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阿雷佐的圭多作为中世纪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突破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聚焦教会音乐演唱的学习和实践，并反对通过死记硬背学习音乐。圭多于 11 世纪早期发展了一套通过线条和空间精确表示音高的记谱方法，结合该记谱法进行音乐教育使得歌手们的学习效率大大提升，他顿时声名鹊起。后来，圭多还发展出了诸如六音列、唱名法等音乐教育理论，都集成在其四部主要的著作中保存下来。随着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慢慢地人们都认为圭多是以上这些理论的发明者，并将其他相关的音乐教育理论都归功于圭多。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圭多并不是这些音乐教育理论的发明者。本文主要探讨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其音乐教育理论的历史来源，从而客观评价圭多在音乐教育理论发展中的贡献。
本文第一章从音乐理论的发展、音乐教育的需要以及当时政教环境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圭多音乐教育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必然因素。第二章通过梳理圭多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的时间线，探讨了圭多音乐教育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三章以圭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几个音乐教育理论为研究对象，追溯其历史来源以及圭多在这些理论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本文第四章给出了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传播及发展情况，同时分析了这些理论对后世的音乐教育以及政教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音乐教育；阿雷佐的圭多；线谱记谱法；六音列；唱名法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usic theorists and educationist in the middle ages, Guido of Arezzo devoted himself to getting rid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music education. His concern was mainly with the learning and singing of church music, and he was opposed to learning music by rote.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Guido developed a system of precise pitch notation through lines and spaces. This notation proved to be a vital step in Guido's reform of music education,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ingers. And then Guido obtained great fame rapidly. Later, Guido developed other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such as Hexachord and Solmization, which were all keeped in his four major surviving works. With the influence of Guido's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becoming wider and wider, people gradually believed that Guido is the inventor of these theories, and credited Guido with other related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However, rec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theories was not invented by Guido. So,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ain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Guido's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and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them.
The first chapt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and factors of Guido's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theory, the demand of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round 11th century.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three stages of Guido's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by combing Guido's life and works. The third chapter takes the main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related to Guid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traces their historical origin and measures Guido'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heories. Finally, the fourth chapter of this paper gives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Guido's theories on musical pedagogy,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heories on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Musical Pedagogy; Guido of Arezzo; Staff Notation; Hexachord; Solmization
目 录
引 言
（一）研究背景
