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可通约性概念描述库恩思想体系

　　一、

　　库恩最先是以对古希腊数学中公约数的的理解得到的一种模糊直觉，进而通过隐喻使用不可通约性概念。这一隐喻可以这样理解：等腰直角的对边与斜边之间不能进行公测，或者理解为不存在公约数（common measure），如，直角边为1，斜边为√2，那么1和√2之间不存在公约数（ lack of common measure）。
　　值得强调的是，不存在公约数不表示不可比，1和√2之间是可以比较大小的，只是缺乏公约数。库恩借用不可通约性概念表达理论间不存在公测度是因为各自的理论框架不同。“通约”一词原本分别指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和“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以进行加法运算；以及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对其进行化简。由此看来，库恩引申这一词的意义，用来表明理论间的关系。
　　为什么要通过不可通约性的论述证明库恩的相对主义？原因有二点：一是，库恩的概念很多：范式、科学革命、常规科学、不可通约性等。总的看来，“范式”和“不可通约性”却是库恩学术生涯中最重视的两个概念。然而，“范式”在库恩的理论中的含义较为具有十分严重的模糊性，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认为“范式”在《结构》中具有21中意思，相比之下，不可通约性的内涵和外延较清晰，可辨识度高。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概念是高度内部一致的。
　　二是，库恩用他最后几十年的时间扞卫、阐释，并且充分发展了不可通约性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晚期库恩对不可通约性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洽的理论。笔者认为可以以不可通约性概念为出发点，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库恩思想体系，并进一步证明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思想。
　　如同范式具有许多含义一样，不可通约性有多种类型（version）：标准的、意义的、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但是意义的不可通约性是最受争议和关注的一类。可以说，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是一个基于标准的不可通约性，围绕意义的不可通约性展开，并走向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的三者互为支撑的概念。

　　二、

　　如果说数学中的公约数给了库恩灵感，那么其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来源则是弗雷格的意义与指称的区别和语义学整体论。弗雷格指出意义与指称不同，意义决定指称，甚至没有指称，如“当今法国国王”就不存在。而指称相同却不一定意义相同，如暮星与晨星均指金星，但是它们的意义不同。晨星是一颗早晨可见的星，暮星是一颗夜晚可见的星，由于这一类似彼岸花（花和叶盛开在不同的两个季节，因此花开时看不到叶，有叶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事实上，它们是一体的。）的显现使得人们误以为是两颗星。事实上，它们只是金星的两个不同的名称。哲学界普遍接受了弗雷格关于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别。由于不可通约性是关于科学的表达式，如太阳、地球、月球等实体的名称（可被视为专名），以及牛顿运动定律等普遍定律（可被视为陈述句），辩论中属于不同共同体的科学家们难免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某些双方都诉诸的实验或观察，所以来自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们谈论的对象及意义在不同的理论中是不同的，在任何不同范式下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都不可避免的是不完全的，结果，理论间相对于对方的优越性被去除了，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所剩的便是不同的竞争理论尝试说服其他理论。然而在理论选择的辩论中人们无法诉诸健全的理由，不可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由于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中的人拥有不同的图式，导致理论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和主观的理由。这意味着，支持不同理论的两个甚至多个共同体可能都是对的。
　　库恩的语义学不可通约性是建立在弗雷格关于意义与指称的经典区分上，以及语义学整体论上。语义学研究的是词汇、表达式或句子与他们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库恩将其描述为“语词和词组关联自然的方式的变化，它们所指称对象的判定方式的变化。”
　　语义学整体论也即意义整体论是指，词语是通过其存在的语言中与其他词语的关系获得意义的，语言中所有的词语形成了一个意义网络，这样一来，每一个词语在这个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它的意义。我们是通过联系与结合其他词语来学习词语的，例如，当我们学习“猫”这一单词时，我们也会学习不将这一词应用到狗或者其他动物上。笔者看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词语的知识和自然地知识是同时获得的，它们根本不是两类知识，而是语言所提供的单一硬币的两个方面。库恩的语义学整体论强调科学的表达式的意义依赖于它们的理论框架，相同的单词在不同的理论框架意义不同，一个单词的意义由这个单词所在意义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如哥白尼革命前后的太阳、地球、月亮的意义分别发生了变化。在革命前，太阳和月亮是行星，围绕作为地球的恒星转动；革命后，太阳成为恒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作为行星的地球携带月亮围绕太阳转动。所以，如果我们假定意义决定指称，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存在相同的指称。由于分类标准事实上就是将那些范畴的名字与世界关联起来的标准，因此整体论根植于语言的本质。我们看到，库恩通过数学和心理学借鉴来的隐喻而支持的模糊直觉走到了到关于指称语义学的哲学立场。

