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5 月 25 日，在广东梅州召开了“科学哲学: 现状与问题”全国研讨会。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主题集中，收获很大。正如老子所说: “少则得，多则惑”。虽然人数不算多，等级、规格却很高，在会议代表中，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当年我取笑说张志林是“中山郎”，他反过来说我是“武大郎”，在座的请看，现在从“武大郎”到“中山郎”都来了，谁能说没有代表性啊? 光说“郎”来了，就不怕女性主义者要批判我们? 请看，顶着科学哲学的那“半边天”的，刘晓力、王静也都是顶梁柱。可以说，全国科学哲学、分析哲学的精英们，在这里欢聚一堂，热闹非凡。有老一辈的像张华夏先生那样的精神领袖，还有张志林弟子们的团队，则代表我国科学哲学、分析哲学梯队的新生代，代表我们的希望和未来! 当年在我国科学哲学界，中山大学“老张 － 小张”的科学哲学团队就是以精细的语义分析与逻辑分析为特色的。就连他们合着的《技术解释研究》都被公认为代表分析派的技术哲学。
一
先总结和点评程炼的报告。程炼的标题是《社会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据说是会议策划者的命题作文。这位分析哲学的高手，“丐帮”( 概念分析帮) 的精英，采用非常纯正的分析哲学方法，像洋葱剥皮那样一层层地展开语义分析。甚至在编号方式上都采取维特根斯坦的宝塔式的逻辑结构，0． 3． 1 和 0． 3． 2 等等，处于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的不同数码分别代表大中小不同的等级层次。
当然我的点评是大而统之的，只考虑总体性的思路，没有划分得那么精细。为了解释什么是“社会科学哲学”，程炼首先解释“一般哲学”的普遍性质，以及“社会科学”这个学科及其哲学问题的独特之处。对一般哲学进行刻画，主要是用“第一哲学”方法( 也就是先天方法) ，而哲学思维则涉及语言、心灵和世界的三角关系( 见附图) 。语义学是用来分析语义的; 考虑心灵对实在的认识属于认识论; 考虑实在还是非实在则属于形而上学问题。接着，要反思的是社会科学这门探究社会的学问。对社会科学进行哲学研究，就是要思考社会探究的哲学前提以及对社会探究进行描述和评价的驱动力。典型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也是科学? 有没有社会规律? 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是否还能适用? 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哪个更有理? 关于实在论的问题，如果说在社会上“个体”是实在的，那么有没有独特的、超个体的“社会实在”? 例如“大学”这个概念是否像个体( 程炼这个人) 一样有资格看作一种真正独立的实在? 或者说，“共相”只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没有形而上学的深度。
可以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解释，类似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好比袁世凯就像是一个唯名论者。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请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走向共和》这部电影，你可记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情节? 在上台阶时，梁启超追上袁世凯而发问道: 你想把人民置于何等地位? 袁世凯回头回答道: 什么“人民”啊? 我所见到的只是一个个的人! 可见，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中，袁世凯也认为，张三、李四这样的特定的人才是最实在的，“共相”倒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实在的。现在，社会科学哲学中所争论的也是这个道理。程炼发明了一个好的名词、巧妙的译名，叫做“社会物项”( so-cial entities) 。一般人都喜欢把 entity 翻译为实体、本质之类，程炼却把它翻译为“物项”( 一种词项而已) 。依我看，这是采用了卡尔纳普把“实质语言”翻译、转换成“形式语言”的基本技巧。“社会存在”原是一个本体论意味很强的抽象说法，现在转换成“语义学”的说法，就不那么“形而上”了，矛盾就不会显得那么尖锐了。
最引人关注的是，社会科学哲学中存在两大思潮，自然主义主张方法论的统一性，人文主义主张方法论的特异性( 例如地震纯粹是自然事件，不带任何意义，而战争则属于社会事件，人的行动总是带有意向性。对此两者想必应当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加以考察) 。这一对立思潮也反映到几个典型的争论之中: 一是意识形态之争，首先是关于文化的相对 － 绝对之争( 文化相对主义强调特异性，文化普遍主义则强调深层次的齐一性) ，还有价值是否中立之争，以及诠释上的独立性之争( 社会解释是否能保持客观性，还是免不了受主体理解上的不同的强烈影响) 等等。二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三是与此相关的关于社会解释本性之争。个体主义有多种社会解释策略，经典科学哲学中标准的 DN 模型和桥接原理( bridge principle) ，在社会探究中一经结合“个体的行动”都得到了合理推广，更有特色性的是以信念、行动、欲望( Belief/Action / Desire，BAD) 为基础的意向性解释框架，这种社会解释策略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有深刻的影响。整体主义则坚持社会实践的整体性是不可化归的。
我们的印象是，一些分析哲学家过分偏爱个体主义方法论，而不怎么喜欢整体主义方法论。例如朱志方就不止一次地表态，他要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竭力把“集体意向”消解掉，化归到“个体意向”和个体信念中去。根据就在于社会现象归根结底只是个体行动的结果。相反，我和张华夏先生则都有“系统情结”，非常喜欢复杂性系统科学的整体性。
