，更具展示价值。 身体日益以感官享受或欲望为指向，强调对身体表面即肉体的操控，成为性与欲望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消费品。 “身体是快乐和表现自我的载体。 体态美好、性感逼人而且被认为与享乐、悠闲、表现紧密相连的种种形象所强调的是外表和 ‘样子’”〔9〕323-324。 身体“美学化”，是消费社会中人的日常生活“美学化”的重要标志。 所谓身体“美学化”，就是人们对于身体的外观、身体的视觉效果、观赏价值以及消费价值的突出强调，追求身体的时尚性和炫耀性。 当今流行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身体美是可以人为加工和创造的。 这促使人们注重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塑造自身的美，由此，身体部位的整饰性消费不断增多。 塑身美容业成为当今的朝阳产业。 塑身美容业充斥着各种技术主义的数字崇拜，它运用现代科技测量与量化的概念， 为人们量身制定所谓的标准躯体，然后借助玩弄或发明各种花样翻新的有关塑身美容的“科技”术语，动员和利用各种似是而非的有关塑身美容的“科学”权威和“科学”理论，通过强大的和极富夸张的塑身美容广告，不断激发和诱导人们对于标准躯体的盲目认同和执着追求。 在自称“高科技”产业的塑身美容业那里，身体美与不美不是以人的身体舒服和身体健康为目的，而是以符不符合“标准躯体” 为目的。 在这种技术主义理念的引导下，许多（女）人刻意按照塑身美容业有关身体美的规范，通过种种技术手段重塑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地接受各种各样针对身体的“暴力”：隆胸、抽脂、去毛、种毛、拉皮、染发等。 很多时候，塑身美容常常会不顾人体生长规律，忽视人体生理机能，无视人体生态平衡，危害甚至牺牲人的身体健康。
在现代社会，人的身体在现代技术的不断改造和重塑中，遭受现代技术所产生的各种不良效应的不断侵蚀，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毒的身体”。 这集中表现为，一是空气、水等污染。 2011 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 （SO2） 排 放量为 2 217 万吨 ， 氮氧化物（NOx）排放量为 2 404 万吨。 雾霾严重威胁人的健康。 细颗粒物（PM2.5）是我国雾霾形成的罪魁祸首。
细颗粒物的化学成分众多， 除影响空气能见度外，可经呼吸道进入肺部、血液，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严重伤害。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2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 198 个地市级行政区的 4 929 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水质呈较差级的为 1 999 个，占 40.6%；水质呈极差级的为 826 个， 占 16.8%。 二是食品安全。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食品安全质量令人堪忧。 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中，有些是由于自然环境或客观条件的影响而造成的食品污染或变质，但更多的是由于利益相关者出于私利或盈利目的而人为造成的食品质量问题，比如，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生长周期缩短，地沟油、瘦肉精、毒奶粉、漂白大米、苏丹红鸭蛋、染色食品、人造鱼翅等更是日益泛滥。 人们对转基因农作物及其效果疑虑重重。
三是过度医疗。 “过度医疗”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静脉输液具有给药直接、见效快等口服药不具备的优势，更加之医院、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的利益驱动，静脉输液在我国迅速被病患者和医生所普遍认同和接受，获得快速推广。 2011 年，我国医疗输液100 多亿瓶，平均每人输液 8 瓶，远远高于国际上人均 2.5-3.3 瓶的水平，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我国是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 在我国，每年能监测收集到几十万份药品不良反应病例，2011年高达 84 万例，其中化学药品即“西药”的不良反应占 86%，其中，抗生素类药品不良反应占 53%。 不少人把板蓝根、感冒清热冲剂等当作预防感冒的饮料喝，滥用补益类、排毒养颜类等中成药的现象，也极为普遍。 医学成像检查如放射性检查等，对人体有较大危害， 它有可能造成人体 DNA 损伤甚至断裂。DNA 损伤累积可能引发基因突变、基因置换、基因融合等，最终形成肿瘤。 目前，成人 CT 检查除用于有症状病患者，还大量被用于无症状人群。
三、“身体生态”危机的消解
技术在本质上是人类利用、控制与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一种实践活动， 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种表现。 在本源意义上，技术是人的身体的延伸，身体是理解技术的基点。 消解“身体生态”危机，首先需要不断彰显技术的身体维度和身体意蕴，对于技术的发展以及通过技术介入而控制和改造身体的行为，进行合理规制和正当控制。