　　三、

　　从语言学和整体论方面看，库恩逐渐将不可通约性视为一个语言问题。范式转变后词语的意义发生了改变，而意义改变的理论基础是指称语义。语义学不可通约性针对的是词语、表达式以及交流的意义。总体看来，库恩的意义不可通约性经历了整体到局部的变化。在《结构》中，范式被视为一个整体网络，词汇的意义与设备的使用决定于它们的理论框架，革命前后范式之间的交流不可避免的是部分的，甚至完全不能，如上述哥白尼革命、牛顿—爱因斯坦的“力”与“质量”的内涵的改变。库恩认为理论间缺乏一个外在的标准，所以它们是不可通约的，这与那 “中性的观察语言”的观点不同（这种观点认为感觉经验是固定且中性的）。起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察渗透理论”使得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划界失去有效性，因为对于经验世界，所有的观察必涉及理论。不同理论间无法借助于一个中立的自然语言（naturallanguage），事实上，库恩否认这种中立语言的存在。另外，库恩认为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往往获得的是意会知识，即“学习并不完全依赖文字媒介，而是文字表述与具体应用实例结合在一起”。库恩用格式塔（gestalt）转换来说明不可通约的整体性。在《结构》中库恩明确提出，科学革命前后，范式的转换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十分类似。如在实验过程中，试验者在前一刻看到的鸭子也许在后一刻变成了兔子，这种非理性的转变应用到科学革命上则体现为科学家在革命前后的世界发生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库恩是一名实在论者，他所指的科学家的世界的改变其实是指科学家的世界观的改变。
　　继戴维森表明大范围的不可交流的荒谬以及克里普克与普特南提出因果理论后，库恩重新思考不可通约性，进行修改并得到“局部不可通约性”。局部不可通约性针对的是其意义大部分或完全依据理论背景的术语。科学术语就属于这一类，例如，人们在学习牛顿物理体系中的的“力”和“质量”等概念时，不仅需要将诸多术语相互联系起来，同时还要学习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相比整体的不可通约性而言，这种不可通约性较为温和。另一名历史主义者——费耶阿本德也提出了不可通约性概念，但是，与费耶阿本德不同的是，库恩不认为交流总是打破的，只是当打破时，人们没有好的理由去选择理论。他并不支持费耶阿本德所提出的“交流的完全不可能”的观点，当交流阻塞时，人们可以做的便是把彼此看做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进行翻译。正如“不可比”与“无公约数”不同，库恩对翻译和解释也进行了区分。翻译者必须掌握两种语言，将其中一种语言的词汇或句子用另一种语言代替（不改变意义和指称），有些无对应的词，就无法准确翻译，如中国的“道”这类形而上的内涵的词语和中国的古诗词等，这便是不可通约。“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法习惯，它对于该民族的文学表现常常具有非常大的制约力。”
　　解释者可能只懂一门语言，对于复杂难懂的符号或句子进行解释，一个人可能学会了另一门语言但不一定会翻译。例如，燃素可解释，但不能翻译，因为在现代科学中无对应词。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不同语言的翻译瓶颈理解，比如英语中没有像汉子那样一个字有好几种意思而又不需要改变形态的做法。这样一来，如果要翻译语法较模糊的中国古诗就比较困难。
　　因为科学术语的重要性区别于不同的理论，因此，不可能把一个理论准确翻译成其他术语组成的理论而没有赘余和缺失。如此一来，“no common measure=no common language”。总之，概念图式不同，翻译则无法进行。
　　晚期库恩指出，不可通约性是用来表示从语言学结构之间获得的关系的术语，术语的意思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包含关系和相互排除关系。他进一步提出局部—分类学不可通约性，以表达不可通约性是可知的概念。首先，分类是基于“范式”和“概念图式”来理解，它是客体、现象等的系统分类，即根据科学理论被分入不同类别中。因此，当科学理论发生改变时，属于其中的分类系统也随之改变。其次，一个理论中一定的分类标准与另一理论不同，因此事物在不同的理论中被归为不同的类别，例如，太阳在古代被视为行星，在现代则为恒星。从语义学层次上说，理论改变前后词汇表虽被保留，但是其分类标准被替换了。这必然会导致前后交流的失败，分类的改变也就意味着术语意义的改变。
　　库恩认为分类结构反映世界，因此拥有不同分类的人住在不同的世界。所以只要分类是相似的那么翻译就有可能。共有分类结构的可以相互理解，相反则不然，但由于相同的术语不在同类，真正的理解是不存在的，最终必然导致不可通约性。

　　结语：

　　不少学者认为，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是针对其相对主义性质的。“因为历史主义的提出就是反对普遍原则，反对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在某种普遍原则下获得唯一的意义。历史事实意义和合理性的理解只能置于其所处时空，其结论并非唯一。”
　　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对库恩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不遗余力地提出一种相对主义和主观的观点”。在库恩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争论最为强烈之一的便是ssk与他的关系，不论库恩是否承认，他的《结构》中不可通约性概念被ssk解读为相对主义，从而影响后者。当然看一个人是否是某种派别要看其一生的学术发展，正如ssk的研究纲领由“强纲领”的相对主义走向了“有限论”的相对主义一样，库恩也从整体的不可通约性走向了局部的不可通约性，然而，不论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作为科学革命理论及其意义和整体论模糊直觉的结果库恩的不可通约性都必然导致相对主义。虽然不可通约导致了一个相对主义的结果，即关于真理的陈述是无意义的，我们不能说一个论述比另一个论述更接近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更接近真理了，但我们无法确定，因此所有有关的陈述均无意义。但事实上我们在交流时肯定是有上下文，以及人们表达式的肢体语言，我们通常都能理解对方表达的意思。同时，语法差异的确会给翻译带来困难。但是许多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能够恰当地把握文章的意境和含蓄（中国古诗词的翻译便是最讲究“信”、“达”、“雅”）。因此，术语的不可通约不一定导致句子的不可通约。
　　尽管库恩的思想带有相对主义色彩，但他仍然是一个科学进步的信仰者，他始终认为“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如果说常规科学时期产生砖，那么科学研究则不断地把这些砖块添加到增长着的科学知识宝库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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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库恩，《结构之后的路》，[M],邱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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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俊、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0页。
　　[7]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