那么程炼呢? 他就比较公正，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没有任何偏向性，能够做到“一碗水端平”。在科学哲学界关于还原论与整体论曾经发生过争论，按照我们的概括，最有代表性的是: ( 1) 金吾伦教授把整体论推向极致，立场最坚决、最彻底，他主张“要素不可分析的整体论”。基于他的“生成哲学”，要素是在流变过程中生成的，不是一种清晰的、固定不变、现成的、随时可以拿出来的东西，相反它们倒是依赖于整体而存在的。也许他的整体论可以成为古代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2) 林定夷教授，属于坚定的还原论者。在他的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中已经把还原论的一切合理要素的可操作性、可应用性推向极致。他是在为实践的科学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 3) 在科学哲学兼分析哲学学者中，张华夏先生，则属于“要素可分析的”整体论者，他的整体论是“复杂性网络相互作用的整体论”，与个体主义及还原论相容，与分析哲学相容。霍兰研究复杂性整体的代表作《涌现》、《隐秩序》表明，每一句话，每一个推理步骤都是经得起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华夏先生在复杂性研究方面就属于霍兰派。
我和柳海涛博士在《解析集体意向》的大会报告( 科学哲学与心灵哲学国际会议，广州，2010 年 12 月 16日) 中，对“集体意向”如何产生的回答是，从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眼光看，集体意向虽然是在个体基础上所产生的，说得更确切些，是在个体基础上按照复杂性整体系统的反馈机制所生成、所突现( 或涌现，emergence) 的“协同”性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必须定于非还原论的限度之内，必须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补充。
看来程炼对于科学哲学发展中对立学派之争的“客观公正”态度，不限于个体主义问题。还表现在他报告最后所作总结性的反思所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并不是非得你死我活，科学解释的因果性模型与社会的意向性解释模型之间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存在像生物学的目的性功能解释那样的中间过渡类型;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性上的差别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经济学的科学性就介乎两者之间) ; 方法论的特异性与统一性并非简单地相互排斥。一句话，程炼学会了托马斯·库恩的招术，懂得要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二
再点评吴国盛教授的报告: 《自然的发现》。如果说，经典科学哲学是依靠“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那么我们想说，程炼的报告因其着重于“精细的语义分析”，就有点像逻辑主义，而吴国盛的报告因其着重于“追溯概念的历史渊源”，则有点像历史主义。
科学哲学会议，从讨论的内容上说是严肃的，但在讨论的方式上却是活泼的，有时像自由漫谈。
会上会下，会内会外其实是一个整体，即使在酒席上，在会外轻松的笑谈之中仍然延续着、渗透着深刻的哲学思辨。我们常开玩笑说，国盛是我们的科学哲学学术圈里的“才俊”，确实他的文采也很美。
也许他讲的东西比程炼纯学究气的抽象分析有趣多了。在他的行文中，我们能看出叶秀山大师风格的记印。他擅长于哲学名词概念的“考古学”，希腊文怎么说，拉丁文怎么写，与现代英语词新用法之间的关联又何在等等。重点不在于词源学，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在于追寻科学思想史的概念的来龙去脉，厘清其概念发展的内在逻辑。国盛对推动“科学史通史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科学的历程》的影响力已经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他和刘华杰也都热心于“科学传播”的工作。他俩都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有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刘华杰在科学史的考证上能够做出第一流的工作。举例说，许多人老是混淆，搞不清楚拉普拉斯的着作《概率的哲学探讨》与《概率的分析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却能考证得一清二楚。不过我们的赞扬其真实用意却是为了给接下来的批评作铺垫。在这里，至少是要提醒一下，在“批判科学主义”时千万要掌握好分寸，话不能说得太过头。
“自然的发现”这个问题是科学史家洛伊德在他的《早期希腊科学》中率先提出来的。当然洛伊德把发现“自然”作为希腊科学起源的标志很有启发性，但他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实证性的解释，仅此而已。吴国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非常好的选题，深入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他鉴于历史考证细致地分析了“自然”一词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由“本性”向“自然界”转义的漫长过程。
从词源学的视角看，现代欧洲语言的“自然”( 以英语 Nature，德语 Natur 为代表) 一词均有两个基本的义项: 一是本性、本质; 二是自然界。前者更原始、更基本，但后者则在今天用得更多。吴国盛更重视的是，透视语言文字背后所包含的深层次的思想和哲理。让我们从科学思想史的观点，回到古希腊的源头来看问题。这就可以发现: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自然”一词( 其拉丁文的书写方式为physis) 的基本用法是事物的本性、本质、本原，是事物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内在原因，而不是指自然物的集合或自然界。“自然的发现”恰恰不是指希腊科学发现了新的什么“自然物”，而是指发现了一种通过追寻“本原”、“本质”、“本性”，一句话，通过追寻“自然”来理解和把握存在者及其存在的方式。重要的是，这种“追问”方式是希腊人独有的理性生活的习惯，也是希腊科学和哲学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