技术是人与自然界的感性中介，它承载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能动关系， 体现着人对自然界的自由。 科学和技术只有沿着马克思所提出的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的价值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和体现自己的本质和意义。 在新近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与老一辈生态环境史学者较多关注自然环境不同，新生代研究者将人与动物体内环境也纳入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范围〔10〕。 例 如 ，苏珊·琼斯在《珍视动物：现代美国的兽医及其患者》中，将“牲畜的身体与外部环境”区分开来加以研究。 南希·兰斯顿所着 《有毒的身体： 荷尔蒙干扰素和 DES 的遗产》，把人、牲畜、野生动物的身体与自然环境加以区别，并把它们视为同一个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并加以并列。 《美国环境史百科全书》则将抗生素的环境影响分为“宏观环境”与“个体环境”，指出畜牧业滥用抗生素已对宏观环境和人体内部环境造成了双重危害。 有学者则侧重于对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生态伦理的阐发，杰里米·里夫金在《超越牛肉：牛文化的兴衰》、瓦茨拉夫·斯米尔在《食肉：进化、模式与后果》、迈克尔·波伦在《杂食动物的两难处境：四种饮食的自然史》等文章中指出，关于人的身体健康隐患的讨论应该始于动物本身，人们首先应当关注和尊重动物的身体生态及其权利，由此才有可能克服人的身体健康隐患问题。 但是，现代养殖业则以注射抗生素、断角、阉割等方式对待动物，这最终会危害到人体健康。 这些研究使“环境”一词的内涵得到了延展，拓展了环境史研究的领域。
现代技术不仅仅是人的身体的延伸，而且更从根本上改造和重塑着人的身体。 也因此，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提出与物质身体、文化身体不同的“技术身体”概念。 技术身体即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身体，它凸显了技术与人的身体的一体性关系，显示了现代技术发展的身体意蕴。 在大数据时代，人体数据也是大数据的一个组成要素。 就像互联网 IP 地址一样，人体也可视为一个 IP 终端，承载着各种人体生理指标数据，包括脂肪含量、BMI 值(用以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心率、血糖、肺活量等成百上千种数值，最终生成了巨大的人体数据源。 随着网络和传感技术的发展， 人类可以利用人体数据，进行人体联网，开展大数据疾病治疗、健康管理、商业营销等。 来自人体生理和行为参数的数据经日积月累而构成的个人大数据，含有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疾病风险等重要信息。 分析这些数据能够得到个人较为完整的健康状态以及疾病预警信息，再结合个人基因谱和完整病史数据，能够更准确地跟踪病程进展，判断短期风险和长期后果，进行更有效更个性化的临床干预和健康指导。 随着能够感知身体机能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以及智能血压计、智能心电监测等设备的发展和普及，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定制自己的“身体机能”。 所以，有人断言，手机现在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人的身体的一个数字器官。 21 世纪初，产生了一种具革命性前景的新技术———会聚技术。 它集合了四个分支技术领域，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制药和基因工程）、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和通信）和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 以往的技术主要通过扩展人类某些器官的能力来改造世界，会聚技术则将使人类在纳米的物质层面上重新认识和改造世界以及人类本身， 把提升人类自身能力作为其根本目标。
在会聚技术的应用中， 机器人和软件将实现个性化，所有器具将由智能新型材料构成，智能系统将普遍应用于工厂、家庭和个人。 会聚技术的本质在于人机合一，体现了一种大一统、大科学、以人为核心的整体性的科技发展趋势。
技术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技术不仅仅指机器、工具，还包括它的使用者和操作者的技能、技艺等诸多因素。 技术必须适应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模式。 现代人类工效学根据人的心理、生理和身体结构等因素，研究人、机、环境相互间的合理关系，为产品和环境的人性化设计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以营造安全、健康、舒适、高效的工作生活环境。 人类工效学的基础参数主要由人体形态、人体力学和人体感知（视、听、触）等各类与消费品、服装、工具、设备和环境设计相关的人体特性参数组成，是从工业设计的角度对特定人群生理、心理特征整体状况的科学描述。 人类工效学基础参数与工业设计和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它的应用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大部分领域。 如座椅要多高，大多数人坐着才舒服；服装型号中身高和腰围的比例是多少， 才能适体；药盒上的字体多大，老人才能看清楚；等等。 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设计，都有赖于人类工效学基础数据的采集分析。 目前，我国工效学基础参数数据缺失严重， 成年人人体尺寸数据已严重滞后，力量、视觉、听觉等工效学基础参数数据基本空白，已严重影响我国工效学研究和应用，以及工业设计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2013 年，“中国成年人工效学基础参数调查”工作正式启动，计划于2018 年完成，这标志着人性化产品和环境设计所需要的中国人体数据调查开始实施。 只有用中国人的人体数据，才能设计和生产出适合中国人的产品〔11〕。