阿雷佐的圭多（Guido of Arezzo①，约 991-1050 年）是 11 世纪意大利本笃会修士，中世纪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之一。圭多的名字在中世纪音乐教育史上是一个传奇，他发展了一套通过线条和空间精确表示音高的方法，并传播了一种依靠音节 ut、re、mi、fa、sol、la 的唱名体系，对后世的音乐理论以及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学者称"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圭多时代②".他的《辩及微芒》（Micrologus）是中世纪最早的关于音乐实践的综合论述，其中包括对多声部音乐和素歌的讨论，受到中世纪修道院的广泛使用，并从 13世纪开始被大学使用。《辩及微芒》是中世纪被复制第二多的音乐指导书，仅次于波爱修（Boethius,480-524 年）的论著《论音乐的基本原理》（De InstitutioneMusica）。③从 11 世纪到 15 世纪，它的文本保存在至少 70 份手稿中。圭多在 1023至 1036 年间受到阿雷佐主教狄奥多尔斯（Theodaldus,990-1036 年）的保护，主教指派他为城市大教堂训练歌手。可能在《辩及微芒》完成后不久，教皇约翰十九世（Pope John XIX,1024-1032 年在位）听说了圭多创作的交替咏集、使用的独特记谱方法以及新颖的教学方法，他被召到罗马向教皇亲自阐释他的理论。
随着圭多声名鹊起，圭多的音乐教育理论和方法也得到广泛的传播，直至近代，人们都将音乐教育中使用的线谱记谱法（Staff Notation），六音列（Hexachord）、唱名法（Solmization）等理论方法归功于圭多，甚至一种以手作为音阶记忆工具的方法也被认为是圭多的发明，并冠名为"圭多手"（Guidonian Hand）。④近代以来，音乐学界对圭多的音乐理论来源产生了较大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圭多的许多音乐理论并不是由他发明，而是对已有的理论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发展，圭多作品中的理论也体现出他对前辈音乐理论学家思想的继承。⑤至于"圭多手"这种音乐学习辅助工具，则是后人发展并归功于圭多的。另外，一些阿拉伯的学者认为圭多的唱名体系是受到阿拉伯音乐理论的影响，就此与欧洲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对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来源进行专门探讨，对圭多生平经历、理论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深度也较浅，为本文的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现状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最早提到圭多名字的是 11 世纪让布卢的僧侣西格贝特（Sigberto di Gembloux）的著作《论基督教著者》（De ScriptoribusEcclesiasticis① ）。他称圭多是众多教会音乐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对其新颖的教学方法做了简要描述。西格贝特也是本笃会成员，他与圭多所处时代相近，并同属于一个隐修院系统，所以其笔下内容的可信度较高。西格贝特生活的地区位于欧洲北部（今天的比利时）地区，这也可以证明当时圭多在欧洲的影响范围已经很广。近代以来英文学术界对圭多的关注逐渐增加，在 19 世纪末就有学者开始对其理论成果进行总结。20 世纪初，圭多音乐理论受到阿拉伯学者的关注，20世纪 50 年代以来，对于阿雷佐的圭多的研究明显增多，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学者对其音乐理论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1）英译原始文献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学者们开始将中世纪拉丁语的音乐文献编译成英文版本。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音乐系教授奥利弗？斯特伦克（OliverStrunk）编译的《音乐史料选读：从古典时代到浪漫时代》（Source Readings in MusicHistory:From Classical Antiquity Through the Romantic Era）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②这本书精选了历史上重要音乐学家们的文章，其中中世纪部分主要基于马丁·格贝尔特③（Martin Gerbert,1720-1793 年）以及库瑟玛克④（Coussemaker,1805-1876 年）整理的手稿。本书的第四章《中世纪的音乐理论》包含了圭多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未知歌曲的其他规则》（Epistola de Ignoto Cantu），它是圭多在彭泼萨修道院时所写，其中记述了圭多在彭泼萨进修期间提出的音乐理论，重点包含了他发展的两个划时代音乐创新--四线记谱法和六音列体系，为其日后在阿雷佐教堂的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篇是《交替咏集绪言》（Prologus in Antiphonarium），写于 1030 年左右，是参照《论未知歌曲的其他规则》整理出来的学习歌唱初级阶段的小册子，它也是《交替咏集》①的绪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圭多在阿雷佐的第二时期（大概一直到 1036 年狄奥多尔斯逝世）编纂了《交替咏集》，可惜此书早已散佚。在《交替咏集绪言》中，圭多介绍了《交替咏集》圣咏旋律中运用的记谱规则，努力使歌手们脱离老师或单弦琴来学习演唱。
由沃伦·巴伯（Warren Babb）翻译，克劳德·V·帕利斯卡（Claude V. Palisca）编辑的《音乐中的于克巴尔，圭多和约翰：三篇中世纪论文》（Hucbald, Guido andJohn on Music: Three Medieval Treatises）一书也是本文重要的原始文献来源，该书属于耶鲁大学音乐理论翻译丛书，包含了三篇中世纪音乐学家的重要作品，分别是法国音乐理论家于克巴尔（Hucbald,约 840-930 年）的《论和谐的法则》（DeHarmonica Institutione），圭多的《辩及微芒》以及 11 世纪英国音乐理论家约翰·科 顿②（John Coton）的《论音乐》（De Musica），在每一篇翻译之前都有克劳德对作者以及这部作品的详细介绍。这些译本的拉丁版本来源不是直接来自格贝尔特的手稿集，圭多和约翰的翻译是基于荷兰音乐理论家约瑟夫·斯密茨·范·韦斯伯格（Joseph Smits van Waesberghe）在《音乐手抄本集》（Corpus Scriptorum deMusica ）系列中的评述版本。这本书包含的三篇作品对于中世纪音乐理论研究有着重要地位，其中对圭多生平及其理论来源做了详细的梳理，在英文学术界被广泛引用。
由多洛雷斯·佩谢（Dolores Pesce）主编的《阿雷佐的圭多之<以诗说规则><交替咏集绪言><致同修会兄弟迈克尔书>:附有简介、注释、索引和新手稿目录的评译本》（Guido D'Arezzo's Regule Rithmice, Prologus in Antiphonarium, andEpistola Ad Michahelem: A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Annotations, Indices, and New Manuscipt Inventories）是由加拿大中世纪音乐研究机构中世纪音乐协会编译出版的作品，其中收录了圭多的主要理论成果，同时对圭多以及他每一篇作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注解。在附录中提供了索引和手稿目录，为更好地理解圭多的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③ （2）英文理论作品目前英文学术界对圭多音乐理论的研究专著较少，相关论文较多，对于圭多的研究主要囊括在对中世纪音乐以及教育理论的作品中。例如，由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主编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史》（The Cambridge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Theory）是研究中世纪音乐理论重要的文献，其中第二卷，大卫·E·科恩（David E. Cohen）的文章《中世纪早期的音符、音阶和调式》
