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当代部分学者的科学价值观(2)

　　杜威认为，科学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物质力量方面，科学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类带来物质方面的享受和应用技术的勃兴。他说：“在物质世界中，在物质商品和物质事物的生产的世界中，过去五十年来知识和科学的进步，已使人类的活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科学通过其在发明和技术上的应用，是近代社会中产生变化和形成人生关系的最伟大的力量。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引起了一百五十年来人类共同生活的情况的大革命。并且，从机器时代进入到电力时代以后，科学还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变化。”[6]在精神力量方面，科学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模式，科学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界和人自身。科学与政治相结合，能促进社会的民主；科学与教育相结合，能训练人的心智，使人具有良好的素养；科学与道德相结合，能改进人们的道德判断；科学与宗教相结合，能让人不轻易迷信某些教条；科学与审美相结合，能给人以美的愉悦，并更好地理解审美经验。
　　
　　杜威也认识到，如果运用不当，科学也可能带来一定的负价值。他说：“只需引用最近的战争、劳资问题、经济阶级的关系，以及新科学在医药和外科创造了奇迹但疾病和衰弱的情况也产生并蔓延的事实，就可以说明科学的负效应。”[7]因为科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道德观，这就决定了科学对人类造成的种种后果未必都是正面的。对此，杜威提醒道：“科学作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控制工具所具有的潜能，给人类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挑战。”[8]
　　
　　在杜威看来，仅仅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给人类带来永久和平的生活、自由平等的制度和普遍自足的经济。他说：“代替着世界和平，曾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其范围的广大与破坏性的严重，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代替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稳步的发展，我们看见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其彻底压制信仰和言论自由赛过从前历史上最专制的国家。代替着经济的安全性的增进与消灭贫乏的运动的进展，我们看见工业危机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大增加与工人失业人数的大增加。”[9]两次世界大战冲击和粉碎了人们对科学的纯粹乐观情绪，焦虑和悲观的阴影席卷了西方世界。于是，某些人认为战争的浩劫、民主制度的破坏、经济的不稳定都是由科学的发展造成的，他们把科学当成“替罪羊”,主张回到科学非常落后的蒙昧时代。但杜威认为，这些对科学的责难是错误的，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科学进步，而是人们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这造成了人类关于自然物质的知识同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严重失衡。他总结道：“我们拒绝把那些曾应用于处理物质事物上而征服了自然的观察、解释和考验的方法，应用于处理社会事物之上，应用于与人生相关的问题之中。结果，产生了我们的物质知识和我们的社会道德知识之间的一个极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和谐性的缺乏，是产生目前危机的一切悲惨情况的有力因素。”[10]对此，杜威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把那些应用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上的科学的实验知识和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物上去，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用正规的术语表述，那就是使科学人文化。”[11]杜威所说的“科学人文化”,并不是如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那样将科学方法视为哲学应该效法的典范，也不是试图将某些教条化了的自然科学方法作为普遍适用的方法移植到人文领域。他认为，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方法，盲目模仿自然科学只会给社会科学带来负面影响。杜威在谈到科学方法时，强调的是科学研究的开放性，即将科学理论付诸公开检验和公众批评，以及科学研究内在的公开性与合作性。
　　
　　三、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价值思想
　　
　　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是美国杰出的工程师和科学管理者，他因在模拟计算领域的杰出贡献而闻名，他是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组织者，雷神公司的创建者之一，他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科学价值思想。布什认为，医学、工业和军事的发展，以及就业机会的创造，都离不开科学。他说：“将科学成就应用于实际，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好的收成以及更充裕的闲暇来进行娱乐活动、从事研究工作、学习怎样生活，而无需做那些成为过去多少年代普通人负担的乏味的工作。”[12]由于基础研究能为关键领域的前沿技术研发提供必要的支撑，因而布什大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基础研究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带路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13]由于二战中欧洲传统发达国家饱受战争创伤，加上美国利用战时本国的有利环境从欧洲引进了大批的科技领军人物，因而二战后世界科技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在欧洲基础研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布什敏锐地觉察到，“一个在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将是虚弱的，而不管它的机械技术如何”[14].在布什看来，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的实用目的，但它所产生的知识和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实用问题的方法和依据。他说：“纯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能也不必给某个问题的完全具体的答案，那是应用研究的任务。相反，基础研究一旦受命于不成熟的实际应用目的，必然断送它的创造力。”[15]布什把从基础科学到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概括为“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开发研究 - 生产经营”这四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依赖于前一个阶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这一范式称之为“技术程式”.基础科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所有机构都适宜从事基础研究。布什提出，由国家或私人资助的学院、大学和接受捐赠的研究所这三类机构，因其研究传统的特殊性，比较适合作为基础研究的中心。这些机构承担着知识保存、创新和传递的任务，能为科学家提供安定、和谐与自由的工作环境。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科学家，“能在一个相对摆脱了世俗偏见或商业需要的有害压力的环境中工作”[16].
　　
　　二战期间，布什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任这一要职，他对于科技保障国家安全的价值有极为深刻的认识。正是在布什的领导下，美国在武器研发上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雷达、无线电和原子弹的研发都凝结着他的汗水。要保障国家安全，不仅需要优秀的人才和财力物力，还需要科技的力量。1939年 4 月，布什在写给美国总统胡佛的信中说：“如果有了有效防御轰炸的办法，整个世界的局势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据我所知，目前我们并没有研制。即使成功的希望并不大，也是有希望的，我相信它绝非毫无用处。”[17]不过，布什虽然高度重视科学的价值，但他没有过度夸大科学的作用。在二战期间，他总结到战争不仅是“科技问题”,还是“经营问题”.对于工程师的素质结构，他认为工程师仅仅懂科技还不行，工程师必须“懂人”,并对社会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他提出：“科学本身不能为个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弊病提供万能灵药。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是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员，在国家的福利事业中起作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