在本体意义上，人的身体感觉决定着人的对象化的方式和文明成果的形式及其程度。 马克思指出：“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3〕189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解“身体生态”危机，还需要人不断把自己塑造成“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3〕192。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正面对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12〕899。 梅洛-庞蒂提出“身体图式”概念。 他认为，“‘身体图式’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表示我的身体为了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任务向我呈现的姿势”〔2〕137-138，它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知觉-运动系统及其能力，它通过对身体姿势和身体运动的无意识调适，使得世界中许多有意义的部分被身体整合到人的经验中。 通过“身体图式”，“身体的感受器随时准备通过协同作用使关于物体的知觉成为可能”〔2〕297。 身体图式“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2〕137。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图式”是稳定的，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是依靠知觉的身体和“身体图式”来完成的。 勃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身体的整体结构决定人类特有的感官和大脑，身体是人的生理、心理、行为、认知的主体和根据。 身体经验能够影响人的内在的、抽象的心理过程。 身体并非心智的容器，环境也非心智的活动场所，而是心智嵌入大脑，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 人的认知不是大脑内部抽象符号的加工过程，而是身体的一种系统活动，是脑、眼、手、足及整个躯体的综合性实践，是大脑、身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正因如此，新近兴起的深层生态学思潮把生态环境纳入自我概念以及对自我的规范中，力图用大写的“自我”（Self）替代传统的小写的“自我”（self），提出了“生态自我”概念。 深层生态学认为，自我的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ego）到社会 “自我”（self）， 从社会自我到形而上的 “自我”（Self）。 深层生态学用“生态自我 ”（Ecological 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是与人类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关联中的自我，是一种“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ship）。 这种自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 只有当人不再把自己看成分离的、狭隘的自我，自我便会不断扩展，超越个体范围达到人类层面，进而又超越人类层面达致生态层面。
“生态自我”根基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谐性和整体性。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人的一切需要都具有身体性特征， 人的一切需要都可称之为身体需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 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 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 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 ”
〔13〕25但人的需要又是一个系统，具有整体性和生态性。 马斯洛认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友爱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是人的需要的基本层次，这些层次不是彼此分开的，而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系统。 只有保持需要的多样性，并使各种需要同时呈现和被满足，人才能不断产生超越的冲动和动机， 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实现自己的潜能，达到完美境界，产生一种对于人生的“高峰体验”。 人必须不断平衡自己的各种需要，使其保持一种有机生态状态。 只有这样，人才能从这种需要的平衡与和谐中， 把身体从自然性或动物性的 “自在的身体” 不断提升为社会性或文化性的“自为的身体”，从而遏制和消解身体的沉沦或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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