（Notes,Scales,and Modes in the Earlier Middle Ages）对早期阶段的音高表示法、唱名法以及理论系统化的教会调式提供了相当详细的审查。作者探究了 9、10世纪音乐家们对音乐理论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他们的理论如何在 11 世纪得到综合，以及他们的理论在圭多理论中的体现。作者认为圭多代表了 11 世纪意大利北部学派音乐理论的顶峰①这对于研究圭多音乐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关于音乐书写与记忆的相关研究。
约瑟夫·斯密茨·范·韦斯伯格的文章《阿雷佐的圭多的音乐记谱法》（TheMusical Notation of Guido of Arezzo）主要研究了关于圭多对记谱法的贡献。作者是上世纪阿雷佐的圭多的重要研究学者之一。这篇文章和另一篇关于儿童音乐训练的文章，都是1950年在意大利举办的纪念圭多逝世900周年征文②的获奖文章。
作者从记谱法的角度分析得出阿雷佐的圭多对音乐教育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他引入了一种新的记谱法，二是他发展了一种学习读懂这些乐谱的方法，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今天仍然处在圭多的时代，因为除了在符号和教法上的小变化，他的系统一直保持到今天。
但是，圭多记谱法在 11 至 13 世纪发展和传播一直被大家所忽略，从而造成历史上最常出现的对圭多乐谱的错误解读：一个带有红色的 fa 线和黄色或绿色的do 线四线乐谱。③本篇文章共分为 4 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解了圭多是如何设置他的记谱法的，第二部分作者对中世纪手稿的考察，分析梳理了 11-12 世纪使用严格意义上圭多记谱法的手抄本，最终得出圭多的记谱方法早在 11 世纪和 12世纪就被广泛采纳并付诸实践。第三部分作者分析了圭多记谱法是如何在 11-12世纪发展和传播的，以及后人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什么改进。第四部分作者探讨了圭多提出的记谱法其原创性的问题，同样也是通过对 11 世纪关于音乐记谱法手稿的考察，分析出圭多记谱法的原创特征。
列奥·特莱特勒（Leo Treitler）的《西方音乐书写的开端：历史和符号学方面》
（The Beginnings of Music Writing in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Semiotic Aspects）系统阐释记述了音乐符号的起源和发展。从加洛林王朝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音乐符号，最开始只是附加在语言文本上，在即兴表演时起引导和提示作用。慢慢地开始在一些简单的纽姆符号上增加了谱线，最后发展成为圭多的四线谱。这个新系统的目标不同于早期纽姆符号为了更好地辅助表演，而更多的是为了帮助学习音乐的人更快地掌握歌曲。在圭多之前，这些古老的符号，代表的是歌曲的大致走向而不是音高，并不适合成为教学工具。①圭多称通过他的记谱法，过去由于对诗篇演唱不熟悉而受罚的男孩们，能够自己正确地轮流吟唱。"（他们）不再需要老师，在上帝的帮助下，聪明好学的人只要足够细心理解我们是如何精妙安排这些纽姆的，就可以做到（自由演唱）②".
同时，随着这种记谱法的进一步发展，它对于音乐交流和发展的意义更加深刻。在特莱特勒另一本著作中他提到："当音乐书写和发声完全划上等号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种自主的直接交流方式，而不再是像于克巴尔说的那样，只是作为记忆的辅助工具。" ③约翰·海恩斯（John Haines）的《音乐记谱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Musical Staff）探寻了音乐记谱法的起源问题。作者认为很少有历史学家试图透过圭多的光环，对他在音乐记谱法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细致入微和负责任的描述，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圭多记谱法的原型早于他一个半世纪就已经存在，圭多作为"四线谱的发明者"的身份是站不住脚的。④在文中，作者通过对圭多之前乐谱手稿的研究，来探寻这种记谱法的源头，最终得出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记谱法与圭多所发明的内容有一定差距，因此不能将今天所使用的记谱法完全归功于他。
霍普·R·斯特雷尔（Hope R. Strayer）的《从纽姆到音符：音乐记谱法的演进》（From Neumes to Notes: The Evolution of Music Notation）同样研究了记谱法的发展问题。作者将目光聚集在从 9 世纪新音乐的起源到 14 世纪新艺术时期的发展。当时的音乐记谱法不断地创新和改进，这些创新与口授传统相互作用，以满足每个时期的音乐需求。⑤这篇文章较为全面地探讨了 9 世纪纽姆符号的出现，与圭多所使用的记谱法进行对比研究，并考察了在后来的音乐理论中这些记谱方法是如何改进的。
查理斯·M·阿特金森（Charles M.Atkinson）所著的《关键的关系：中世纪早期音乐中的音系、调式和记谱法》（The Critical Nexus: Tone-System, Mode, andNotation in Early Medieval Music）把音系、调式和记谱法看作相互交织的网络，作者将圭多之前的音乐家提出的相关理论与他之后的理论作为整体进行考察，选取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手稿案例，探寻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全面的把握圭多音乐理论的来源与发展。
安娜·玛丽亚·巴斯·伯格（Anna Maria Busse Berger）的《中世纪音乐以及记忆的艺术》（Medieval Music and the Art of Memory）研究了记忆在早期素歌和复调音乐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该书关注了这些音乐相关文本的来源，以及它们得以保存的文化实践。本书深入研究了音乐是如何以及由谁创作和传播的。
作者在书中写到中世纪许多的音乐理论是口头传播的，记忆在其创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作者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音乐的普遍趋势是越来越依赖记谱法，似乎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早期。虽然记谱法产生了，在大多数场合，歌手们仍然然通过记忆演唱，因为他们必须遵循用心演唱的传统（Sing by Heart）。尽管有一些礼拜仪式的手稿存在，但作者也给出了相关证据表明，神职人员大多数时间都是按照记忆进行表演的。文中还指出圭多有许多关于背诵的重要参考，从背诵所有音程间隔开始，强调记忆必须和理解相结合。
以上这些研究只有韦斯伯格的文章是对圭多有线记谱法的专门研究，但他完全认同这种记谱方法是圭多的独创，并认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记谱法仍是源于圭多的发明，与后面几篇论文的观点产生了矛盾，后面几篇文章的研究相对全面地探讨了有线记谱法的历史起源，从中可以发现圭多使用的一些元素在他之前就已经产生。另外，将圭多的记谱法与当时圣咏演唱记忆相结合，也更加能看出书写与记忆在中世纪相互交织的发展情况。
其次，是关于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
苏珊·福舍·韦斯（Susan Forscher Weiss）和辛西娅·J·塞勒斯（Cynthia J.