既然考虑到“存在者”及其“存在”的关系，吴国盛就把语义分析从词源学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古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一是指通过追究本质或根据的方式来真正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方式，从而确定了西方思想史的基本走向。柏拉图就看到，表象世界的流变性是靠不住的，因为变动不居的东西没有资格看作真正的“存在”，重要的是应当把握住流变性背后的“不变”者。二是指通过与“人工制品”的对比，开始划定出一个被称为“自然物”的存在者领域。然后，逐渐演变为后来人熟知的“自然界”的概念。吴国盛采用一个非常特殊的词“跌落”来描述“自然”概念从“内在性”向“外在性”领域的演变和转移过程。一般人极少提到古希腊思想家对技术制作方面的关注。吴国盛却专门强调，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他的自然哲学时一再援引技术制作过程为例。为了阐述清楚四因说，亚里士多德举了雕刻匠、造船工、建筑工、木匠等诸多技术制作的事例。别人未必想得到，这里也可以找到作为近代科学来源之一的“工匠传统”的古希腊源头。吴国盛这一论点特别具有启发性。不过我们要补充说，正是古罗马人很好地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这一独特的方面。
根据上述“自然的发现”的逻辑，报告人对许多疑难都能作出合理的解答。首先，“为何最初的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为何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就成了“伪问题”。因为希腊早期的“自然”一词指的并不是现在习惯使用的那个含义。相反，由于“自然”意味着“本质”和“根据”，而追究本质和根据的活动就是今天被称为“科学 － 哲学”的活动，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无论泰利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都是这样。其次，根据上述“自然的发现”的逻辑，寻找理由根据的“定律”就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第一定律。一部形而上学史也就理所当然地是一部寻找最终根据的历史。第三，根据上述“自然的发现”的逻辑，甚至“李约瑟难题”也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自然”大多取《老子》和《庄子》中的内涵，只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之意。中国古人的“自然”始终保持着“自主、自持、自立”而从未“跌落”过，因而不可能借此开辟一个建立在差异之上的特定存在者领域“自然界”。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自然科学”，不是什么错失，而只是不同的存在命运而已。这一论点也是非常有新意的。
张华夏教授在提问中特别提到，夸克发现者盖尔曼最新的关于“科学美”的视频讲演。其中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在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实际发展中，通过“科学美”、和谐对称性来“追寻自然本性”的思想，比直接“追寻自然物”或新的基本粒子是什么，对科学发现来说更有帮助，更有启发力，也更富有成效。由此可见，从“自然的发现”的理念中，还可以开发出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科学发现有价值、有促进作用的因素。
三
经典科学哲学是依靠“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相辅相成的。程炼的报告因其着重于“精细的语义分析”，就有点像逻辑主义，而吴国盛的报告因其着重于“对概念历史渊源的追溯”，则有点像历史主义。拉卡托斯说过: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我们所要做的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结合，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统一，“精细的语义分析”与“追溯概念的历史渊源”，两者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张力”。
目前，科学哲学思想宝库中的工具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多样化了。要对极其不同的观点进行整合，要能够在继承传统与革新传统并且不断开拓创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是需要高度的智慧和技巧的。科学哲学史不像拳击赛，不是一派把另一派打翻在地的历史，而更像滚雪球，雪球越滚越大，后继者应当继承、汲取先行者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也有优点，它对僵化教条具有解构功能，但我们并不取消科学的客观基础，并不倒向极端相对主义立场。我们相信，“科学哲学不仅有过去，而且可以争取有美好的未来”。
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机遇与挑战并存，但结果是好是坏全在于我们自己，看清发展形势，把握机会，合理决策与行动。
参考文献:
［1］程炼． 社会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C］． “科学哲学:现状与问题”全国学术研讨会( 梅州) ，2013 －05 －25．
［2］吴国盛． 自然的发现［C］． “科学哲学: 现状与问题”全国学术研讨会( 梅州) ，2013 －05 －25．
［3］［英］伊姆雷·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兰征，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