Cyrus）等学者主编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教育》（Music Education in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也是研究中世纪音乐教育以及圭多教育理论的重要文献。这本书不是简单的记叙，也不是音乐教育从 10 世纪到 17 世纪的编年史，而是由不同作者通过对音乐家、作家、教师和学者们观点的整理，阐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学习和教授的论文集合。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另外包括三个不同视角的评论。每一章由不同的学者撰写，讨论的主题相当广泛，如"中世纪教学法""文艺复兴时期的学习场所""文艺复兴时期的材料和背景"以及"修道院的音乐教育和教师"等。本书第二章由多洛雷斯·佩谢撰写，作者主要探讨了圭多的唱名法系统的诸多问题。比如在今天的音乐教学中，唱名法得到广泛使用，这是否是圭多发明它时的意图？圭多时代的歌手是如何应用它的？以及当时更古老的音乐学习方法是否被抛弃？同时，作者通过研究圭多在《致同修会兄弟迈克尔书》（Epistola Ad Michahelem）中提到的关于唱名法音节内容，来推测出一些圭多没有讲出的内容，并最终阐明"音乐理解"（Musical Understanding）对圭多的意义。作者还提出，圭多教学方法与波爱修所提出的"语言与感觉、想象和理解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共鸣。
达米安·萨格里略（Damien Sagrillo）的《欧洲文本下的唱名法以及视唱技巧》（Solfège and Musical Sight Reading Skills in a European Context）认为圭多的唱名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篇文章展现了圭多之前音乐学习的背景，圭多的各项音乐理论是如何互相支持在教学中发挥作用的，作者探讨了在接下来几个世纪关于乐器和演唱在音乐教学中优先性的争论①，以及唱名法是如何传播和使用的。最后作者也提出了视唱练耳发展到今天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展望。
约瑟夫·斯密茨·范·韦斯伯格的《阿雷佐的圭多的儿童音乐训练理论》（Guidoof Arezzo and Musical Improvisation），关注了圭多有关儿童音乐训练的理论。这篇文章认为圭多在儿童音乐训练方面的理论是非常超前的。作者对《辩及微芒》
第十七章的拉丁语原文内容进行梳理研究，认为圭多的创意为年轻学生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演唱训练方法，"他是一个有天赋的音乐教师，他的目标不单单是让他们学会唱歌，还要形成学生的品味和心智，发展他们的旋律感②".作者还认为，这一章中圭多的理论是如此超前，以至于这些内容在之后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理解和重视，其中隐含的音乐教学元素没有得到发掘。虽然这种儿童音乐训练的理论最初构思于 1025 年左右，但时至今日，它仍然保持其独特性、原创性和稳固性的特点。③塞缪尔·D·米勒（Samuel D. Miller）的《阿雷佐的圭多：中世纪音乐家和教育家》（Guido d'Arezzo: Medieval Musician and Educator）是一篇研究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专题论文。作者认为尽管音乐历史学家传统上赞扬了圭多的某些理论方面的工作，但他们很大程度上忽视或误解了他的贡献，也忽视了他是音乐教育方法论的真正先驱和创新者。④文中讨论了圭多的著作《辩及微芒》创作时间的争议以及它与同时代其他音乐理论作品的关系。作者提到圭多的理论与儿童音乐训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第一个为这部分音乐教育设计和采用新方法的人。
文章也分析了"圭多手"之所以能成为音乐教学重要方法的因素，以及手在音乐学习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圭多理论仍有许多争议，但圭多在音乐教育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圭多对音乐教育的创造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日常与年轻人工作时产生的音乐教育相关问题所激发出来的。当圭多早期在音乐教育理论史上崭露头角时，他就关注到了影响当今音乐教育者的同类问题⑤".
卡罗尔·伯格（Carol Berger）的文章《手与记忆的艺术》（The Hand and theArt of Memory），包含了较多关于"圭多手"的观点。作者研究了从 9 世纪末到12 世纪初的论文中关于"手"的理论的出现和早期发展。通过了解"手"代表的意义，就可以将音乐中常用的所有音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视化，并且帮助我们将它们写下来和读出来。作者认为音乐中的手作为一种记忆手段，它最初来源于古典的记忆艺术，其结构属于罗马教科书中描述的修辞系统。作者还提到，在圭多时代之前，手已经被用作教学和记忆各种科目的工具，包括非音乐性的（如历法）和音乐性的（如早先的四度音阶）。但是关于手作为记忆辅助工具的起源问题很难确定，因为那个年代的音乐理论家，尤其是圭多，很少提及自己的理论来源。
①马克·A·利奇（Mark A. Leach）的文章《His ita perspectis② :圭多教学方法的实践性补充》（His ita perspectis: A Practical Supplement to Guido of Arezzo'sPedagogical Method）通过研究圭多给兄弟迈克尔的信件中的内容，探讨了圭多音乐教育系统的发展。这篇文章表明在圭多之前，教会通过单弦琴来教孩子们歌唱，圭多在此方法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在最基本的教学阶段使用单弦琴是没有效率的，从而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教学系统。圭多称利用这个方法，培养一个熟练的歌手的时间将大大减少。但是圭多的方法依赖于他所给出的一些乐谱示例，但在抄写流传中，其中大部分都已丢失，使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其理论，作者认为 Hisita perspectis 是对圭多的教学系统很好的补充。③安娜·J·赖森韦弗（Anna J. Reisenweaver）的文章《阿雷佐的圭多以及他对音乐学习的影响》（Guido of Arezzo and His Influence on Music Learning）主要研究了圭多对音乐学习的影响。安娜认为"作为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之一，圭多的音乐教育方法是他那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④".作者以圭多的生平信息以及主要作品为背景，介绍了圭多主要的音乐教育理论。作者提出圭多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扩展和重塑了他那个时代的音乐体系，改变了音乐的传授方式，确立了自己的音乐观念，成为音乐遗产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介绍六音列时，作者提到圭多的理论代表了中世纪理论传统对波爱修理论的继承，并且这一理论早已被于克巴尔、奥多以及《手册》（Enchiriadis）的匿名作者等这些圭多之前的理论家所使用。⑤该文章还认为虽然圭多在六音列体系上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的，但圭多的唱名法体系却是圭多独创的。对于"圭多手"的来源问题，虽然它以圭多的名字命名，但"圭多手"的确切来源是未知的，也没有在圭多的任何著作中提及。圭多的理论系统在之后的历史实践中也得到了考验，被进一步地改进，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形态。最后，作者也讨论了圭多的音乐教育理论在学界不同的评价。
塞萨里诺·瑞尼（Cesarino Ruini）的文章《当今中世纪音乐教学：古文字和音乐史教育新方法》（Teaching Medieval Music Today: New Approaches toPaleography and Music History），以圭多的音乐理论教学为例，阐释了现代音乐教育中对中世纪音乐解读的新方法。作者提到圭多的著作中不仅包含了他创新的技术细节，还包含了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机制。所以一方面，圭多阐释了自己的音乐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另一方面，这是结束他那个时代礼拜仪式混乱的唯一途径，从而实现自加洛林时代以来普遍渴望的礼拜仪式标准化的理想。然而，在这背后，隐藏着对中世纪僧侣和一般宗教生活更大的关注：减少他们在传统圣咏的学习中所浪费的大量时间①，是一个新颖的研究视角。
以上这几篇文章有一些专门探讨了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某个方面，有的则是对圭多音乐教育理论进行了综合的评价，如塞缪尔·D·米勒和安娜·J·赖森韦弗的文章，较全面的涵盖了圭多的主要理论，但他们没有对圭多理论的来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圭多个人的评价也不够客观。另外塞萨里诺·瑞尼等学者的观点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颖的视角，如中世纪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对圭多音乐教育理论发展的，值得做进一步研究。
再次，对于圭多其人及其主要作品也有一些专门的研究。
斯蒂芬诺·门戈齐（Stefano Mengozzi）的《中世纪音乐理论的文艺复兴：
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圭多》（The Renaissance Reform of Medieval Music Theory:
Guido of Arezzo between Myth and History）是一本研究圭多音乐理论的专著。作者追溯了圭多从 11 世纪到 16 世纪末音乐理论的发展，研究了为何圭多的六音列体系会被当做是现代自然音阶体系的基础。这本书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有四章。第一部分是《音乐理论与实践中的圭多唱名法》，主要关注 14 世纪之前的史料，涵盖大部分圭多音乐思想的历史与发展。第二部分《人文主义时代的音乐课程改革》，研究了 15 和 16 世纪的一些案例，探讨在圭多之后六音列系统基本理论出现的历史环境。
门戈齐将 15 世纪理论家们对圭多体系的改革或"扭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宗教、政治和社会趋势联系起来。根据作者的说法，圭多音乐体系已经偏离了它最初的目的，圭多的方法纯粹是作为一种实用的教学工具，而不是后来被认为是早期音乐理论基础。
W·S·洛克斯特罗（W. S. Rockstro）的文章《伟大的音乐改革家之二：阿雷佐的圭多》（The Great Musical Reformers. II. Guido d'Arezzo）在 19 世纪末较为全面地对圭多进行了评价，也代表了这一时期对圭多评价转向的开始。作者称圭多对教育系统的改进的确非常实用，以至于他的名声被过分夸大。①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圭多是这些音乐理论的改革者，而不是发明者。文中作者将圭多的作品与前人的一些音乐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并从圭多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词存在的模糊性分析出其理论中某些借鉴的内容。文章全面分析了历史上归功于圭多的各项音乐理论，认为圭多作为一个改革者，其成果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布莱尔·沙利文（Blair Sullivan）的《阿雷佐的圭多<辩及微芒>的阐释模式》
（Interpretive Models of Guido of Arezzo's Micrologus）这篇文章以圭多的重要作品《辩及微芒》为基础，研究了圭多在他的知识遗产中所表达思想的本质，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圭多的音乐训练和知识遗产是什么？二是 11 世纪音乐艺术或者说音乐学科的概念是什么？作者分析了圭多《辩及微芒》中的音乐理论以及传统的音乐理念，最终得出圭多所发展的歌唱音节基于旋律和祈祷，它包含内化的柏拉图精神模式和外化的语法模式。②希查姆·查米（Hicham Chami）的论文《解构中世纪传奇人物：阿雷佐的圭多--阿拉伯的影响与历史想象的角色》（Deconstructing a Medieval Legend:
Guido d'Arezzo, the Arabian Influence, and the Role of Historical Imagination）是一篇阿拉伯学者的论文。作者通过列举并分析大量阿拉伯对中世纪文化和科学创新影响的例子，来证明圭多的唱名法并不是由他"发明"而是"发现"的。作者的这个观点最先是由阿拉伯学者先驱亨利·乔治·法默（Henry George Farmer）在 20世纪初提出，在当时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学者的抵制。作者以科林伍德的"历史想象"理论为理论依据，探索"历史想象"在构建历史叙事中的作用。③通过对比圭多的唱名法体系和阿拉伯早期的音乐理论，来研究该问题。阿拉伯学者的前提是建立在中世纪从东往西传播的大量知识的基础上的。
文章第一章梳理了圭多的生平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第二章集中论述了阿拉伯理论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第三章重现了亨利·乔治·法默和爱尔兰音乐学家凯瑟琳·施莱辛格（Kathleen Schlesinger）的三轮辩论。作者的结论是基于阿拉伯理论浪潮对欧洲的影响，整个一生都在修道院体系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圭多，是不可能没有受到某些阿拉伯音乐理论影响的。
爱德华·格林（Edwrd Green）的《<辩及微芒>第 17 章写了什么--一个新的答案》（What Is Chapter 17 of Guido's Micrologus about?A Proposal for a NewAnswer），与半个世纪前韦斯伯格的文章一样都是对《辩及微芒》第 17 章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给出了新的观点：作者认为《辩及微芒》第 17 章的规则是鼓励学生领会元音重复表达的影响。本文不仅对圭多的文本和音乐实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还与中世纪其他音乐理论家的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圭多在本章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向其他音乐家传达充分尊重音乐中词语的必要性，要爱每一个旋律与歌词完美结合的方式①，体现出圭多在那个时代一种超前深远的音乐思想。
以上的研究体现了 19 世纪以来对圭多及其相关理论和作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对圭多本人的评价也更加的客观，学者们开始探讨圭多在其音乐教育理论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分析其原创程度，同时对他的理论和作品的研究也更加的细致和深入。
除上述作品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圭多的音乐理论，如弗兰克·亨切尔（Frank Hentschel）的《中世纪感官音乐美学：奥古斯丁、列日的雅克以及阿雷佐的圭多的案例》（The Sensuous Music Aesthetics of the Middle Ages: theCases of Augustine, Jacques de Liège and Guido of Arezzo②）、康斯坦特·J·梅夫斯（Constant J. Mews） 和卡罗·J 威廉姆斯（Carol J. Williams）的《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古今：从阿雷佐的圭多到雅各布》（Ancients and Moderns in Medieval MusicTheory: from Guido of Arezzo to Jacobus③）以及卡波娃·特狄安娜（Kablova Tetiana）的《中世纪时期的音乐精神》（Musical Ethos of the Epoch of Middle Ages④）等文章从音乐美学、音乐话语以及音乐时代精神等方面分析圭多的音乐理论与中世纪其他音乐理论的互动和发展。
总体看来，在英文学界，对圭多及其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都已经非常深入，圭多的主要理论著作也都已有英文翻译版本，主要的研究重点更偏向于音乐学范畴，缺乏对圭多及其音乐教育理论系统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德语、法语以及意大利语等语言的研究成果也是圭多及其理论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受笔者语言水平所限，不能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版任何关于圭多音乐理论或音乐教育理论的研究性专著，圭多的名字多是出现在一些与音乐理论历史相关的著作和译注中，其中大部分也仅集中于对圭多音乐理论基本内容的描述，对其音乐理论的来源以及发展的探究甚少，对其本人生平，生活环境，音乐思想以及教学理念的深入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中文论文方面，研究进展也是出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中央音乐学院的意大利籍学者林敬和（Enrico Rossetto）是首位在期刊上发表关于圭多论述的学者，他的三篇文章《怎么学会一首未知的歌曲--对阿雷佐的规多<致同修会兄弟迈克尔书>的介绍和翻译》（上）、（中）、（下）连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这三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对圭多流传至今的一封信件《致同修会兄弟迈克尔书》进行介绍和翻译。在第一部分，作者介绍了圭多的生平和背景，同时尽可能全面地阐释了圭多在音乐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对《致同修会兄弟迈克尔书》这篇圭多重要文献的翻译，有助于更好理解圭多对其教学方法的阐释。同时，作者在文中称"谈到圭多的教育焦点，圭多与 11 世纪或较早的理论写作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学上的问题尚未解决①",这也恰好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方向所在。
学位论文方面仅有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王硕的《规多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圭多教学理论的相关文章。该文章从音乐教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圭多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重新界定和审视。作者通过梳理圭多生活的时代背景、音乐生涯、理论创作及教学实践的系统性研究，挖掘理论核心内容的"教育性"和"实践性"内涵，阐释圭多音乐教育理论的核心价值与教育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圭多的音乐理论尚处在起步阶段，大多是对圭多理论的翻译和引进，或是对其某一方面的理论进行简单的阐释，并且存在一些错误的信息，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国外学术界对圭多及其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在圭多音乐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但在圭多音乐理论来源和发展等问题上还存在一定争议。本文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梳理，尽可能将圭多音乐理论来源及其传播发展的路径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
（三）概念界定
首先，本文的时间分期方式大致按照中世纪音乐形态的发展情况，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中世纪音乐的早期为 5 世纪中叶至 11 世纪晚期，中世纪音乐的盛期为 12 世纪初至 13 世纪晚期，晚期的中世纪音乐则大概在 1300 至 1450年前后。
其次，本文中涉及"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理论"两个概念。"音乐理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概念，古希腊时期的"音乐理论"（theoros）属于科学的范畴，它又被古代作家称作"谐音学"（Harmonics）；而从加洛林时代开始产生了更加广义的"音乐理论",则指代与音乐相关的各种理论。就"音乐教育理论"而言，笔者认为其泛指将当时的"音乐理论"运用到教育中并发挥作用的所有理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圭多，他所发展的"音乐理论"主要应用到圣咏演唱的教育中，因而将其称为"音乐教育理论".
再次，本文所涉及的宗教改革概念，主要指 11 世纪的主教叙任权之争中教皇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领导与推动克吕尼运动，鼓吹教皇权力至高无上，反对世俗君主操纵主教叙任权，在这个过程中，圭多音乐教育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前圭多时代的音乐理论及音乐发展环境
（一）音乐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二）圭多之前的音乐教育环境
（三）政教环境对音乐教育的影响
二、圭多生平及其主要著作
（一）圭多生平
（二）圭多的主要著作
三、圭多的音乐教育理论及其来源
（一）线谱记谱法
（二）六音列和唱名法
（三）圭多手
四、圭多音乐教育理论发展和影响
（一）推动了音乐教育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二）促进了音乐教育理念的转变与升华
（三）奠定了复调音乐发展的基础
（四）成为了宗教改革的工具
结 语
推动圭多音乐教育理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古代的音乐理论通过罗马的理论家拉丁化传递到中世纪，特别是加洛林时期古希腊音乐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学习，造成了"思辨性"的理论（speculative）和"实用性"的理论（practical）的对立局面，换句话说，就是希腊音乐理论与圣歌演唱实践之间的对立。中世纪理论家用"musicus"（音乐家）和"cantor"（歌手）的划分，来代表不同的理论阵营。从九世纪开始，便出现了一些将二者相调和的理论成果，诸如"手册"著作、于克巴尔的《论和谐的法则》以及冒名的奥多的《音乐对话》
等等。虽然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综合了两种理论，但仍然实用性不高。在这时，圭多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他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实践目的的音乐教育理论上，筛除那些对圣歌演唱实践没有帮助的理论内容，使得一些实用意义极高的音乐教育理论得以发展。
第二，基督教音乐发展以来，音乐的a教育就一直保持着口口相传的形式，歌手们凭借日复一日的练习，记忆大量的歌曲。圭多看到了这种学习方法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因而发展出一套新颖的学习方法，大大提高了歌手们的学习效率，并且圭多在其理论上不断升级优化，对后世的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在圭多所生活的时代，世俗王权的发展超越了教皇的权威，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使得教会和修道院内部的管理混乱不堪，基督教礼拜仪式遭到了破坏。
圭多发展音乐教育理论，也是为了结束当时的这种混乱局面，推动了礼拜仪式的标准化，因而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和推广。
圭多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教育，深入了解其作品就会发现，圭多在六音列、唱名法以及音乐记谱法方面的发展都是为了改进他那个时代音乐学习的方式。由于他对这一目标的热情和投入，他的发展不仅对音乐的教学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整个音乐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音乐教育理论并非圭多一人独创，而他身后博得的名声也含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在他的畅销书《根》（Roots）中改写了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的名言说道："绝大部分历史是由赢家书写的①",而圭多，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个赢家。
圭多凭借他发展的一系列音乐教育理论，其声誉在他去世后的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都得到持续。中世纪理论家约翰·科顿在其著作中将圭多描述为"大家公认的自波爱修以来我们领域最伟大的人①".
直到 19 世纪，这种热度也是有增无减。斯蒂芬诺·门戈齐谈到："到 19 世纪早期，对圭多音乐理论贡献的评价已经带有一种更明显的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②例如意大利的爱国者和作家路易吉安杰洛尼（Luigi Angeloni,1758-1842），他为了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而不懈斗争，他认为意大利的文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先进性，其中圭多的六音列是现代自然音阶的标准这一概念就是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③19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音乐历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圭多音乐理论贡献的评价也更加谨慎与客观。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使我们去重新思考现在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的历史他异性。通过在历史留下的雪泥鸿爪中，探寻每个理论的发展足迹，使我们对其过去和现在的内容和价值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最后，回到圭多本人，虽然圭多因为这些音乐教育理论而名声大噪，但在其理论作品中并没有任何夸耀性的语句，也没有将这些理论成果归功于自己。相反，圭多作为一名修道院僧侣，并不追求名利，而是真心希望能够帮助歌手们更加简单高效地学习演唱圣咏，以及自己的生命在基督里得到救赎。在当时的写作习惯中，几乎没有人会专门阐释自己的理论来源。圭多的字里行间表现出极大地谦逊，他在《致同修会兄弟迈克尔书》中是这样说的："受上帝之爱的启发，尽管非常地不配，我尽可能且尽快地将上帝给我的恩惠与你分享，不只是你，还有其他我可以分享的人；这样，当那些后来的人能顺利地学习演唱我和前辈历经艰难才学会的圣咏时，他们可能会为我、你以及其他助手们祈求永远的救赎，愿我们的罪藉著神的怜悯，或至少藉著这么多人的祈祷，得以赦免。"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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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连矣。行文至此，便是论文的结尾了，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十几年来的求学生涯也来到了尾声。想当初选择该题目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主要是因为一直以来对音乐艺术的极大兴趣，加上在阅读中发现了近代音乐史研究中对圭多的历史评价发生了转向，从而希望做进一步的研究。但身为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本人对于音乐理论知识掌握可谓是寥若晨星。因此，在前期的准备中我通过翻阅专业书籍、学习中央音乐学院和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公开课程等方式学习了基础的乐理知识，但在理解上仍存在诸多困难。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除了要对圭多的音乐教育理论进行理解，还要面对各时期、不同语言的音乐术语的翻译，好在前人已经留下一些参考，让我可以攻玉以石。虽然受自身学术水平所限，最终完成的文本仍不完美，但也希望本文的内容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帮助。
于东师三年，可谓收获颇丰，这离不开老师、家人、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借此机会向他们致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云龙教授。自入学以来，王老师就鼓励我们突破过去教育背景所带来的思维定式，课上课下都与我们强调逻辑性与思辨性的重要意义。学生愚钝，没能取得太大的进步，但在老师博学才识和精深思想的耳濡目染下，也极大地拓宽了眼界，找到了努力的方向。除此之外，王老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悉心指导，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在生活中给予我许多关心和帮助，在国际教育法治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中更是给与我诸多的锻炼机会，教会我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总之，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我要感谢王晋新老师、张晓华老师、王恒伟老师、孙义飞老师、唐艳凤老师以及朱君杙在我论文开题报告中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感谢公蕾老师和唐艳凤老师在中古所和支部日常管理中的辛苦付出以及对我的帮助。感恩在师大期间有幸聆听朱寰先生的教诲，先生将作为我一生的榜样。感谢上海音乐学院伍维曦教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专业知识的指导。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及外公外婆对我的养育，感谢他们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关心、包容我、支持我，引导我树立了正确的三观并培养了独立的人格，他们将永远作为我最坚强的后盾。此外，很幸运求学道路上结识了许多同窗好友，感谢室友任世豪、刘波远在生活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刘倩倩、田晓芳、张爱玲、吕宏蒙、王欢以及刘闯等同窗好友一直以来的陪伴和勉励。在此，还要感谢高露师姐、张泽师兄以及好友刘彪彪同学对我论文写作的帮助和指导，余不一一。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在此就要告一段落，但我知道我的人生并没有在这里划上休止符，而是满载着感动与收获，继续在人生的新篇章中高歌猛进！
